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说：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
郑振铎说：成功的时候，谁都是朋友。但只有母亲，她是失败时的伴侣。
2014年，对于我来说，注定是沉重的！春节刚刚过去了12个日头，我平生一开口就喊的人，第一个认识的人，第一个喂养我的人——母亲，离我而去，走完了她89岁的人生历程，时间定格在2014年2月22日！
母亲，没有文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母亲，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妇女，没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一辈子没与邻居红过一次脸！终生慈眉善目，唯唯诺诺。但这并不影响她成为儿子心目中最伟大的母亲！
八十年代后期，家里经济稍微宽裕一些，每日午餐，我有小酌的习惯，母亲也总会为我忙活两个菜。偶尔一次不想饮酒，母亲便问我“今儿咋不喝啦？”
进入两千年以后，乡镇集体企业每况愈下，大多被关停并转，而孩子们又都在读书，经济状况捉襟见肘，我不得不外出打工。每次临行时，母亲总为我想着带这带那，唯恐她的儿子冻着饿着。分手的时候，母亲的脸上写满了失落和惆怅；约定回家的日子，母亲则早早站在院门外，左顾右盼；等我走到近前，叫一声“妈”，母亲沧桑的面庞上绽满了笑容……。
一
母亲姓孙，出生在民国15年的冬月初九（公元1926年12月13日）。孙家，本是一个外来户，只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没有查证他们的祖籍在哪。母亲的曾祖父是本村的一个庄户人家，相传到了外太公这一代，家里在种有二三十亩地的同时，又以开粉坊为业（利用红薯、豌豆、蚕豆等富含淀粉的作物制作淀粉，再加工成粉丝的一种家庭作坊），家境较为殷实。外太公娶了本庄顾氏为妻，因为顾家和杨家是庄子上的大姓，而顾家与杨家都有通婚，所以经常听老人们说起“大姑爹”的故事。
我所知道的外太公生有3个儿子和4个女儿，他们之间的排行顺序弄不清楚，只知道我的外公孙夕文，居大，二外公孙凤鸣（原名夕凤，早年移居安徽宁国港口镇），三外公孙超凡（原名夕美，在十六岁时因其仪表堂堂、才智过人，被过境的国民党军官带入军界，后到台湾定居，今健在，比我母亲小3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与他们曾有过书信往来并多次拜见，聆听他们的教诲。另有4个姑奶，大姑奶嫁本村小余庄，早亡，我未曾见过。二姑奶嫁阜宁古河乡大冲村（这是我和姐姐特别喜欢和非常敬仰的长者）。三姑奶与二姑奶同村。四姑奶嫁在比邻的曹叶村后营庄，距娘家最近，是我们小时候经常走动的亲戚。
孙家有许多故事，我这里仅有一些来自父亲的口口相传和庄子上老人们支离破碎的传说。
“大姑爹”一生克勤克俭，种地置业，家中有了一些积淀。到了解放前，兴许是为了避乱，举家迁居安徽宁国。我的外公秉承了孙家人的谦和简朴，一生以种地为业。二外公年轻时在国民党军界打拼，官至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需处长，为二十军军长刘炳杰的亲信随从。在国民党风雨飘摇的时刻，因押运刘炳杰的走私枪械事发，而被捕入狱7年（是刘的斡旋才得以生还）。解放后，又因为曾经的国民党军官身份再次入狱7年。出狱后以农耕为生，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被安置到宁国县胜利煤矿从事财务管理。1982年，二外公在给我的复信中，用四个字总结他的一生：“感慨系之！”三外公早年从军，后随国民党去台湾。两岸往来后，晚年多次回老家探访，只谈亲情，不闻政治，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母亲姐弟五人，母亲居长。后有大舅祥余，现居皖南；二舅祥高，居老家祖宅（因患肺病中年去世）；三舅祥楼，早年迁居安徽广德；姨娘祥英，居幺，嫁本乡马逻村。
母亲没读过书，一生没有名字！据姐姐说曾经有过名字，只是不曾有人叫唤，也就没人知道。如前所述，只因庄子上老亲结小亲，在母亲小时候，老人们都叫她“大姑娘”。直到有了我姐姐明华，大家喊我母亲就叫“大华妈”。 族人、亲戚直呼称谓：大姐、大婶、大妈之类。而生产队的记工本、选民证上写的是“杨孙氏”。在我刚刚认识字的时候觉得很是奇怪，母亲叫杨孙氏，二婶也叫杨孙氏，族中三老太也叫杨孙氏，咋就这么巧呢？后来知道，旧社会的妇女地位低下，许多像母亲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都没有名字！出嫁后，随夫家姓氏组名。
母亲的脚有点小。虽然不像影视作品中古代小脚女人那么的小，但与她的同龄人相比，明显小了许多（记得母亲只穿35或34码鞋）。原来，母亲小时候曾经裹过脚，只是裹得不是很彻底。可见母亲出身在那个社会变革年代。直到我有了记忆，父亲曾在背地里斥责母亲的脚不够小，母亲只是唯唯诺诺。足见在父亲的潜意识里埋藏着保守和古板。
二
在我们的家庭教育中，严父慈母的特点非常鲜明。小时候，无论我如何顽皮或是闯祸，母亲不曾打过我一次！这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绝对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而我们的孩提时代倡导的是“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要变坏”棍棒教育方式。
六十年代，母亲的身体非常地不好。记忆中她的脸常常是蜡黄蜡黄的，并伴有浮肿。医生说是得了钩虫病（钩虫是人体内寄生虫），钩虫病的最大特点是贫血，胃肠不适，四肢无力。母亲一日三餐服用一种半透明的、花生仁大小的丸子，因为状似鱼胆，大家就叫“鱼胆丸子”，母亲说很苦，以至于常常因吞咽作呕而流出了眼泪。与此同时，还得服用一种深褐色玻璃瓶装的液体，叫什么“补铁溶液”。妈妈说有点腥，难喝。可我偶尔偷偷地抿一口，倒觉得很甜。母亲的胃也不好，每次吃饭中途，或是饭后，时常一个劲地嗳气，声音之响，至今犹闻在耳。连续嗳气十多声后，稍微好一些再继续吃饭，或者因为粥已经凉了索性不吃了。这些病痛，都说明母亲有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在那个年代，乡下人赖以充饥的大都是萝卜红薯南瓜汤，补充营养何谈容易！况且，在母亲的身边，还有瘫痪在床的奶奶，“顶天立地”的父亲和嗷嗷待哺的我们……。
在我们家里，父亲从来就是“国王”，从来都是说一不二！而母亲则永远都是配角，从来都是逆来顺受。尽管父亲遍读诗书，比同龄人懂得更多的道理，但无可否认地在他的潜意识里残留着封建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尤其是在“文革”（1966年）前后，由于我们家庭在政治上遭受压抑（在《我的父亲》一文中有所记述），父亲的脾气变得异常暴戾。常常无厘头的对母亲非打即骂！把在队里遭受的窝囊气尽情地宣泄在母亲乃至我们姐弟身上。每当此时，母亲只是无助地、伤心地哭泣！——母子连心，我和姐姐则躲在一边无声地流泪，常因此娘仨都吃不下饭，饭桌上每每只剩下父亲一个人……。
小时候喜欢读高尔基小说，在《三部曲》的《童年》里，有对外公和外婆的刻画，我常常在心里对号入座：父亲就像那尖酸刻薄的外公，而母亲就是那个善良温柔的外婆。
三
尽管母亲身体不好，但无论是队里，还是家里，在生产劳动上却是一步不让。
在六十年代的乡下，农村实行的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集体所有，而每个劳动力（十六岁以上的农民）需要积累一定的劳动日以获取粮食分配。这就是当年“多劳多得，不劳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所以，你不劳动，你就不能分得那勉强维持生命、少得可怜的粮食！更由于农业生产力极其落后，机械化程度一片空白，所有的农事活动都是围绕着牛耕、人抬、肩扛。在我最初的记忆中，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积造自然肥，抬河泥，修水利），一年四季，循环往复，永无宁日。
繁重的集体劳动之余，母亲还得承担无休无止的家务劳动。除了伺候奶奶，日常的家务还包括烧火、做饭、洗衣、喂猪、拐磨（加工粮食）、捻线、缝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今的乡下人，其中的大部分的活计不复再做了——烧饭，有液化气灶、电饭锅、电磁炉、微波炉；粮食，有加工厂、超市；衣服鞋帽，专卖店选购……。而在母亲的年代，食不果腹，需要挖野菜充饥，一日三餐，山芋萝卜南瓜汤，吃得人面黄肌瘦，四肢无力。当下的年轻人，尤其是城里的年轻人和一些“营养学家”，热衷于返璞归真，青睐于粗茶淡饭，因为现在的人，营养过剩了，肥胖了，“三高”了。殊不知五十年前的乡下人，那叫饥不择食，浮肿病，钩虫病，菜乌病，老胃病比比皆是。七拼八凑解决了吃的，火草也不够烧。这又引申出另外一个活计——拾草，以解决家里烧饭问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到野外掰树枝，划树叶，挖草根。至今仍记得小时候的顺口溜：“小顾庄，不像样，挖菜拾草一大趟”。等到我们姐弟稍大一点，也都尽力帮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挖野菜，打猪草，生火烧饭等等，这给母亲莫大的安慰。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家务是“拐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用来加工粮食的工具只有石碾、石磨（早先还有石碓臼）。碾是生产队的，2米多直径的大碾盘上，有一个大概得有四五百斤重的碾砣，支撑在碾盘中间的柱子上，牛拉人推，借以碾碎粮食。而家里的石磨则完全依靠人力推拉。几十斤乃至百把斤的圆形砂石磨片，上下各一片，称为上脐和下脐。下脐固定在槐树磨架上，上脐装上磨页，上下脐之间通过磨脐（檀树桩套铁箍）可以转动，咬合面上由石匠（五匠之一，另有木匠、瓦匠、扎匠、皮匠）凿成旋复花状的磨齿。粮食通过上脐进料口进入磨齿间，经过上下磨盘碾压，粮食得以粉碎。推磨的辛苦，有言为证：
“世上只有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
这磨豆腐就是指使用石磨！小磨两人一组合，大磨得三人一组合。通过Y型磨撑和磨担组合连接到磨页远端的圆孔，后面的人作前后推拉直线运动，前面的人左手扶磨担，借助后面的推拉带动磨盘旋转，作圆周运动，而右手则抓握粮食不失时机地往进料口添料。如此这般，弯腰弓背，一推一拉，循环往复……。初加工的粮食，经过箩子箩，筛子筛，再进行二次加工，直到粮食只剩下麸皮。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只要吃粮，就要拐磨，及至喂猪的饲料，都得如此加工。
拐磨还分干磨和水磨，干磨如玉米粉，小麦面，高梁仁等包罗万象。水磨就是带水加工，如玉米糊，小麦糊，磨豆浆（制作豆腐、百叶），做面酱等。如此繁重的家务，少不了羸弱多病的母亲的参与！直到我们姐弟俱已长大，直到村子上有了机动粉碎机、小钢磨。
全家人的穿衣、穿鞋、缝补，是母亲责无旁贷的家务。寒冬腊月，队里的农活稍微清闲一些，母亲抢晴天，将平时拆下来的旧布头，冲上一盆浆糊，在桌面、板凳、铺板等一切平整的地方糊上一层又一层，晒干后留作为一家人做鞋子，这个过程就叫“糊骨子”。母亲根据各人脚的尺码大小，先用废旧报纸、牛皮纸剪出鞋样，然后将鞋样码（订）在糊好晒干的“骨子”上，再用剪刀剪下来，准备纳鞋底。在那个年代里，村子上所有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纯天然的。纳鞋底得有棉线（八十年代开始，才有商品尼龙线），不记得从哪弄来的棉花（七十年代后期队里开始引种棉花），先剥去棉籽，左手拿两只筷子挑起，右手用其他物件敲打筷子，使得棉花蓬松，恢复纤维的张力，这个过程就叫“弹棉花”。弹好的棉花，再用捻坨（木制的，也有铅的、注锡的，荸荠大小的坠坨上嵌一根筷子粗的竹签，捻动竹签使坠坨旋转）捻成线。
男人兜里装烟袋，女人兜里装鞋底，是当年生产队集体劳动的一大风景。开工前，开会时，每个人都在忙着手中的活计。随着队长一声“休息一下”，男女人等就近席地而坐，树荫下，坟堆旁，这儿一摊，那儿一伙，男人们忙着抽旱烟，下象棋，女人们忙着纳鞋底，捉虱子，彼此交流着家长里短。
在我15岁之前，几乎没有买过成品衣服，所有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手工缝制。
“大穿新，二穿旧，三穿破纳头”，说的是孩子们多了，老大穿新的，穿着穿着，人长高了，衣服瘦了，老二接着穿；老二大了，老三接着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乡下人衣饰穿着的真实写照。
凭着布票和卖猪、卖树换来的钱，父亲从供销社买来棉布，母亲根据全家人的身高、肥瘦，自己裁剪，自己缝制，为全家人做上过年的新装，是母亲必然的功课。时间紧，年日近，白天集体劳动，母亲只能连夜赶制。
至今仍无法忘记这样的场景：全家人都睡着了，母亲依旧坐在床头，就着昏暗摇曳的煤油灯，一针一线地缝着。每缝一两针，便用针尖在自己的头皮上轻轻地划一下（让针尖蹭点头皮上的油脂，这样便容易扎布），再继续缝制。有时候实在撑不住了，便坐着打起盹来。更有因为瞌睡打盹，使煤油灯燎着了自己的眉毛和刘海，直听到火燎头发滋滋响并闻到一股焦糊的味道！母亲慌忙抬头，揉揉惺忪的眼睛接着缝。等我一觉醒来，妈妈依然在缝制。我说“妈，睡吧”。妈妈回我“不行，得赶，白天还得上工呢”！
“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四
“小黄狗，你看家，我到南苑去栽花……。”这是母亲教给我们的儿歌。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我们小时候也总喜欢围着母亲要求讲故事，可母亲没有文化，更重要的是母亲不善言辞，至今还能完整记得的母亲传给我们的童话故事只有《狼外婆》。故事说的是姐弟仨因为妈妈不在家，老狼冒充外婆前来诈骗害人，姐弟斗智斗勇，最后摔死老狼的故事。如今流传的《狼外婆》版本很多，可我依然喜欢妈妈讲过的版本，特别是姐弟仨的名字——升儿，斗儿，簸箕大张口儿，煞是有趣。
相比讲故事，母亲更乐意教我们猜谜。只要母亲稍有闲暇，我们便缠着母亲要求出谜。母亲便不厌其烦地出那几个我们早已知道谜底的迷：“一把白果戽上天，不在江南在海边”——星星；“屋后有座坟，坟上站着人，人手拿着棍，棍上绕着绳”——捻线；“铁片对铁片，弯弓对直线，前面四条腿，后面狂痨鬼”——牛耕（犁头，耕牛，吆喝）。孩子们一不小心，放一个响屁。母亲打趣道：“通一通，鼓一鼓，冲到三座山，打死八只虎”…………。
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旧社会，妇女是没有一丁点儿的社会地位，开口“三纲五常”，闭口“三从四德”。而乡间评价一个女人则还要看她是否有“头脑”，即：锅头灶脑，针头线脑，园头园脑和场头场脑。
锅头灶脑，作为女人你得能够烧菜做饭，侍候家人；针头线脑，就是要你精通缝补裁制，有道是“不看女人手儿巧，只看男人穿得标”；园头园脑，就是要善于打理菜园地；场头场脑，则说的是收获季节，女人要会扫、掠、簸、扬（收晒粮食的几道工序）。对应今天女人的标准就是要“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对于这样的标准，母亲真可谓手到擒来，得心应手。“针头线脑”自不必说，菜园地从来都是打理的井井有条，当然，这里也有父亲的参与。除此以外，心灵手巧的母亲还有一手篾编技艺（篾编，用芦苇加工出篾子，编制出各种物件），诸如畚箕、蔑箩、马篮、窝折、芦席等等等等。
要说烧饭做菜，面点制作，母亲算得上样样在行。族中有个红白喜丧事，无论如何得请上“大华妈”帮忙——做饭、烧菜、撕孝服（帮逝者制作寿衣和吊唁者的孝服）、搀新娘（晚年的母亲，大家觉得她很幸福，谁家娶亲都要请‘全福奶奶’安排程式，搀扶新人）。及至母亲八十岁了，二婶家来客，依然要请“大嫂子”帮忙烧饭（因为孩子们不在身边）。
无法忘记母亲制作的千层饼。
七月流火，天热得人都喘不过气来，大人孩子没有一丁点儿胃口。家里本来也没啥好吃的，母亲便先煮上一锅稀粥放凉，接着和出一团面，在桌子上搓揉，然后用擀面杖擀撑。为使面皮有劲道，就得用力擀，直擀得桌腿“吱呀”作响，直擀得母亲的额头盈满了豆大的汗珠。为了不让汗珠落在桌子上，母亲马上背过脸去，面手拿着一根筷子，立着从额头刮过，汗水沿着筷子洒落一地！有时候，我们姐弟在身旁，都会不失时机地用毛巾，帮母亲擦去汗水。擀出了面皮，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拌陷。陷的选择大多用韭菜，或蒜蓉，或葱朵，将这些原料去杂洗净切碎，搁点盐，淋上稠厚金黄色的菜籽油，拌匀。第三步便是叠饼。用筷子将拌好的馅料摊放在面皮上，再将面皮从四面拉向中间，包裹好馅料。接着再用擀面杖擀撑，完了再摊铺馅料，如此三番， 最后用菜刀分切成四五寸见方饼坯，等待下锅煎炕。煎千层饼，需要足够的耐心！洗净的铁锅里啥也别放，小火烘烤，均匀的放上饼坯。火大了就会外煳内不熟，所以只能小火慢烤，只烤得两面金黄，只烤得满屋盈香，一锅千层饼欣然出锅，而母亲却早已热得汗流浃背，累得精疲力竭！
如今超市里的的调味品可谓琳琅满目，生抽，老抽，特鲜，金装等品种繁多，这在五十年前的乡下，那是闻所未闻。乡下人偶尔烧菜用酱，完全靠自己制作。
选择晴朗无风的大伏天（每年的七八月份），清晨起来，母亲撩起额前的头发，瞭望着远方的天空，自言自语：“嗯，该做酱啦”。囤子里搲来（搲：读wa 3，意：舀）两三斗小麦，二升黄豆（掺黄豆的目的是让面酱起鲜，一般人家没这么讲究），去除石子和杂质，母亲用两只淘米箩，一左一右拎到池塘边淘洗。洗净的小麦、黄豆放入大铁锅中煮熟，沥水后摊放在大匾（翻晒粮食用柳编物件，直径1米余）中翻晒。经过一个中午烈日炙烤后的麦子黄豆，已然晒干了表面水分，一个个胖嘟嘟、圆鼓鼓、热乎乎的，母亲趁热把它们转移到准备好的箩底（囤积粮食的篾编物件）中，箩底摆放在粮囤上，上面密层层地覆盖着高粱叶。
约莫经过五六天，母亲让我们帮忙抬出箩底，揭去高粱叶——哇！箩底里的粮食已经长出长长的、绿茸茸的“霉毛”，同时散发着特有的清香。母亲说这个过程叫“上黄”。上黄后的小麦黄豆已变成“酱麦”。再次将酱麦放在大匾中曝晒，直至烤干烤脆，拿到石磨上磨碎，这套工序就叫“拐酱麦”。选择烈日炎炎的午后，母亲将磨碎的酱麦摊铺在大匾里，左手徐徐投放温开水，右手不停地翻拌酱麦，直到“手捏成团，松手即散”为度，然后装进洗净擦干的酱缸，盖上高梁秸串成的缸盖，再将酱缸埋入粮囤中，母亲说这就叫“下酱”。
如此历经五七天，再次抬出酱缸打开一看，哦，原本墨绿色的酱麦，经过二次发酵，已经变成了酱红色并散发着浓烈的酱香！
接下来就开始下一道工序，“做酱”。街上买来生姜，园中挖来蒜头，剥皮洗净。酱麦中放入适量的盐，连同姜蒜一起到石磨上带水磨碎磨细，这就成了甜面酱。新做成的面酱基本可以食用，但还不够味，这就需要最后一道工序——“晒酱”。
晒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少不得也有一月有余。晴好天气，搬出酱缸放在门前篱笆园旁的酱架（木制专门搁置酱缸用）上，接受日晒。乡间有一句俗语用来比喻做人的骨气——“任倒酱缸，莫倒酱架”，足见酱架的坚固！面酱是不能淋雨的，记得小时候父母常常关照我们，下雨前的第一件事是盖好酱缸，因为一旦淋雨就会生蛆。而晒酱的季节，又是多雷雨季节，因此，我们在割猪草时，钓鱼时，放学回家的路上，看着天要下雨，曾无数次地疯狂奔跑，回家抢盖酱缸！
历经一个多月的反复搅拌，日晒夜露，酱红色的面酱已晒成了酱紫色，母亲便用细瓷坛子分装，留着全家人一年的食用。
制作面酱，早些年的乡间几乎每家都做，工艺也差不多，可是没有哪一家能与母亲的面酱相媲美，色香味俱佳，这说起来有点玄乎，有点自夸，而做起来的的确确充满着技艺。母亲没文化，说不出什么道理，可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来不得丁点儿疏忽。发酵时间的把握，水温的高低，盐量的控制（多了，咸得不能入口；少了，生蛆发臭）都要恰到好处。
早餐时，来上两块卤水新鲜豆腐，抹上一勺母亲制作的甜面酱，喝上两碗棒面粥，就上两片锅贴饼，嘿！那就一个字——“爽”。
新粮上市了，家里拐了（磨面）小麦面，母亲为全家做上一顿手擀面。热腾腾的面条上，浇上一汤匙面酱、蒜泥、菜籽油混合而成的调料，煞是好吃！
记忆中，至今还记得一个关于面酱的故事。84年春，家里拆了父亲留下的草屋，盖起来三间两厨新瓦房。遵照老人们的指点，选择黄道吉日入宅。仪式搞的很神圣，凌晨四时（鸡鸣三遍），鞭炮引路，爱人端着马桶在前，我端酱缸在后，母亲抱着星儿，后面跟着波儿，一家人“马在前，将在后”，浩浩荡荡开进了新房……。每每想起这件事，总觉得有点搞笑。
五
一九八一年农历的八月十一日，父亲因患急性胃肠炎伴急性肾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对于家中的顶梁柱不幸逝去，全家人惶恐至极，而一生只做配角的母亲更是悲从中来！
不过，天道酬勤，在离开父亲的日子里，母亲赶上了好时光。随着以土地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的不断落实，农村的经济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首先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出来了，粮食增产了，温饱解决了，再不为“青黄不接”（大集体生产期间，每到三四月份，新粮未成熟，陈粮已吃完）、无米下锅而犯愁了。其次是村子里引种了棉花、药材等经济作物，农民的兜里有了余钱。
从八0年开始，波尔，星儿先后出身，这给我们这个几曾严肃、沉闷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到了九十年代，时年68岁的母亲，身体再度变坏，先后被查出患胆囊炎、胆石症、高血压、冠心病、腰腿痛和慢性胃炎等多种疾病。我们兄妹，带着母亲从淮安、淮阴到洪泽医院，遍访名医；从西药到中药，寻觅偏方秘方，使母亲的病症得到了有效地控制。不能忘记的是，治疗母亲胆囊炎时，远在安徽广德的三舅推荐一种叫“胆乐胶囊”的中成药特别见效。三舅分批次从皖南邮寄来，服用后效果相当不错。可是当年苏北的两淮以及徐州宿迁盐城等地均无销售（那时我常因公出差），我们不得不抓住一切机会，数亲托友从上海南京代购此药，让母亲连续服用，使得胆囊中本已12mm直径的胆石愣是没再发炎，也使母亲免遭外科手术之苦。
对于母亲这些病痛，医生给出的建议是，除了药物治疗外，要注意饮食控制。肥肉，猪油，蛋黄，动物内脏，菠菜等少吃或不吃。我如实禀告母亲。母亲反问我：“这也不吃，那也不吃，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说：“也好，咱们一概不忌！”
母亲的身体稍事好转，便继续她的“工作”——刷锅洗碗，烧饭喂猪，打理菜地，翻干晒潮。每当至此，大家劝慰母亲：“年纪大了，别苦了(劳动)，身体也不好”。母亲莞尔一笑：“一天不死要饭吃，两天不死要衣穿。人呢，活着就要动”。
没有多少道理可言，这就是母亲的生命哲学：活着，就要动！
我的孩子们都大了，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她们工作在天南海北，打拼在国内海外，可每逢节庆假日，一个个就像候鸟一样，千里迁徙，赶回老家，聚拢在奶奶的身边，争相拿出奶奶的最爱——北京名点，南京小吃，海外的滋补品。此时的母亲自是乐得合不拢嘴。
六
“欢娱嫌日短，寂寞恨更长”。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到了2010年的春三月。家属从老家打来电话，母亲病了！没有丝毫的迟疑，安排好手头的工作，立马拦车回家。走进家门，母亲端坐在木椅上，依旧笑容可掬：“回来啦。”但见母亲满面红光，周身水肿，呼吸局促！事不宜迟，我与家属、刚刚赶到的妹妹妹夫一起安排送母亲去医院诊治。
经镇中心医院诊查，母亲因多年高血压导致冠状动脉病变（冠心病），可是住院治疗仅仅五六个小时，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神志不清，思维紊乱，伴手舞足蹈，双手无意识地撕扯胸前的被褥！兄妹情急之中连夜通知内、外老表，通知远在无锡的姐姐。不待天亮，众亲朋邻居相继赶到母亲的病床前探望。母亲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对此，亲邻中多位长辈善意地提醒我：“得做最坏的打算，看情形老人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兄妹商量后，做出这样的决定：一面为母亲准备后事，一面固执地坚持送母亲去市医院做最后的努力！
专车刚进淮阴市第二人民医院，母亲便被推进重症监护室抢救！显然，市级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都相当完备，然而，经过36小时连续抢救后，毕业于苏州医科大学的安医生，让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深沉地对我说：“老人的心脏已经衰竭，可用的方案都尝试了，进口药品也已用了，可是并没有奏效，看情形老人再难有奇迹了，准备后事吧！”
…… ……
前来看望母亲的亲戚故旧，来一屋去一屋，络绎不绝。停止输液吸氧的母亲周身肿胀，满脸通红，弥留在生死线上挣扎，鬼门关前徘徊，全家大小在五内俱焚的煎熬中度过了母亲出院后的第一天，第二天。
也许是母亲受到了上帝的眷顾，也许是母亲留恋这盛世红尘，到了第三天，母亲渐渐恢复了意识，苏醒了！
事后问过接诊的医生，他说：医学上无法解释。
卧床3个月后，母亲终于可以下床走动了，继而勉强自理生活，继而再次走上“工作岗位”——看家、喂鸡、烧饭。经历了这一次的生死历练，母亲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18个月后的2012年春节刚过，母亲再次被送进淮阴市中山医院。此后的两年中，母亲先后三次住院淮安人民医院，苏嘴中心卫生院，且出院住院的间隔愈来愈短，直到2013年8月，医院再不收治母亲入院，只能求助 “赤脚医生” 来家里为母亲治疗，母亲也从此完全瘫痪。不得已，我毅然辞去自己的工作，与爱人和姐姐妹妹一道陪护母亲。
瘫痪在床的母亲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只要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便警觉地问一声“哪个啊” ？梦呓中常常在忙着“抢收粮食”“生火做饭喂猪”，常常引得我们在沉重的氛围中忍禁不俊。
“邻居碗套碗，亲戚周来转”（碗套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邻里都很穷困，谁家偶尔来亲戚煮顿干饭，一定得盛上一大碗饭并夹上菜送给左邻右舍分享）。几十年来，大家都知道母亲有一个“特异功能”，众多亲戚中，谁家小孩生日了，满月了，谁谁谁年龄多大，谁谁谁该做寿了，母亲总能记得一清二楚。我说母亲是个“活字典”。如今，生命几乎走到尽头，可只要清醒，母亲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亲戚邻居中常有人问母亲：“您活得值吗（幸福）”？母亲非常坚定地回答：“我活得很值！”但言来语去中，也曾流露出未能等到自己重孙的缺憾……。
……
淳朴的乡下人，对“幸福”的理解就是“牢里没罪人，床上没病人”。所以，2014年的春节，我们家注定是在萧杀的氛围中度过，也就零下五六度的样子，可让人倍感极度的寒瑟！尽管孩子们远涉重洋，早早归来围拢在奶奶的病床前，尽管母亲都还能认出自己的孙子孙女，可谁也无法表现出团聚的喜悦。我的妹妹，除夕回家吃了一顿年饭，年初一一大早便匆匆赶来，为母亲换洗、涂药、喂汤。直到正月十二的晚上，母亲的饮食都还可以，神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可是，到了次日清晨五时，母亲，如同她一贯的性格——不声不响地、悄无声息地、永远地睡着了！
默默无闻 一生勤勉昭后世
盈盈有训 千般慈爱寄子孙
母爱是一首田园诗，幽远而纯净，和雅而清淡；
母爱是一幅山水画，洗去铅华雕饰，留下清新自然；
母爱是一首深情的歌，婉转悠扬，轻吟浅唱；
母爱是一阵和煦的风，吹去朔雪纷飞，带来春光无限。
别了，母亲！儿在此刻只想对您说：“妈妈，我爱你！”
2014-8-31 于 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