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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简称“冀”，究此称源起，应为大禹治水后规划天下，“以开九州”（《史记·夏本纪》语），而九州之首乃“冀州”。需要讨论的是关于“冀”字有不少争议，关于“冀州”有不少故事。为此，还是有必要作深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截止目前，从殷墟挖掘收集的带文字的龟甲兽骨，有十五万四千片。大陆、台湾、香港存十二万余片，另外被十二个侵略国家抢走两万六千多片，其中日本抢得最多，一万两千片。甲骨上刻有的文字总计五千余。甲骨文的论文、专著两千，可识别的字已达一千五百余。奇怪的是多数专家学者不认为其中有“冀”字。
这是关于“冀”字的第一个误区。
甲骨文后的金文有了“冀”字，如容庚《金文编》1373号，“令簋”有文“公尹白丁父兄于戍，戍冀，嗣乞”，该书释“冀”为“地名”，称之是“西周昭王时代伯丁父奉命戍守之地”.
东汉《说文解字》释“冀”字为“北方州也”，字音为“几利切”。
金文、小篆的释义应该是正确的。“几利切”的古音流传有序，古已如此，至今未变。
问题是对金文“冀”字形的认识，有的书如《汉字字源》（2008年10月第1版）解释为：“冀”中间“田”字是人“脸上戴的假面具”，上面“北”字的字形是“头插羽毛”，下边是一个人，正在舞台上表演“武功”。这个说法源于康殷先生1974年著《古文字形发微》关于“冀”字的解释：康把“冀”字与“鬼”字搅合在一起，形象成了人戴鬼脸。最后他也承认“冀”是地域名，如《左传》引《诗经》曰“唯彼陶唐，有此冀方”，但说那是后起义。最后也说自己的“鬼脸舞蹈”说“无由推测”。实际上康老先生考据过分，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把非常直观的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如果康先生的说法成为共识的话，是解释古“冀”字的第二个误区。
由第一、第二个误区导致第三个误区，即甲骨文无“冀”字；或对“冀”字字形、字义的误解。
其实，甲骨文中有三个字就是“冀”字，只是字形有异罢了，（因甲骨文、金文无法打字，只叙述，可查有关资料）。第一个字是“一期甲2858”号：上面一个“田”字，下边两只手拿工具，就是现在“冀”字的中下两部分。字形是手持农具在田里劳动，是会意字，《甲骨文字典》释之“义不明”。第二个字是“二期京4895”号，是现在“冀”字的中上两部分。字形是两个背靠背的人站在农田里劳动，也是会意字。甲骨上下文有“弗克冀”，“贞辛冀饮牛七月”字样，“冀”明显是地名或地域，但《甲骨文字典》却释义为“曾”字，明显文句不通。第三个字是黄绮先生著《说文解字三索》一书“冀”字栏，他是唯一认为甲骨文有“冀”字的学者。引用的甲骨文“冀”字上中下三部分都齐了：上部是两个相背人形，中部是“田”，下部是人的手，释义是“地名冀州”。但遗憾的是黄先生认为此字是“箕”字，“象人手捧箕筐形”，“冀”是由“箕”转借而来。这就有点疑问了：甲骨文“田”字是正正当当的“十”字在“口”中，象形字。而“箕”字中间的“口”不但两侧竖道上边出头，而且中间“十”字是对角线交叉，很形象的一个簸箕，十字叉也象现在编席的样子。它与“田”字大不一样。
假如把“冀”字中间的“田”或解释为“假面具”，或解释为“箕筐”就走弯路了，失去了古人造字的直观性。其实那就是个“田”字。其异体字有的“口”中间为“井”、“丰”、或“丰”少一横等等，都是“田”，象今日田中阡陌垅畦或始于夏商盛于周时“井田制”的形状，是非常形象的象形字。“田”字在古文字界早已认定，无争议，不能再解释成别的字。
在“田”里人在劳动，就是“冀”字的字形。“冀”字的原义是：“正在耕作的农田”（注意，甲骨文已有“犁”字，“耕”是可能的）。其字形有个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渐由两个两部分的字演变成上、中、下三部分的“冀”字。后来，“冀”上部两人相背，又可释为“北”，所以“冀”又有了“北方农田”的意思。所以“冀”字的规范本义应是“北方正在耕作的农田”。再后来，从播下种子可以收获的事实，“冀”又有了“希望”的引申义。这也合乎古文字含义的发展逻辑。
需要说明的是：甲骨文虽基本定形，但未最终定型，字形不断发展才得以接近完善。一个字多一点少一点，偏旁部首居左居右都很正常，如“田”字就是明证。“冀”字当然不能例外。
至于夏禹为什么称这片广袤的北方之州为“冀州”，那是很有深义的：一是黄河冲积大平原及其四周，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远非其他八州可比。二是首都所在地。还有一个原因是五行方位，后边提及。这里是夏朝农耕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最初发源地，叫做“冀州”很有道理。
夏代是不是已有文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夏禹建国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中华文明已初步发达，400多年后才是商代。商时文字数目已发现有5000余个，加上未发现或者丢失损坏的可预计为10000字。这样成熟的文字系统没有1000-2000年以上的时间是难以形成的，郭沫若认为这个过程是1500年。从考古成果讲，且不说半坡文化（公元前6800-6300年）出土陶片上的22个符号算不算古老文字，1984年中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在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年以上），在编号H3403灰坑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陶制扁壶，一面鼓起一面平直，鼓起的一面有一个红色的极似甲古文中的“文”字，平的一面也有一个红色的文字符号，均是“毛笔朱书”，经分析这个字是“邑”字，“文邑”正好可以组成一个地名。专家最后确定这是一种早期文字。而襄汾陶寺遗址就是夏朝时期的文化遗址。“毛笔朱书”比甲骨文早了至少七、八百年，比大禹时早三、四百年。夏代已有成熟文字的论点在这里找到了实物证据。这个发现的重大意义还在于，用事实批驳了部分日本学者说中国夏朝“没有出土文字”，“是个虚构的王朝”的论点。有了出土文字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个事实还说明：古代文字不只是刻在甲骨上，只是甲骨不易腐烂，才保存了下来。用来写字的也不只是“刀子”，还有“毛笔”，哪怕那只是用一根木棍绑上一束兽毛呢。
从禹分九州的排序上，也表现了夏代的文明水平和深奥的哲学思想。《尚书·禹贡》记载：九州排序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这个排序并非大禹一拍脑门的随意而为，而是遵循了五行相生之理，即：居北且治水而兴，正合五行中的北和“水”，因此“冀州”排第一；水生木，木指东方，故“冀”后排兖、青、徐三州；木生火，火指南方，故三州之后排扬、荆二州；火生土，土指中央，故二州之后排豫；土生金，金指西方，故豫后排梁、雍二州。取其相生，背其相克。这个暗合于五行的吉利排序，宋朝时就有史学家记述过。
现在衡水市冀州经一些专家反复论证、研讨，计划投资149亿元，占地5000亩用五年时间建一座“九州之首”的冀州城。其实，此冀州已非彼冀州，时越几千年，各种地域要素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已不可同日而语。叫做“仿古冀州城”无可厚非，自称“九州之首”却不妥当。现在已经建成其中的一个部分“九州文化广场”，南侧立九根高九米，直径一米的石柱，一柱代表一州，从东到西依次是扬、徐、兖、青、冀、雍、梁、豫、荆九州，冀州因为为首而居中，像照合影相时领导坐在中间，很是气派。只是这种“九州”排序完全没有了夏禹的五行哲理；也许专家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那一套，迷信！但最有可能他们并不明白古人排个儿还有许多名堂，只知大禹四肢发达能治水患，不知此君头脑并不简单，还懂得五行方位和相生相克的辩证思想，并且用在了九州排序上谁也不兴愿换个儿就换个儿。今人想学古人都学得不大像。
五行生克是上古国人对物质世界对立统一规律的朴素唯物主义认知精髓，是阴阳、四方、六爻、八卦之源，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周易》巨著。五行学说于现在的中医学、风水、算卦、相亲及太阳系行星命名还在应用。
从这个角度进一步证明夏代已超越原始社会，有了更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有证据证明产生了比较初期的文字。“冀”为“九州之首”的关键字当在其中。
下面说一说禹“冀州”和后来“冀”的关系。
“冀州”之始源于《尚书·禹贡》，《史记》给予了肯定。夏之后的几千年间，杀杀打打，分分合合，地盘划分不断变化。但“冀州”这个名称和“冀”字作为地名却幸运地延续了下来。
夏代“冀州”是一个地域名称，其范围东至兖河，西至雍河，北至辽河，南至豫河，即今天的山西、河北、河南北部，山东西部，辽宁一部、内蒙古一部，是一个面积很大的范围。夏的首都也不是现在的“冀州”，而是今天的郑州登封王城岗，这个论点已被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证实。
其后诸朝代，“冀州”的规格升升降降总体呈缩小之势。有时是“省级”，如三国和南北朝时的“冀州”；有时是“地级”，如唐朝“道”下的“冀州”和宋朝“路”下的“冀州”；有时是“县级”，如1914年民国时设的“冀县”和现在的“冀州市”。
“冀州”筑城池，始于汉高祖六年，地址在今衡水市冀州附近，考古发掘已初步提供了证据。而“河北省”1928年设立，其简称为“冀”。今天的“河北省”比开始设省时面积大了一些。
总的说，上古时代的“冀州”大，今天的河北省是其中一部分；而今天的“冀州”小，是河北省的一部分。
“冀”是个好字眼，不但古已有之，而且引申为“希望”的意思。“冀州”可称“希望之州”。河北省称“冀”，可称“希望之省”。而“九州”则成了中国的一个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