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左思右想，我决定回家给母亲再一次商量我去不去当知青，因为侯体民伯伯反复给我说看来以后要参加工作必须都要是当过知青的人。
几天后我回到家里，把石油管理局招工的事和侯体民伯伯说的话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之后深叹了一口气说：“红儿，你侯体民伯伯说的话没有错，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真的去当知青下乡后，万一没有办法参加工作，那你这一辈子就只有在农村了。我们一家没有任何关系把你调回城里工作！”。我想了想后给母亲说：“妈妈，要是不当知青有可能一辈子也参加不了工作！东风渠黑龙滩水库扩建工程不可能永远都在，干完工程后就全部哪里来回哪去了，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母亲听后说：“红儿，我今天下午再到公社知青办公室去，再问一下知青办的刘多文主任，再向他反映你有疝气病是做了手术的人，可不可以作为病残对象不当知青！”。
母亲说的是我患有先天性的疝气病，一直到十四岁都没有做手术，为了不到农村去当知青，母亲还专门要我去找在川医当医生的我父亲的堂妹——刘茂松姑姑，给我出一个病残证明，然后作为我有病的依据享受政策照顾不当知青。后来我父亲的好朋友苏羽林伯伯和黄忠烈伯伯在当东风渠黑龙滩水库扩建工程指挥部清水团部的会计时，给朱政委商量好以后，同意我去医院做手术并且把费用全部报销。那次手术也在我的右腹股沟部位留下了一道五公分左右的疤痕。
那天下午，快要到吃晚饭的时候母亲才从公社回来，一进家门母亲就告诉我说：“红儿，川医的病情证明和你做手术的证明我都给公社知青办的刘多文看了，我说了许多好话，他仍然坚持说那个病情证明虽然说你不能够做重体力活，但是并没有说你不能够做体力活！你不是残疾人，所以不能够享受政策照顾！”。母亲停顿了一下又说：“我后来问刘多文主任说能不能够不到知青点，自己联系一个地方当知青呢？他说从今年开始，政策规定所有上山下乡知青都必须集中统一安排进知青点！”。
听了母亲的话，我们母子商量后决定还是去当知青。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中学没有上只有小学毕业的人还是叫知识青年。晚上我去街上一个我读小学五年级的同学阙兴高的家，他们一家人也在一起商量他当青的事，全家人的顾虑和担心与我们家一模一样，全家人都在担心下去后回不来城里了。他家八十多岁的奶奶说：“我们已经下去一个了，而今阙兴高又要下去，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够调回城里工作喔？！我可能是看不到他们回来工作的那一天了！”。后来我又与阙兴高一起到街上另一个叫徐七娃的同学家，一进那个人的家门，老远就听见徐七娃他们爸爸大声舞气地在教育他：“你不算知青？是你说了算还是公社说了算？你不服气？好！那你有胆子明天就去找公社革委会的头头说你不去下乡当知青吧！我看你是活得腻了，敢给公社说道理！”。我和阙兴高听了之后没有再进去就悄悄地离开了。
第二天，我又回到“红石坎”清水团部去，同时把我要去当知青的事向朱政委报告了。朱政委说如果我去当知青，他们就出面给公社革委会联系，仍然把我留在清水团部当材料保管员，然后把我在团部工作的时间，作为抵扣公社应该参加黑龙滩水库扩建工程投入劳动力的一个数！”。我听了之后内心非常的感动，马上打电话给母亲说了这件事。
一九七六年八月五日那天，我背上母亲给我准备好的背包，带上我的几件衣服与下到一个知青点的六个人一起到杨柳公社红花大队知青点当知青了。而这六个所谓的知识青年，其中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知识青年对象，因为只有那个人才是高中毕业文化，而我们其他五个人全部都是小学毕业。那天中午，大队党支部书记把我们集中在一起宣布，我们六个知青，人在知青点（与大队茶场一起）干活，户口下到生产队，我的户口是下到红花四队。每天给我定的是干满一个劳动日得8.5个工分。待大队党支部安排完了后，我把我还在清水团部当材料保管员的事向大队党支部书记谢士学进行了报告，他看了看我，然后板着面孔对我说：“我严肃地告诉你，既然你是到我们大队来当知青了，我不管你是哪个，原来在干啥子，都必须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带领和管理。不然你就不要来，来了就要态度端正、好好接受我们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后他只同意我先回去交待工作，然后马上回知青点来！
我按照他的要求，第二天就到清水团部去给朱政委把红花大队谢士学书记的话作了汇报，朱政委听了之后说：“小刘，你先回去吧，下来我们把你的情况给区革委领导汇报一下，然后再通知你继续来的事哈！”。我听了朱政委的话后当天又回到红花大队知青点。就这样踏上了与全国几千万知青一样——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下乡当知青的生活道路！
那一年，恰好是我在成都看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群众大游行活动的第十个年头，也是我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左右听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新最高指示的第八个年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