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姐妹
人生总有一段你想留住的时光。在这个成长、学习,然后衰老、死亡的过程中,你或多或少地会从生活中得到一些回报。我得到的回报是,老天让我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我们彼此血脉相连,却又性情迥异,父母在的时候,我们像蒜瓣一样抱团成长,父母不在了,尽管我们天各一方,却心手相牵。
下面我就说说那些年我的9个兄弟姐妹的那些事儿。与其说是我在拍一张“全家福”,不如说是我在试图发现一个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明的灵魂。佛家有偈,生而为人,就是一个“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过程,我以为然。
01 大 姐(上)
呼啸的北风裹挟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铺天盖地而来,不消一袋烟的功夫,地上的积雪便没过了脚踝。天地间一片苍茫,寂静的山坳显得更加幽深、灰暗。弥漫的风雪中,几个十四五岁、穿着破烂的女孩子趟着山里过膝的积雪,拉着爬犁踽踽前行,爬犁上面是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柴禾。
个子较大的大姐在前面奋力地拉着爬犁,她穿了件黑不黑蓝不蓝的棉袄,弓着腰,一只手拽着套在肩膀上,拖拉着爬犁前行的绳套,另一只手用力地前后甩动着,绳套紧紧地勒在她的肩上,棉袄上的肩膀处被麻绳勒得开了花,露出了里面破败的棉花。个子矮一些的二姐穿了件大人穿过的半搭子棉袄,冻得通红的小脸蛋上眼睫毛上挂了一层霜,包着破头巾的下巴上被呼出来的白气结了一层冰,二姐在大姐的一侧使劲地拉着另一条绳索,同样冻得双手发麻的三姐则跟在爬犁后面,踩着姐姐们的脚印磕磕绊绊地走着。大姐和二姐保持着同一步调,一起甩动着胳膊,她们要赶在天黑之前,同心协力地把这爬犁柴禾拉到家。
远处的山沟里,稀稀落落的几排村舍,屋顶上冒起了炊烟。这个山旮旯里的小山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显得是那样的破败和萧条。母亲站在房门口,用围裙擦了擦手,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又把目光投向了远方,她焦急地等待着女儿们的归来。家里并不怎么缺少柴禾,但懂事的大姐二姐和十来岁的三姐,却执意每天上山捡柴,一天一趟,不论刮风下雪,从不落下。半个冬天,她们捡来的柴禾已经在院门外垛成了一座小山。
这就是我的姐姐们。她们像是不知疲倦的小机器人,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为了这个贫穷的家辛苦地操劳着,挑水、劈柴、哄弟弟妹妹玩。她们与父母一样,忙着春种、忙着夏锄、忙着秋收、忙着冬藏,忙着用青青与汗水,坚持不懈地与贫穷和饥饿作斗争,不畏霜雪、不畏严寒,静静地等待春天,只要有一缕春风吹过,她们就会像冰凌花一样漫山遍野地盛开。
先前介绍过,我家兄弟姐妹9个,够一个班的了。做为家中长女的大姐桂芳,是名副其实的班长。
大姐除了不识字外,是一个很英武的人,说话办事都很干脆利索,大有战天斗地、杀伐决断之才。打小,爹娘就把她当成男孩子来使唤,由于家中兄妹众多,大姐没能去上学,只能在家帮着妈妈带弟弟妹妹,长到十四五岁时,她便下地干活,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为我们换口粮了。不识字、睁眼瞎,没法出去干工作,成了大姐的终身遗憾,为此,她也没少埋怨爹娘偏心眼,“只让儿子上学读书,不许闺女出门识字。”面对大姐的抱怨,母亲总是无奈地苦笑,有时候,也会叹口气,说:“哪里是我们偏心眼,还不是因为孩子多闹的。”
我们长大陆续走进学堂,有时看到我们读书不求上进,大姐总是很着急,除了使用武力,动手打用脚踢以外,她就用自己因为没文化的种种困像,苦口婆心地来说劝我们读书要趁早。一次她顽皮的四弟听得不耐烦了,就抢白了她几句:“读书有什么用,能顶饭吃吗?还有你以后再别老跟我们抱怨,说爹妈偏心,不让你上学读书了,那是你生不逢时,要怨就怨自己命不好吧。”大姐听了,沉默无语,默默地转身走开。以后就再也没跟母亲抱怨过不让她读书的事。后来,大姐家生活的境遇好了一些,大姐便跟随着上学的孩子一起学会了拼音识字,再后来,大姐竟然能写便条,读报纸了。
20岁那年,大姐嫁给了一个外乡人,姐夫先随改嫁的母亲姓徐,待自己也有了儿女之后又认祖归宗,改回姓颜。大姐和他算是夫唱妇随,小日子过得不错。第一个孩子出生不久,他们搬到两趟干和我们住在一个屯子里。在屯子里大姐家率先买了收音机、自行车,还盖起了像模像样的厕所。在生活上,他们多少也能帮衬一下父母。后来,父亲得病,家里家外大事小情的全靠妈妈一个人张罗,这时,大姐便成了妈妈的好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