吴宓，（１８９４－１９７８）陕西泾阳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国学大师、诗人，学贯中西，融通古今，享年84岁。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又经受了东、西两种文明的洗礼。他曾将自己的一生分为三个28年：第一个28年（1894—1921），他过得十分惬意，考上清华留美预备班，远涉重洋，投身在新人文主义掌门人埃尔文·白璧德门下，拿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与吴芳吉、陈寅恪等博学之士缔交，激扬文字，树立志向。第一个28年，定位了吴宓人生的基本角色，为其成为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身份夯实了基础；第二个28年（1922—1949），他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主编《学衡》杂志，《大公报》、《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与胡适、鲁迅等人打笔仗，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至尊地位，同时宣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译介西方文学作品，执教于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培养了众多后来在中国学界叱咤风云的大师。研究红楼梦，成为著名红学家。吟诗立论，开创中国比较文学先河；第三个28年（1950—1978），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批斗时扭断左腿，眼睛失明，无奈离开心爱的讲台，遭到小人的包围，钱财被骗，敝帚自珍的书稿和日记散失殆尽，晚景凄凉。
转身成为文化名人
就吴宓人生的三个阶段而言，第二阶段无疑是最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吴宓早在三原宏道学堂，便已尝试办过一份《陕西杂志》，而在清华求学时，也与汤用彤有经营印书及编译杂志的想法。 1922年，吴宓在南京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创办《学衡》杂志，并任主编，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并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在东南大学三年，每年开设新课程，如《欧洲文学史》等新课，为当时国内大学所不多见(除吴宓外仅有北大教授周作人开设过此类课程)。此外，吴宓在授课之余，主持编撰《学衡》杂志，每月按期出版。他感到教、学有成，十分充实，因而认为“1921－1924三年中，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整体而言《学衡》杂志所刊登之文章，不似传统保守主义者的言论，立场较为持平，这与吴宓的努力有相当之关系。而吴宓不计代价的孜孜从事此一吃力不讨好之工作，是希望将其理想与抱负，借《学衡》传播出去，因此所发表之文章，也较能忠实的体现其思想。如苏光文先生所说，在《学衡》时期的吴宓，“人品和文品定型了、成熟了，并得到了充分的显露。了解和认识这个时期的吴宓，即可了解和认识吴宓全人之大半。”也正是这一段经历，为吴宓贴上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从此他再也没有丢掉这个标签。当然现在看来，以文化保守主义来概括吴宓的一生显然有失偏颇。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聘请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位学者为研究院导师，还网络了当时在北京各个高校对国学有很高造诣的学者去讲学。他积极地招收全国各地热心于国学教育和国学研究的学子，设立章程、筹建图书馆，吸引多方贤士，一时号称得人。研究院被称为“国学研究院”，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国学人才。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中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上的一个成功典范，对于20世纪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清华国学院培养出来的大批优秀人才，20世纪的中国教育史、学术史可能要改写。对此北京大学周辅成教授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试想，如果没有十几年的《学衡》，又没有清华国学研究院培养的一批人才留诸后世，那么，近半世纪中国著名大学的国学水平，将不知降落到何种程度！”陕西文史馆馆员蔡恒教授说：“如果没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没有它培养出的一大超高质量超高水平的国学专家，以及这些专家的再传弟子，今天整个中国的国学水平，可能不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样子。为此，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谢吴宓。”可以说创办国学研究院是吴宓一生最大的成就之一，此事说明除了深厚的文化功底外，他还有超强的综合协调能力，这与吴宓以后给人的“书呆子”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此时的吴宓更像一个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而不是名教授。
1928年，吴宓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他编古典文学，邀请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编新文学。1930年，吴宓赴欧洲旅游，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等许多国家，访问了雪莱、司各特、卢梭等人的遗迹。次年结束欧洲归国，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为造就“博雅之士”。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第一流系科。他精研《红楼梦》，视角独特，见解独到超前，与胡适、俞平伯相比毫不逊色。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
这时候的吴宓，可以说春风得意，雄姿英发，成为民国时炙手可热的文化名人，国内各个一流大学竞相聘请他。除了大学名教授这个头衔外，他还是著名的“媒体人”。
比我们普通人差
拥有渊博的知识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但对吴宓却不见得。吴宓是名教授，他有自己的操守和坚持，他是儒教文化的忠实践行者。少年时在三原宏道书院上学时，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理想雏形，相信传统文化不可一概否定，要在重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学，他的一生都在守护传统文化。新中国在文化教育上照搬苏联的那一套让他感受到文化撕裂的痛楚。信仰决定命运，正因为此，他先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受尽屈辱。作为名教授，1964年以后却被剥夺了走上讲台的权利，以至于1971年在北培街头散步时，碰见有人叫他吴老师，他竟老泪纵横。他学贯中西，文博古今，却被勒令写交代及自我检查材料，每周还要参加运煤、抬木料石块、打扫教研室、擦拭桌椅等工作，他的境遇甚至比普通人差，这正应了那句“博学多能皆贾祸”。
吴宓人生的第三阶段虽然呆在高校28年，但那是一个政治放逐了诗意的年代，他没有开展过真正的学术研究。吴宓认为，人要有“安静、自由、舒适之环境，方可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在吴宓眼里，大学是给教者和学者一个疏懒闲暇的地方，这样的“闲暇”不仅要有大量的可供自由支配并能畅谈学术的时间和空间，还包括没有来自外界的各种精神压力。一个不为生活所迫，不四处奔走谋生，而有空余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的人，才是能研究学问的人。相反，一个为生活所迫，苦苦谋生，顶住巨大精神压力，没有自由思考的人，是无法做出令人钦佩的学术的。在那特殊的年代，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搞得他精疲力尽，战战兢兢，连自沉嘉陵江，早日追随王国维、吴芳吉而去的心都有，又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搞学术研究？哪有诗意扑面而来？这些无疑对吴宓本人，还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化都是一个不小的缺失。
与此相反，与吴宓当年打笔仗的鲁迅则在他人生的最后9年，产量开始爆发：《野草》、《朝花夕拾》、《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九年内，有25部作品结集出版，从而奠定了鲁迅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地位。鲁迅何以在人生的最后九年成就了辉煌，吴宓何以在人生的最后28年受尽命运的捉弄和摆布，事事不能如意。这其中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
鲁迅人生的最后9年生活在民国时期（1927年至193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弱势政府，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却是知识分子的春天，文人有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思想和学术发声，这一段时间成就了许多大师级的人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1927年（46岁）鲁迅在上海安家，从此再无移居别处。这时的鲁迅收入稳定，家庭幸福，两年后又有了儿子。生活的安逸使他能静下心来集中时间和精力搞文学创作。吴宓人生的最后28年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政府是强势政府，是一切都以政治挂帅，一切都被政治化的时代，工作、生活、思想、情感都失去了独立性，自身尚且难保，何言创作?
个人原因是吴宓自从1929年与陈心一离婚后，个人感情一直飘忽不定，身边始终没有一个知寒问暖的人（与邹兰芳的短暂婚姻并没有带给吴宓多少欢乐）。这一点吴宓也深有体会，1970年在给陈心一的信中，他不无愧疚地说：“宓昔年离婚，实一生最大之错误。其事不但良友莫不责备，宓老年益悔痛。”他在诗中写道“沧桑历劫自心危，呴沫残生更倚谁”。我们仿佛看到，在历经劫波之后，一个垂垂老者，无依无靠的孤独。加之自身生活自理能力较差，一件经常穿的长衫胸前总是油光发亮，有几次下课后从裤包里摸出小半块冷馒头，在教室里满不在乎地啃起来，床上臭虫咬得睡不着竟不知怎么回事……
这些使他身心交瘁，晚景异常凄凉。学生茅于美回忆老师吴宓：“……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总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很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那种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鲁迅是现实主义者，当兴趣、天赋、特质、渴望和时代需求最好地结合在一起时，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吴宓是理想主义者，当信仰和梦想与现实格格不入时，吴宓的悲剧命运就已被注定了。也有人曾设想吴宓在1949年如果去了台湾？（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给吴宓把去台湾任教的飞机票都买好了，张其昀、傅斯年等也极力邀请）但历史没有假设。
吴宓最早在1935年－1936年给清华大学高年级的本科生以及研究生所开设了一门选修课《文学与人生》，以文学研究人生要义，强调文学既人生的表现，文学是人生的精髓所在。回顾吴宓的人生的跌宕起伏，现实中的人生他读的好辛苦。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