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去冬来，父亲离开我们已31年了。1981年9月8日（农历八月十一日），父亲因患急性胃肠炎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在转往淮安县人民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58岁的人生之路。
1.
父亲的个子很高，大概得有一米八的样子，庄子上的人都叫他“大个子”。除了劳作，工余最大的嗜好就是看书。所看的书籍门类无所不包，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时事政治，学生课本他都看。
父亲看书的时间可谓是见缝插针：吃饭时看，常常因为看书入迷而忘记了添饭。当然，哪怕只有一个人在旁，哪怕饭盆触手可及，他都会呼唤你帮他添饭，自己则几乎从来“动口不动手”。有一次吃早饭，桌子前只有父亲和我爷儿俩，父亲边喝着稀饭就着小菜，边看书，当他一碗快喝完的时候，我便悄悄地溜了出去，隔着门缝远远地看父亲会否自己添饭，只见他一碗喝完，扬手便将空碗递向我的座位前，好一会儿，不见有人接碗，这才发现我跑了，便大声呼喊“丫头，死哪去了” ?(我的乳名叫“喜丫头”，传母亲生姐姐前后曾有过两胎夭亡，到生我的时候唯恐不能存活，便遵乡间习俗给“惯孩子”取一个贱名，邻居家的哥们中多有叫“大丫头、公丫头、长丫头、招兄、来弟、刘锅儿的”)所以，小时候帮父亲盛饭是母亲、姐姐和我及至后来的妹妹必然的功课。父亲另一个看书时间是如厕，也许是书中的情节扣人，有时一蹲竟是半个小时。睡觉前看书，睡觉中看书。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睡眠总是不太好，常常失眠，这时候他总是拿起床头放着的书，迎向昏黄的煤油灯，看上一会儿，直至有了新的睡意。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的分工很明确,男主外，女主内。朦朦胧胧的记忆里，生火做饭，洗碗喂猪，缝补浆洗大都是母亲的活儿，而父亲放工回家总是抱起我，找来一本书。父亲看书，起先是看，接着是读，读着读着竟唱了起来（唱读），长此以往，一听父亲读书，我便昏昏欲睡，大概这也就是条件反射。也许我后来的音乐细胞就来自于父亲的唱读。
父亲说他年轻时生过一场病，好像叫做“脾块病”（虐疾），从治疗到恢复躺在床上一年多时间。老宅后面住着的是一同族的大户人家，官至南京税务局驻光明烟厂稽税员，解放前夕合家移居台湾。他们家收藏有大量图书，在父亲生病期间被一一读遍，其中不乏中外名著。在我很小的时候，房梁上悬挂着一个陈旧深大的柳编篮子，常年不曾拿下来看看。出于孩子的好奇心，趁大人不在，我将桌子上架方凳，方凳上架板凳，捧下篮子一看，哇！厚厚的灰尘下是满满一篮书，这些书都很厚，有些是几册装订一起的，有些是大开版黄页线装书，这些书一色的繁体字，竖排版，有些书页里大字间夹杂着小字。后来知道这些书中，有《三国》《西游》《水浒》《红楼梦》，有《隋唐演义》《封神演义》《楚汉相争》，有英国小说《牛虻》，前苏联小说《卓娅和舒拉》，更多的是至今也没弄清楚的说不上名的书籍。真的，很难想象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父亲，当时是怎样读懂这些书的（更难想象今年86岁、一天学堂没进过的二叔，居然能看懂我那本竖版繁体三国演义）！
清楚地记得，父亲第一次教我读《卓娅和苏拉的故事》，是在一个暮春的饷晚，大概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他读一句，我跟一句，完了让我读给他听，我总是把“卓娅”读成“diaozao掉枣”,纠正再三，我愣是改不过来，父亲只是无奈地摇摇头。几十年过去，这个场景从来不曾忘记。
父亲的记忆力特别好，说他是“博闻强记”一点也不为过。只要他看过的书，他对书中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姓名、个性的发展都能如数家珍。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都是大集体生产，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总要安排一段短暂的休息时间，这时，父亲的周围总会围着一群人，席地而坐，“吧嗒”着汉烟锅，听父亲讲“前朝后汉、瓦岗英雄”。在那个年代，农村的文化生活一片空白，农人在工余的时候大都无所事事。这样，夏日的树荫下，冬天的火盆旁，仲春的堤坡上，深秋的暖阳里，总能见到父亲的身边三五拥趸，或搓着麻绳，或编着蒲鞋，或捻着棉线，聆听父亲讲述书中的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气愤时众人咬牙切齿；开心时则笑得前仰后合。哪怕是遥远无极，哪怕是反反复复，大伙一无返顾，孜孜不倦。现在想来，这恐怕就是父亲看书的原动力！顺便交代一句，庄子上在父亲的同龄人中，读书识字者凤毛麟角，寥寥无几。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成了父亲的一个听众。在我四、五岁时，父母亲就分床而居。姐姐和母亲同床，我则与父亲同睡（如果家里来了亲戚，则会重新调整），奶奶另有一张小床。一年四季，我在父亲的脚下睡觉，因为他个子高，常常脚伸到被子外面，少不得让我帮他掖紧被筒;屈腿翻身得统一行动，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弯套弯。冬天边帮他焐脚，边听他讲那些似懂非懂的道理，或有兴趣或无兴趣的故事，口中不时地查问我“丫头，你睡啦？”偶尔装睡，他便骂一声“妈个巴子”，悻悻然不再说话……。所以，在我混混沌沌中，便接受了父亲的启蒙，诸如“融四岁，能让梨”“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等等等等。想来那时的我，哪里懂得这么多的道理，只是父亲的一厢情愿。不过，耳鬓厮磨，潜移默化中，可能塑造了我今天这种与人为善、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性格。当我还不足5周岁时，便被送进了学校。虽有拔苗助长之嫌，但足见作为父亲，期望他的儿子读书识字明事理的良苦用心。
只读过三年书的父亲，虽然读书无数，但动笔的时候不多。在我很小的时候，记得父亲当过生产队的记工员，夜晚偶尔也会帮邻里乡亲写几封家信。仅有的一次毛笔大字是“文革”初期的一九六五年春节，父亲带我去镇上的新华书店买来一幅《毛主席像》，端端正正地贴在堂屋正中央的墙壁上，在主席像的两旁和顶部，父亲用红纸写上“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横批“毛主席万岁”。有趣的是，横批书写的顺序是沿袭他小时候读书时的格式——自右向左！从那以后，书信、春联之类的活计，父亲一概 “动口不动手”了，总是指挥他的儿子，按照他的意图书写表达——这就是我学习写应用文的开始。
2.
父亲另一个爱好是看戏，看电影。六十年代初期，村子里偶尔来一场电影或一场戏，大人们奔走相告，小孩子便欢呼雀跃。这时的父亲总是约上几个同龄人，带上我，不惜徒步十数里，赶来看戏。所谓戏台，也就是倚着一排房子，在场地四周，开挖一步多宽、半人多深的沟，将挖出的土堆到中央，形成一个高台——这就是戏台。有时，为防止顽皮的孩子爬上戏台，还得在戏台两侧埋上篱笆墙，并安排专人维持秩序。而台下则拥挤不堪，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蹲板凳的，爬草垛的，骑墙头的，更有爬上树丫的！远远看去，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好事的年轻人为争夺好站位，他们不顾一切往前挤去，常常激起阵阵人浪，撞得男女人等前仰后合，骂骂咧咧。父亲个子高，不屑前挤，远远地站着，都能看到。父亲将我高高举起，骑在他的脖子上，我双手扶着他的头，他则抓住我的脚，就这样，我是高高在上，一览无余。也不知道演些什么，唱些什么，只见五颜六色的花脸，千奇百怪的服饰。那时的我，只认识戏台上“两个”人——好人和坏人，好人大都挺胸抬头，器宇轩昂，坏人则弯腰曲背，鬼鬼祟祟，外加一副三花脸。朦胧记得看过的戏有淮剧《杨家将》，《西厢记》，现代剧《江姐》《红珊瑚》等等。
每次伴随戏子演出或电影放映的，总有三五小摊贩，他们早早地吃完晚饭，或推着独轮车，或挑着货郎担，或提着篮子，从四面八方聚拢在戏台或露天电影场周边，挑避风处搁起柳匾，支起马灯（桅灯），摆上香烟、洋火、桂花糖。旧时的火柴称洋火，一如洋钉（铁钉）、洋丝（铅丝）、洋碱（肥皂）、洋油（煤油）、洋布（棉布）、洋袜（纱袜）、洋瓷缸子（搪瓷杯）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更早的时候，这些生活物品，国内均不能生产，得从东洋或西洋国家进口，所以这些东西都被称作“洋货”。直到许多年以后，这些物品都已国产化了，而带“洋”子的称谓却久久难以改变。
不大的柳匾里，除了香烟火柴糖果外，少不得还有瓜子、花生、糖麻花之类，可谓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不舍离去。
每次看戏中途，或电影换片之间，父亲总会带我来亮着马灯的货郎摊前，一分钱两颗炒米团（用糖稀将爆米花粘成乒乓球大小的团），五分钱一块金刚脐（用发面烤成梅花状的面制品）。要知道，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并非每个小孩都能尝到“金刚脐”，更多的只是咂着嘴巴、流着口水馋巴巴地看着我们吃，这恐怕就是我儿时记忆里的小幸福。
3.
尽管父亲的身材魁梧高大，但却拥有一双灵巧的手。
如今，乡下的生活用具基本上都是由工业化生产的，诸如麻袋、编织袋、塑料绳索之类，洗锅把、扫帚把、箩筐之类，购物篮、塑料筐、塑料盆之类，婴儿摇篮、学步车之类等等。而在父亲的那个年代，这些用品，都靠自己制作。
早春，父亲在房前屋后、圩头河堤插上多年生荆条——水杨柳，紫穗槐，腊树条（至今不知道这种灌木的学名，老家人都这样叫）。水杨柳绵一些，紫穗槐韧一点，腊树条柔一些，有时也会选用桑树条和檀树条凑合。按照编织物不同的用途，选用不同的荆条，父亲用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手，灵巧的编制出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用具：洗菜的菜篮子，独轮车上的大框，拾粪用的粪兜，打猪草的篓子。一个个形状各异，有圆的、方的、长的，有高的、矮的、扁的。最绝的当数一种叫“猫叹气”的储物篮子，选用细致匀称的柳条，编织成圆底大肚细颈、状似小口细釉坛子，配上麻花状的提手和柳编盖子，用来储藏春节制作的食物——肉圆、馒头、糕点、咸鱼、腊肉、香肠等等，悬挂在屋梁上，既防鼠，也防霉，馋猫见了无可奈何、摇头叹气，故名“猫叹气”。
“没牢蹲锅腔去”（没有牢房的话，你就自己钻锅腔里蹲着去）！——这是儿时大人们呵斥、驱赶顽皮捣乱的孩子们的常用语，这“锅腔”便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苏北乡下人家的一大“家具”。最初的记忆里，许多人家没有锅灶，就用泥塑一个圆形小底大肚一寸多厚的土瓮，上面放一口铁锅，旁边开一小洞，便用它生火做饭，俗称“闷灶子”，也叫“锅腔”。烧锅腔的人家无一例外的烟熏火燎，屋子里墙壁、横梁、物件漆黑油亮，屋子里的人走出来都是灰头土脸的。把锅腔做高做大，便可也用来贮藏粮食（许多人家是锅腔空空，走近来轻轻敲击，便发出“嗡嗡”的声响）。别人家的锅腔形状怪异，似圆又方，制作粗糙，而父亲塑造的锅腔形制独特，从和泥、捏造、修饰、抹浆、晾干每一道工序都十分严谨，两尊1750px×1250px×3500px长方体状的锅腔塑就。垫上两块隔湿板，东西房内各摆一尊，用来存放粮食。注满一锅腔小麦，得有两三百斤。看着我家的锅腔，方方正正、表面光滑、棱角笔直，在小伙伴面前，没少让我炫耀和自豪！
初冬时节，父亲从圩沟旁，芦荡里收得几捆芦柴，打掉枯叶，剥去膜，用一种专用柴撕（三寸长，两寸粗的圆木上纵向开槽，槽中嵌一钢片，手握芦柴从中抽过）将芦柴撕开，薄薄的摊在打谷场上，然后用石磙来回反复碾压， 这就成了蔑制品的原料——柴蔑子。 在雨雪天气、不上工的日子里， 父亲用这些柴蔑编织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贮藏粮食的箩底、碓箩、窝折，床上的芦席，贴墙的墙席，吊顶的天花席，母亲的针线匾，打猪草的麻篮……
相比别人的编织物，父亲的编制品更注重造型和牢度（耐用性），每一只都像是艺术品，可谓匠心独到。除此以外，父亲还擅长修屋抹墙，栽花种树，收割打场，搓麻绳，扎笤帚，打草鞋，样样都是行家里手，得到了邻居们的广泛赞誉。父亲经常对我说：对树木的培植就像对孩子的培养一样。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容易受到各种不良环境的影响，也就像树木生虫、分杈一样，需要适时的修剪、治虫、浇水、施肥，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父亲腌制的咸鱼腊肉、时令小菜堪称一绝，至今常常忆起父亲腌制的酱黄瓜、大头菜、豆瓣酱、雪里蕻和糖醋蒜。腌制好的雪里蕻小菜里，夹杂着炒花生、萝卜条加香菜又鲜又脆，煞是好吃；糖醋蒜选用的是五月初的嫩蒜头，洗净晾干，码盐加糖泡醋，叠放在小口龙坛里密封腌制，吃起来无需去皮，蒜香浓郁，清甜可口。如今，这些小菜在超市里虽随处可见，但无论如何吃不出当年父亲制作的风味。
4.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的是“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卧如弓”，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父亲的生活极具规律，在公开场合，从来不抽烟不饮酒。在家里看书时，偶尔燃上一支卷烟，吸上两口，马上用火柴盒压灭，晚上睡觉前再吸两口，再压灭；父亲床头的桌子上，放着一瓶散装白酒，晚上躺在床上看书，间或拿起瓶子，抿上一小口，赶快用橡皮塞塞紧。如此消耗一瓶酒少不得也有一两月。这期间还有我的帮忙——父亲不在的时候，我会偷偷地如法打开塞子，抿上一小口，虽又呛又辣，可过不了几天忍不住再尝一口。尽管如此，似乎父亲没有察觉，从来不曾揭穿我的“小把戏”——这便是我喝酒的开始。
“不求吃好，但求吃饱；不求穿好，务求干净”是父亲的又一座右铭。父亲对自己的衣着服饰十分苛刻，在这点上，没少跟母亲有过争吵。因为在那个年代，缝补浆洗都是女人的事，父亲总是反复叮嘱母亲，缝补要服服帖帖，浆洗要干干净净。
从记事起，就记得父亲坚持每日早晚刷牙，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这在现在来说，实在是不值得说及的事，然而，在六十年代的乡下，在父亲的同龄人中可算是独树一帜。因为在我很小时候，在周边的爷爷叔叔们的家里，根本很难找到一支牙刷！这由不得你不信，常常看到他（她）们在洗脸的同时，顺便将整干水的毛巾塞进嘴里，上下内外揩擦牙齿，这就算是清洁牙齿，让你看上去真的很恶心。这些敦厚的爷爷叔叔们，咧嘴一笑，常常露出一排排“黄金牙”，未曾开口说话，口中的气味，早让你退避三舍！不过，父亲刷牙并不得法。一支硬毛牙刷象木锉一样反复使用，刷毛早已卷曲外翻，可依然不舍扔掉，以至于父亲很早便患有龋齿，牙痛剧烈时抱头打滚，也常常采摘一种牛羊不吃的叫“大头草”草药熬汤含漱，以清火止痛。相反，那一排排让人讨厌的“黄金牙”倒是相安无事（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牙垢可以保护牙齿免受细菌侵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灰色幽默。
（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以后，庄稼人出客前，也尝试着用2分钱一包的牙粉，代替牙膏刷牙，有的家庭连牙粉都没有，就干脆捏一点食盐放在牙刷上刷牙——这是另外的话题）。
父亲持家理政强调计划性。在那食不果腹、衣不暖身的年代，在青黄不接的春三月，村里人常常无米下锅，而我们家则“细水长流”，不曾断炊。因此常常有邻人前来借粮，父亲也会根据情形，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至今清楚地记得，月夜里陪同父亲送山芋干到舅妈家，扛玉米粒去姑妈家。每逢收成季节，我们和姐姐常常念叨邻居家米饭、水饺、“猫耳朵”（类似馄饨的夹肉面食），父亲总是谆谆开导：“丰年想歉年，收时想荒时，日子长着呢”。在我的记忆里，除了逢年过节，除了家中来了亲戚，很少能开荤，很少能吃上一顿白米饭。
5.
父亲是个大孝子，这在四乡八邻中是出了名的。
我对奶奶的印象非常模糊，收肠刮肚也记不起奶奶的模样，隐约记得她的个子比较高，长得比较瘦削。打从我记事起，她就瘫在床上，后来知道奶奶得的是“中风”，父亲令我和堂哥（大丫头）轮流伺候。冬天帮奶奶搓揉她那麻木的腿，陪她说话；夏天帮奶奶扇风纳凉，驱赶蚊蝇，奶奶则重复她那经典儿歌：
“正月里，是新春，
朱洪武，带人马，打南京
前部先锋吴大海
（三大财物__音）常遇春
二月里，龙抬头
……秦琼……打登州
三月里……
回马枪缴老杨林
……”
讲《杨家将》的故事，讲《孟姜女哭长城》，讲《花木兰替父充军》。你还别说，大字不识一个的奶奶，居然讲出一大推有鼻子有眼睛的故事！不过，故事讲腻了，我们都感到乏味。借口尿尿，不时地溜出去透透气，玩耍一会，奶奶便躺在床上大叫“大丫头，喜丫头，都死哪去啦？”。堂哥大我两岁，显然比我有心计，小伙伴们一到，他便跑得无影无踪。可我不敢跑，因为只要奶奶在父亲跟前一告状，保准一顿“皮肉之苦”！而二叔至多对堂哥一顿大骂了事。有时候，奶奶自己责罚我，哄我来到近前，用她那钢丝钳般的手抓住我，另一只手摸起她的拐杖，敲打我的脊背，直至我求饶“再也不敢跑了”，足见奶奶的性格十分刚强。
奶奶一卧三年，闲得无聊时，看天气干旱，父母在生产队里挑水抗旱，十分辛苦，就叫我将菩萨搬到太阳下曝晒，说菩萨晒出汗了，天就快下雨了。有时候，直接要我用自己的脑门对着墙壁往上磕（一定要让她听到磕墙声响），她则口中念念有词祷告，祈求龙王爷慈悲为怀，天降甘霖，救苦救难于寻常百姓……
久睡生褥疮。为了防止奶奶生疮，需要经常扶奶奶起身擦洗，又因奶奶身材高大，母亲和二婶搞不定，父亲便叫来二叔，兄弟俩一起动手帮忙。有时候，奶奶上马桶，也都是父亲帮着搀扶退衣。
在奶奶瘫痪的三年里，我们家经常是煮两样饭——全家人吃的是山芋、萝卜、棒面粥（玉米糊），另外再单独为奶奶做点米饭馒头。有时候也用洋罐炖米饭——从粮站买来大米，抓上两把，淘洗后放进瓦罐，加入开水，盖上盖，送入刚刚烧好大锅饭的灶膛里，估摸着经过半小时，妈妈手包抹布，掏出瓦罐，揭去盖，一股饭香，弥漫整个茅屋！我和姐姐，咕咕咽着口水，知趣地走开。有时候，奶奶执意要匀一些给她这个孙子吃，父亲便走过来，冲着奶奶大吼:“给你吃，你就吃了！孩子以后吃的日子长着呢！”
至今仍然记得这样的一件趣事，在我蹒跚学步的时候，和所有的小朋友一样——喜欢玩水。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春日午后，父亲不在家，母亲在做着针线活。茅草屋檐上落下的雨水像断了线的珍珠，哗哗地冲刷着门前的泥地，留下一条不深不浅的滴水沟，雨水顺着水沟向西边流淌。无所事事的我，拿出挖野菜的小铲锹，蹲在门槛上，从水沟里挖泥、打堰、戽水。雨不停地下，我不停地戽，直至将门前水沟刮出小小的水坑。傍晚时分，雨越下越大，伴着电闪雷鸣，忽见父亲顶着一块油布，赤脚从雨幕中急急回来，我赶忙躲到一边。父亲进屋后，赶紧搬来板凳，拿来木盆，斜靠着门槛上打水洗脚换鞋。洗着洗着，忽见门外一只老鳖沿着滴水沟从西边爬来，趴在门前水坑里一动不动。说时迟那时快!父亲顾不得刚洗干净的脚，一个箭步冲上去，抓起老鳖，抛向三米外的水缸里（那时，父亲和二叔刚刚分家，我家住三间堂屋，二叔住两间灶屋，两屋之间露天摆放着共用的水缸）。由于动作突兀，第一次居然没能抛进去，老鳖在地上打了一个挺，父亲赶紧冲了出去，将老鳖放进水缸。
在这以后的几天里，堂姐、堂哥、姐姐和我，姐弟四人只要有时间，总是围着水缸看老鳖。嘿，老鳖下蛋啦！小兄妹欢欣鼓舞。迁延数日，鳖蛋在缸底围成一个圈，大概得有二十多枚！父亲就让母亲用老鳖蛋做丸子给奶奶尝鲜（至今也没问过母亲，鳖蛋丸子是怎样做成的）。等到老鳖不再生蛋，父亲便将其杀了炖汤，给奶奶滋补。
平时家里两只老母鸡就是奶奶的“菜篮子”。所生鸡蛋，或切点香葱炖给奶奶吃；或从园子里挖来山药，煎鸡蛋煨山药汤给奶奶吃；或做成鸡蛋粉丝汤给奶奶吃。余下的鸡蛋留着应酬亲友来访。当然，逢年过节，我们大家都能放开裤带、敞开肚皮大吃一顿。
父亲有两个姑妈——我的大姑奶和三姑奶。大姑奶家住本乡蒋码村，膝下三个儿子，没有女儿。家境不好，以至于每年麦收时节，姑奶便会只身到滨海、射阳、大丰那边拾荒、讨饭，边打零工；三姑奶家住本乡马逻村，身边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孙子孙女众多。然大表叔在外当干部，家境不错，只是姑奶已与他们分家，跟随小儿子（四表叔）同住，境况不好。父亲与她说起为什么不让大儿子接济一下，姑奶一口一个“人家”“人家”，可见姑奶人穷志坚很硬气。
父亲还有两个舅妈——我的大舅奶和三舅奶，住涟水徐集季庵村。大舅奶无出，三舅奶身边四个儿子，这样三舅奶家便将大儿子过继给大舅奶。
小时候的记忆里，每到春节小年过后的正月底，至仲春三月，这个季节适逢农闲，又值青黄不接，父亲盘算着先请两位姑奶，再请两位舅奶来家里住上一两月。
大姑奶爱唠叨，我们姐弟及妈妈、二婶都不太喜欢，无奈有父亲罩着，谁也不敢有稍微的怠慢！特地为她做的蒸鸡蛋，她见桌子底下猫儿叫，居然挖上满满一勺“嗖”地送给猫吃，口中还念念有词“它也是条命哎”，至今我依然耿耿于怀！要知道我们同坐一桌，每当姑奶冷不丁夹菜送给我时，父亲总会眼捷手快地用筷子挡回去，并怒言责备。更可气的是，老人家临回家时，什么都要往她家带！“我家小二子孩子多，没得吃，没得用”，山芋干、棒头面、刷锅把、麻绳、笤帚、芦柴花，嘿！等到二叔独轮车上垫棉被，送她回家时，老人家真是“满载而归”！
三姑奶说起话来轻声慢语，笑容盈盈，脸上堆满了慈祥，很得我们姐弟喜爱。早春二月，父亲让我去带三姑奶回家住住，五六里地，我飞也似的跑到马逻村姑奶家，“姑奶，我爸让我带你回家”，姑奶总是哄我“姑奶忙，明天，明天吧”。我便和表兄弟们疯玩去了。到了第二天，姑奶又说“噢，事情还没完，明天，明天吧”。我如是跑出去疯玩。直到第三天，姑奶如法哄我，我一想起父亲的交待，便嚎啕大哭起来：“姑奶，您再不去，父亲会打我的！”姑奶赶忙将我揽到怀里，一个劲地安慰我“好好好，姑奶这就来，乖”。说完，马上收拾一下，洗脸、梳头、洗脚，换衣换鞋，随我踏上回娘家之路。
三姑奶会抽烟，父亲早早买来旱烟末，放在姑奶床头的凳子上。姑奶会咳嗽，父亲找来搪瓷盆，放些灶膛里弄来的草木灰，摆在姑奶睡觉的床前。姑奶随妈妈睡东间房，父亲和我睡西间房，姑侄俩隔着两块篱笆墙，侃侃而谈。夜里不知谈了多久，因为我早已睡着了；清晨，也不知他们从何时谈起，夹杂着姑奶的咳嗽声，我被他们吵醒了。哎，都说“好人没长寿”，这句话在姑奶身上应验了——三姑奶只活了五十几岁，就患上食道癌过早的去世了，而大姑奶则一直活到九十七岁！
大舅奶针线活非常好，只是眼睛花了，需要佩戴老花眼镜。每次带来我们家小住，母亲总会找出一大堆针线活，请大舅奶帮着做。能够记得的是我七岁时的那件蓝色咔叽褂子（外套），就是大舅奶做的。因为视力不好，两块口袋布，一正一反，好在并不怎么看出来。三舅奶不善针线，独强体力。听说年轻时耕田打耙、收割打场、挑水弄浆样样在行。说起话来，劈里啪啦，带着涟水人独特的侉腔，直让人感觉吃不消。我和姐姐背地里以然喜欢大舅奶，不喜欢三舅奶。
时光荏苒，现如今这些老人都已带着对人世间的眷念、对晚辈的满足，先后“跨鹤西游”了……。
6.
父亲的威严，在家里家外的亲戚朋友中是绝对的，不容挑战的！
父亲亲兄妹三人，排行老大，后面有二叔和姑妈。我的叔祖母去世早，叔祖父赴皖南定居，留下两个女儿，由我的奶奶养大，这样，堂兄妹五人。父亲外表兄弟六人，里表兄弟四人，加在一起，表兄表弟总共十二人，按年龄排序，父亲最长，固在兄妹之间，表兄弟之间，无论生何矛盾，作何事端，都找父亲商量定夺。父亲所到之处，总能调停妥当。说实在的，若在今天，真是难以想象的。如今，兄妹之间，表兄弟之间，亲情，已逐渐被利益所取代。
父亲和二叔各自成家后，一直合在一起生活，直到一九六一年才分家。分家后的二叔染上赌博，掷骰子、推牌九，一发而不可收，家中输得叮当响。父亲知道后，找来二叔，劈头盖脸一顿大骂后，自己则躲到一边暗自落泪。二叔反过来安慰父亲，“哥，说也说了，骂也骂了，你又为何落泪”？第二天，父亲带着斧头、锯子、铁锹，叫来二叔，将我家房前屋后总共七棵大柳树放倒，拉到镇上买了，替二叔偿还了赌债。
二叔告诉我：在他二十九岁时，害了一场大病。那时叫“鼓胀病”，现在说来应该就是“肝腹水”。担架抬到地区人民医院（现在的淮安王营镇市第一人民医院）求治，尽管住院治疗四十多天，然而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医院宣布不治，动员病人回家筹备后事。可怜二叔，人瘦皮包骨，肚大如鼓，身着送老衣（寿衣），躺在冷铺上，奄奄一息，只等咽气。父亲终日以泪洗面，但仍然不肯放弃，四处求医。也是二叔命不该死，父亲最终通过大姑家的一个远方亲戚（中医），“死马当着活马医”，居然将二叔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又应验了另一句谚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二叔今年八十又六，耳聪目明，精神爽烁！
打从我记事开始，二叔对我父亲便是言听计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曾有过丝毫的不敬！历经数十年，这样的温情场面，重来不曾忘记——
昏黄的煤油灯下，我们一家人围着桌子吃晚饭。忽然，漆黑的门外闪进一个高大的黑影——二叔来了。父亲斥责“下次再来，门外咳嗽一声，别给人吓死了”。二叔连应“好，好”，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向父亲汇报白天的所见所闻，小道消息。兄弟俩促膝谈心，一谈就是一两小时。二叔说着、听着、应着、和着，便躺倒在床上，口中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父亲悻悻然，骂一声“死回家睡去”，二叔“哦”， 趿拉着鞋子，推门消失在夜幕中。
如此这般，二叔“早请示，晚汇报”，十数年如一日，一口一个“大哥”，直到父亲离世……。顺便说一下，我的二婶比我妈大一岁，可自从进了杨家门，便一口一个“大嫂子”，直至二婶终老，足见旧时人们的尊卑礼节是何等严肃。
父亲收留杨士平的经历，曾经引誉四乡八邻。
杨士平，本族远支。论辈分比父亲长一辈，论年龄比父亲小21岁，比我大12岁。因其母亲较早去世，其父亲随其叔叔于解放初期远赴台湾，留下士和、士平兄弟二人交给在上海的舅舅照料。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城市人口分流，士平随其四舅回老家生活，时值大队在黄河滩组建养猪场，便住进了猪场。随着“文革”开始，养猪场解散，孑然一身的他，居无定所，无田、无地、无住处。其叔叔、婶婶因其政治氛围不好，自身不保，也都不肯接纳。此时的他，一块芦柴篱笆，斜靠在生产队的牛屋旁。篱笆下，一滩麦秸，一张芦席，一条破被。真可谓凄凄切切……。父亲不忍这个年近二十的族人飘零沦落，力排众议，毅然决然地将这正值叛逆的年轻人带进家来，同吃同住同被窝。时年家中盖灶屋，记得父亲在鲜土墙上挖一小洞，将士平的积蓄单独装进陶罐塞进小洞，外面用泥封好，准备着为其盖房娶妻——其实，我们也直到拿出来的时候才知道。第二年秋天，父亲与族中的叔叔们商议，我家树棒，你家芦柴，他家麦草，大家动手帮其盖起两间小屋。盖好了屋子，父亲就像兄弟分家一样，不忘帮其置办生活用具，水缸、水舀、锅盖、柳木床，一应俱全。
…… ……
在我最初记事的六、七年中，父亲和谒可亲，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然而，到了66年以后， 随着“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仿佛变了一个人……。
7.
我没见过祖父，早在我出生的两年前就已去世了。
小时候，翻过家中唯一的箱子，见过一张泛黄了的二吋半身登记照，相片中的人五十上下，身着中式对襟长衫，头戴“瓜皮”礼帽，五官端正，目光炯炯。妈妈告诉我，这是我爹（祖父）。
族长杨士仁先生在《杨氏族谱》第一稿中有这样的记述：“杨士荣，生于一九零一年，卒于一九五五年。生性敏捷，文武兼备，智力过人。曾任乡（村）长，镇财粮员。在龚营村习武时，曾举枪打下屋顶上的小麻雀”云云。
父亲很少对我说起祖父，这与他善于讲故事的特性截然不同，个中原因待后分析。从母亲口中，从二叔那里，从老一辈亲戚的言谈中，收集到支离破碎的信息，我为祖父整理出这样的经历：
早在国民党当政时期，祖父曾受聘于乡长李祥生私人保镖（李祥生，张季村小余庄人，解放后定其为“大地主”被人民政府镇压）。李祥生素与龚营大李庄李育之为敌（李育之解放后曾任淮安县县长）。曾经有人从中调停，某日相约在龚营村某四合院内小聚，李祥生为防不测，带上祖父护卫左右。当李祥生走进四合院时，众人起身相迎，但见李的身后跟着一位腰间插枪、器宇轩昂的年轻人，众人便问“这位先生如何请教”？李答曰：“我的助手杨士荣”。寒暄之中，众人试图了解祖父的有何能耐，李祥生便授意祖父露一手。当时屋顶落有几只麻雀，祖父举枪便射，随着一声枪响，麻雀落地，众人惊呼喝彩！
数年以后，祖父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保安（相当于派出所警察）、乡长、财粮员，期间有许多人得到过祖父的帮助，其中包刮同村的汪福祥（曾任淮安县农工部长），苏嘴街上端氏家族（曾帮其打赢一场官司）。然而，祖父在财粮员任上，一次在复兴镇开展工作时，冤家路窄，遇见已是祖父上级、来复兴检查工作的时任淮安县长的李育之！李对祖父“跑民主”（参加共产党）表示诧异。当晚，祖父因恐李育之公报私仇，连夜弃官跑到阜宁县益林镇端家七姑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那样的战乱年代，只要由两人以上商量同意，就可以对被怀疑人采取极端措施）。后碾转到上海，最后来南京投靠族中先贤杨汉生（我的叔曾祖父），并急切通知全家来南京安居。母亲回忆，在南京溧水、下关等地都曾留有她们的足迹。由于祖父后来生活不够检点，全家人在南京的境况也差强人意，迁延至南京解放后，在家中亲朋故旧一再催促下，全家人才又回到苏北老家“杨家圩”（文革前，曾在箱子里翻出过一本《工作证》，内有父亲的钢印照片。后来知道，那是父亲在南京浦镇铁路码头干装卸工的证件，是父亲在南京工作过的印记。文革后，这本《工作证》早已不知所踪）。
按照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标准，在解放初期，依据每户对土地及其生产资料的多寡，分别被评定为“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富农则是革命的对象。父亲曾说过，在农村土地改革中，我家曾分得十三亩地，半头牛（与另一户人家合分一头牛）。我们家被评为“贫农”，可正是因为祖父弃官跑到南京的那一段经历，回来后被改为“中农”，因为南京当时是国统区，这段经历被叫做“流亡”。记得妈妈说过有这样一首歌谣：“翻身棍，三尺长，一头打地主，一头打流亡”。这就是当时的“贫下中农”对待“流亡”的态度。
在我的整个学生时代，直到96年入党，填写过无数次表格，个人成分：“学生”；家庭出身：“中农”。
8.
看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开始的十七年中，农村工作的重点是恢复生产。从互助组、高级社到后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尽管跌宕起伏，但强调的是农村经济建设。在这个时期最后几年里，有着我生命中的最初记忆。也就在在这个时期，父亲的天空是晴朗的，心情是敞亮的。然而，一场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了父亲。
客观地说，在文革中，作为“中农”的父亲，并没有挨批挨斗，但我所看到的父亲，活得很压抑，脸上再难见到往日的愉悦和笑容。
一九六五年六月的一个雷雨天，63岁的奶奶告别了人世。按照村里的习俗，姑姑为奶奶定制了祭奠用的“牌位楼”，以让我们晚辈三餐供奉，及至次年奶奶周年祭日前几天，大队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破四旧、立四新、扫除一切牛鬼蛇神”运动，挨门逐户，风卷残云般清理“四旧”。一本又一本古籍，一张又一张字画，一尊又一尊菩萨，一批又一批冥品，或被捣碎砸烂，或被付之一炬。早在几天前，父亲主动找大队副书记（我家近邻）知会，希望对奶奶的“牌楼”宽限几日，待周年祭日那天，连同纸钱送奶奶坟上焚烧。书记当场表示可以。然而，事情当日，一群“造反派”凶神恶煞般闯进每一个家庭，等到我家时，不待母亲开门，早将篱笆门掀到一边，抢走奶奶的“牌楼”，撕下墙上的字画，搜走落满灰尘的线装书籍……。
清楚地记得，那是农历的六月初六，是苏北农村的节庆日。早晨上工前，母亲提早从菜地里割来满满一篮子“道人菜”（一种蔬菜），洗净后挂在门外树杈上沥水，准备中午回来全家包饺子。可是，待到放工回家一看：门，敞开着，屋里一片狼藉！一篮洗好的“道人菜”亦已被人顺手牵羊……。父亲见状，铁青着脸，一言不发，摔掉草帽，转身出去。少顷，断断续续从副书记家传来父亲的争吵声：“你们这种打砸抢行为，简直就是土匪！”“你说是土匪，那我就是土匪头子？反了你了！”
那天中午，父亲没有吃饭。下午，民兵连长带走了父亲。一连几天，未见父亲上工，出去回来都有民兵连长陪着——后来知道，父亲被带到大队部做检查！
此后的一个星期天清晨，我背着篮子割猪草，走过劳动小学门前，清净的广场上空无一人，学校的正墙上方贴着一条红底黑字大横幅，横幅上写着“杨昆山 杨○山 李○恒检讨大会”。至此，我终于明白父亲在为他的执拗，为他的冲动付出代价。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步步深入，“高潮一浪接着一浪，一浪高过一浪”，政治空气空前浓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旧有的邻里关系、家族关系甚至是家庭关系被阶级成分所裹挟，父亲的脸上写满了阴沉，我们已能感觉到父亲活得很压抑，整天郁郁寡欢，情绪一落千丈。在那以后的数年里，“贫下中农”在父亲面前专横跋扈；“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家人，也敢与父亲摆谱。回到家里，父亲难掩郁闷的情绪，对我和姐姐及至母亲非打即骂。
相比父亲的倔强、直率、宁折不弯的脾气，倒是一字不识的二叔圆滑而事故，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当上了众人垂涎的饲养员，一干就是八九年。
在那“政治挂帅”“唯成分论”的年代，父亲饱尝了阶级之苦，以至于在姐姐谈婚论嫁时，立誓要找个“根红苗正”的女婿。先后介绍几个条件相当不错的对象，其中一个还是食品站职员，父亲了解到他们家庭成分，大都是“中农” 出身——一概否定！最终选定我现在的姐夫，是绝对的“贫农”，且憨厚老实、兄妹七人中的老大，又是小队会计的儿子。
这样的情形持续到一九七五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高烧渐退，随着我中学毕业走上社会，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父亲都已感受到轻松，紧蹙着的眉头得到稍微的舒展。
9.
在中学，我是个活跃分子。“大批判”“小评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宣传、演讲，唱歌、跳舞，不谦虚地说，那叫风光无限，出类拔萃。这样的我回到队里（现在的村，那时叫生产大队），自然有了用武之地。两年后的七七年，应聘到劳动小学任教。
也就是这一年，国家恢复了高校招生制度，一改“文革”中的“贫下中农推荐入学”为全国统一考试入学。也还是这一年，父亲做出了让我结婚的决定。婚期定在农历九月十六日，九月十二日拉回来女方陪嫁物件，而就在第二天，乡里通知我们全乡教师到马逻小学召开会议，会上王少春老师（曾经是我的中学音乐老师，后调到小教办工作）在会上传达了“关于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文件精神。面对这样的机遇，学友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纷纷相约参加停止了十多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几位挚友帮我找到父亲，希望能推迟我的婚期，参加高考。面对拖回家的新娘嫁妆，面对发出去的邀请（上门面请），父亲踌躇了半天，在推迟婚期参加高考和放弃高考如期举办婚礼之间，父亲决定选择后者！
父亲的理论是：自己老了。
许多年来，每当我工作或者生活遇到困难，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当年的决定！假如在事关有可能改变儿子命运的决定可以重新选择的话……。事实上，人生没有假如！我们只能直面人生，正视生活。正所谓命也，运也。如今，我已到了父亲当年的年龄，我要说的是：父亲，我不怪你。
婚后第二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女儿，全家人至感高兴，父亲更是喜不自禁。是啊，历经这么年的风风雨雨，家里迎来一个新的小生命，这给家里带来了活力和希望，可惜小生命只存活了七十天，便夭折了。
等到八0年波儿降生，偷眼看看父亲，刻板的脸上写满了失望。背地里他对母亲说道：“某某某与我同龄，都已三个孙子了，我怕是等不到了……”。
一时的不悦，并不影响他后来对波儿的欢喜。
自七八年以后，农村土地经营由绝对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联产计酬（联系产量记工分），再到八0年的包产到户（大包干），农村的经济形势日见好转。爱人没有文化，恰是娘家培养出来的共产党员，出了名的“铁姑娘”，干起农活一个顶俩！我在学校教书，也是“亦教亦农”，上课前，放学后，丢下粉笔拿铁锹。这时的父亲，在重体力劳动上，自是退居二线，更多的是安排他照看波儿，父亲倒也乐得其所。
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仍然珍藏着这样的一幅油画：摇篮里围着波儿，父亲一手摇着摇篮，一手捧着书籍，孜孜不倦。有时候，一边摇着摇篮，一边打开我用来参加广播函授自学英语用的“咏梅牌”台式收音机。父亲最爱听的是“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尤其喜欢听《沙家浜》中阿庆嫂和《杜鹃山》中柯香的大段唱腔。波儿时常哭闹，父亲居然可以帮其换尿片，或喂点蛋花泡馍之类食物（那时的乡下没有奶粉）。到了傍晚，实在哄不住了，便抱起波儿来回颠簸。继而迎向田头，催促我们回家给孩子喂奶。走在西圩芦花道旁，风吹芦花沙沙地响，夕阳的余晖洒在祖孙脸上，波儿不停地哭闹，父亲则不停地哄着唬着：再哭，就摔死你……。可以想见，彼时的父亲是最最幸福的。
面对着大囤子满，小囤子漫的小麦、玉米、大豆，父亲的脸上写满了无尽的满足，再也不必为忍饥挨饿、无米下锅犯愁了！在我们家的餐桌上，既往“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每日中饭都能吃上白面馒头，尤其是母亲做的“千层饼”，爱人做的“碱水发面锅贴饼”，那才叫好吃！
八0年仲夏，干了多年生产队长的姑父，率先拆了草屋盖瓦房，早早请得父亲照应前后。午间，睡在姑父家瓦屋里的父亲，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凉爽和畅快，回来对母亲说，我若能住上瓦房该多好啊！
为了完成父亲抱孙子的心愿，更是为了迎合世俗，我和爱人商量，得生个儿子。于是乎我们数亲托友找关系走后门，前去医院解除节育措施；于是乎我毅然决然地辞去我的教师工作！因为校长三天两头陪同文教助理、计生助理、乡妇联主任，来讲台前做我的工作，带家属去医院节育。
10.
一九八一年的八月初五，我去湾郎大队表姑家作客，带回了三姑爹病重的消息，父亲说等二叔回来（时二叔赴灌南县子舅家作客）一起去看望姑爹。八月初八，二叔如约早早吃完早饭，来我家约父亲同行。清楚地记得，父亲早晨吃了三大碗新玉米粥，换上整洁的外套，穿上崭新的黄色解放鞋，与二叔一同出门。
傍晚，结束了田间劳动的我，回家发现父亲睡卧在自己的床上，薄被蒙着头，口中发出若有若无的呻吟。我赶紧抱着波儿去二叔家里问个究竟，二叔说，早晨在去马逻的路上，父亲感觉胃肠不好，先后拉了两次。中午表叔陪同吃饭，父亲素不饮酒，便提前告退休息。傍晚回家路上，便一个劲地浑身发冷，以致于二叔脱下外套，让父亲包裹着头，蜷缩着身子，一路小跑，到家倒头便睡。
二叔说罢，我立马丢下波儿，请来本家二爹（赤脚医生），为父亲测温、听诊、给药、打针。
晚上，父亲没有吃晚饭。期间，也曾起身两次，依然一言不发，口中不停地发出轻微地呻吟。临睡前我让母亲跟着父亲一起睡，以便有个照应。
深夜，我在迷迷糊糊中听见从灶屋里传来母亲的声音：“曙明，快！快！”我一骨碌翻身开门来到灶屋，只见父亲躺倒在灶屋门里边，神智迷糊，口中发出急促的喘息声，母亲坐在地上，双手托着父亲的头。此情此景，我异常冷静，伸手拉起父亲的手腕，感受到父亲的脉搏细碎无力，便一面安排母亲赶紧准备凉床、扁担、绳索，张罗担架；一面安排爱人迅速找人送父亲去公社医院救治。等到众人到齐，我看了一下手表——已是凌晨一点三十分。
众人不敢怠慢，急匆匆抬着父亲，在马灯（桅灯）的引领下，艰难地行进在乡间的泥路上。由于父亲身高体重，众人不堪重负，只能走走停停，稍事休息。等赶到医院——已近凌晨四点！短短五华里，竟走了两个多小时！
接诊的是庄姓值班医生，简单地听诊、测温后，显得手足无措，考虑再三，只是开了一瓶葡萄糖酸钙+卡那霉素敷衍着，而父亲的情形非常不好。众人焦急地等待着……
终于等到病房甘医生（甘牛）上班，立即让父亲转入病房。可是，病人未及抬进病房，发现血压突然下降，测得血压55～70mmHg！赶紧注射正肾素！！！记得从早晨上班直到次日凌晨，父亲一直都在抢救之中。生命体征反反复复，用了药稍事好转，可略一动弹，血压立即下降。医生便不停地输液打针，可是直到当日下午，医生发现，连续输液14瓶（7000ml），病人却一直没有小便！面色潮红，周身水肿。于是，“速尿”“甘露醇”轮番使用，父亲依然没有小便！当晚九点尝试导尿，结果膀胱没有小便！
客观地讲，当年的苏嘴医院集中了当时最好的医生——内科：周思宜，韩明，蔡大友，甘牛；外科：祁崇文（院长）。这一批医生的医务水平，在当时的公社医院中算得上是佼佼者，可是，对于父亲的病，他们却显得无能为力！让我至今耿耿于怀的是，父亲在院26小时，竟然没有一次化验检查！因为当天适逢星期日，化验室医生不上班！！！
期间，众亲友也曾建议转往淮安县医院救治，可根据父亲当时“不可动弹”的现状，我和二叔决定留在苏嘴，期待奇迹……
经过先后三次会诊，最终的结论是：急性胃肠炎，弥漫性血管内凝，急性肾功能衰竭。次日晨五点，医生悄悄将我叫到一边，“我们已经尽力了……”。
……没有救护车，又不能乘坐公共汽车。我和姐夫、二表弟租来平板车，用自行车牵引，父亲躺在板车上，车上撑着一把黄色油布雨伞遮阳。兄弟仨轮番骑行，护送父亲转院淮安。早晨七点半上路，一路上父亲思维明晰，神智清楚，不停地与我们说着话。下午一点，板车行至运动闸，父亲口渴，我到路边买来一包黄杨梨，刨了皮，让父亲吃了一个，父亲说“好吃”。如果冥冥中有定数，我无法原谅自己让父亲吃梨（离），而“好吃”二字，恰恰是父亲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十五分钟后，行至淮安鼓楼，我回首看看父亲，油伞下露出的面色灰暗无光，二表弟连呼“大舅！大舅！”——父亲没有应答！
此时距县医院不过500米！二表弟骑上自行车，飞也似地冲向医院。不待我们拉着板车跑进医院，一群医护人员，早已迎上前来——注射强心针——心脏压迫——人工呼吸……
时间定格在1981年9月7日13时15分！
……
父亲留下了几多遗憾：平生没能留下一张相片；没能等到自己的孙子；没能住上自己的瓦房……
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严谨治学，读好书，交好友；勤勤恳恳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今天，我要告慰父亲的是：您的儿女虽不富足，却也安逸；您的孙子、孙女都已经是“城里人”；在您的孙辈中，已有六个大学生，一个研究生。
父亲，安息吧！
2012年冬 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