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是一本由王德威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0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精选点评：
●快成David的鐵粉了，對文學史書寫的「再書寫」及其域外立場對我而言勾魂攝魄，能超越國族拘限對方法論和對其地理、義理、倫理意識的反思也很引人入勝。強烈推薦，期待《現代中國新文學史》。#壹柒讀#092
●虽然深入浅出，谈文学地理，谈文化中国，谈遗民与后遗民，谈乌托邦，但都是可能性的局面里，回旋性地探讨边缘的主体意识…我更想看到超出我理解框架的宏大叙事啊
●我对王德威总体评价不高，但这本书确实发扬了他治文学史的优长，以轻捷灵犀取胜。他所设计的哈佛文学史几个节点都是极其极其见眼光的。比如，用沈从文的进京，标志着一代年轻人从新文学的读者向新文学的作者转型，这个观察很出色。
●印象较深的有两处：一个是对域外文学的介绍，之前从未想到大陆以外的华人文学竟然也如此精彩。另一个则是冯至与沈从文的个案分析，以冯至为首的这一批知识分子是否可以用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的理论来分析，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尝试。前者体现的是本书的“地理”取径，后者则为“伦理”的体现。好看！
●王德威先生比较近人的一本书，“以点论史”之见颇为有趣。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王德威啦！那种中西贯通、信手拈来的感觉太棒了！虽然这种谱系学有时候也受到国内学者的诟病。对于福柯的“异托邦”所阐发出来的科幻小说论述，非常有启发，令人不寒而栗的感觉。 第一篇，十个关键词。贾植芳老师的“地下写作”之前关注不多。第二篇，盘点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作家和学者。梁宗岱对印象主义的接受。 讲冯至与沈从文的抉择那篇也很不错~
●学很精彩，识需要商榷。
●第二讲和第三讲信息量最大，灼见最多。后两讲实际上是关于华语语系和抒情传统的再次论述，和其他著作重复较多。附录自然也是王德威的既有发挥。最后，先生文笔真好～
●王德威教授是我最佩服最欣赏最喜欢的现当代文学史家，没有之一，他开阔的视野，独到的问题意识和流畅的叙述在这本书呈现的非常明显。“作为方法的重写文学史”一节格外精彩。
《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读后感(一)：一点记录
第一讲 重写“重写文学史”：十个“关键”时刻
【21-22】《德国文学新史》的编纂经验：文学性质的流变。语言、国家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后者牵涉到“华语语系文学”的问题。
第二讲 批评方法与中学西进：兼论晚期梁启超、晚期陈寅恪
【63】对文学纯粹审美功能的强调和推崇由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六朝以来的“神韵”传统一起构成。——今日听了一场以老舍早期文艺思想为题的答辩，他同样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是否可以从这里切入考虑20年代整体的新文学文论面貌？或许能倒推中、西之间共同的文化脉络。
【67】对“情”的思考。此处引王国维《文学小言》：“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
【71-72】章太炎“文学退化论”：回到事物的原初状态。“俱分进化论”：好在更好，恶在更恶。
【76】陈衍：“三元说“与学人之诗”。——【89】钱钟书和前者的交往与“反叛”
【114】陈寅恪“以诗证史”——钱钟书“史蕴诗心”
第三讲 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
【119】对于文学与政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关系的思考
【129-132】海外学者对“中国性”概念的思考：杜维明的“文化中国”、王赓武的可实践的“中国性”、李欧梵的“游走的中国性”、王灵智的“双重统合结构”。
【133】周蕾：“myth of Chinese Consanguinity”
【141-】华语语系（Sinophone）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个学科名称是有很多学者不满意的。相较于“汉语新文学”来说，华语语系文学避免了再次陷入汉语中心主义的窠臼。但是过于执着“语系”这个词，又落入了与语言学中“语系”概念发生冲突的尴尬境地。王德威教授在书中还提到了“英语语系”、“法语语系”等词，这也是为史书美教授所使用的，然而正是这几个词暴露出了他们亟欲消解目前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和“汉语”却有心无力。“汉语新文学”呢，按另外一个教授古代文学的老师的说法，就是“那’旧‘是什么？”而“华文文学”，本来按说这个词应该是最合适的，可惜因为固定下来是华人华侨文学的缩略，也不好继续扩大范围使用。所以现当代这个学科名称也只能继续将就着了。
第四讲 文学伦理与公民意识：冯至、沈从文的启示
【184】林毓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185】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性解放”究竟解放了个性吗？这是很为我所疑问的。最近读了伍晓明教授的《妄想、自恋、忧郁与献身——20世纪中国个人自我的诞生与死亡》这篇论文，刚好也在写关于自恋情结的文章，遗憾地发现好像知识分子总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虽然心系国家，但是一方面自己的能力实在对现实问题无用，另一方面政权似乎总是在努力榨取掉他们最后一滴符合“价值观”的价值。不知不觉间自己也成了消极的“文学无用论"者了。
【188】“我觉得现代文学真正动人的时刻不在给出了什么惊人的答案或完成了什么使命——这是一般文学史的看法——而在于呈现了答案的可望而不可即，或者是呈现了答案的并不存在，或者是呈现了在寻找答案中所经历的紧张过程。”——本书中最喜欢的一段话。
附录一 启蒙、革命与抒情：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命题——标题即是重点。
【267】艾青：“抒情是一种饱含水分的植物。”
【270】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情本体”
【272】沈从文：“事功和有情”（《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
【274】抒情之“情”，之“抒”（抒、杼）
附录二 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
【280】托马斯·莫尔《乌托邦》（1516）
【282-3】“异托邦却是在虚构与建构之间，蕴含实践的、此时此地的、人我交互的可能”及脚注——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东方主义。
作者列出或引用并且个人感兴趣的作品：
唐君毅《说中华民族花果飘零》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石静远（Jing Tsu）《中国离散境遇里的声音和书写》（Sound and ｓｃｒｉｐｔ in Chinese Diaspora）、
王德威《后遗民写作：时间与记忆的政治学》
《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读后感(二)：读书笔记
共四讲：
重写“重写文学史”：十个“关键”时刻；批评方法与中学西进：兼论晚期梁启超、陈寅恪；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文学伦理与公民意识：冯至、沈从文的启示。
另附录：
启蒙、革命与抒情：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命题；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
第一讲：重写“重写文学史”：十个“关键”时刻
奇特现象：从国外视角看来，中国学界对于文学史书写和阅读太过重视。在当代西方学院里，文学师只是讲述文学来龙去脉的历史，功能无非是研究文学的脉络和依据。
【按：记得陈思和讲过，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都有写一部属于自己的文学史的冲动。】
11：中国书写闻名所强调的诗与史的互动，形塑了不断铭刻文学/史的动机；时至近代，文学史和国家史之间已存在着共生关系。书写文学史就是一种对于国家身份的认同。
哈佛大学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计划（预计二〇一六年完成）：
“新”，相对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而言。
特点：多人共同写成，以一种类似百科全书的包容性涵盖各类议题，以编年的方式进行编排，聚焦于文学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年份、日期，甚至特别的时间点，以此尝试一种重新书写的可能。
理论基础：本雅明的“星座图”概念（constellation）。
“关键时刻”：与其看作是“锁定”历史意义的要素，不如说是“开启”历史意义的契机。
第一个关键时刻：1908年，《河南》杂志，“令飞”，《摩罗诗力说》。
第二个关键时刻：1922年8月，沈从文到达北平。
第三个关键时刻：1930年11月30日，张恨水《啼笑因缘》在《快活林》副刊连载完毕。（P33：张恨水在当时所代表的一种民间经验和意识，时至今日，我们仍应该给予崇高的敬意。如张爱玲、金庸，甚至近期在中国内地崛起的通俗文学作家郭敬明等，都是在这样的语境里，不断地以新旧交错的想象，痴嗔怨叹的叙事，为芸芸众生提供了另一种进入“现代”、“现代文学”的方式。）（通俗文学的意义）
第四个关键时刻：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何其芳的自我检讨。
第五个关键时刻：1952年7月，张爱玲出走美国。
第六个关键时刻：1956年12月2日，北京人艺演员初见《茶馆》剧本，并与作者老舍交换意见。
第七个关键时刻：1969年10月7日早上九点半，陈寅恪与世长辞。
第八个关键时刻：1979年10月28日，贾植芳当天的日记。（抽屉文学）
第九个关键时刻：1989年3月26日，海子自杀。
第十个关键时刻：2062年1月1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大中华民主国成立五十周年”。
第二讲：批评方法与中学西进：兼论晚期梁启超、陈寅恪
主讲：二十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文人、文学实践者，他们运用何种理论背景、思考架构以及由这些理论和思维所烘托出的方法，这些方法又如何能在二十一世纪进入更广义的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
56：当我们重复地引用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雅克·拉康或者其他近年走红的批评大师，如写出《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的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讨论讲述主权、生命和法律的吉奥乔·阿甘本的著作时，我们如何为自己的立场定位？
告诫：挟洋以自重的姿态早已过时。
梁启超（熏、浸、刺、提）、王国维（“壮美”、“古雅”、“人间”）、黄人、章太炎。
周树人（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周作人。
瞿秋白、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胡风、钱钟书、陈衍、袁可嘉、夏济安、陈世骧。
梁启超晚年的转变。
陈寅恪的“晚期风格”。
第三讲：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
主讲：英语世界所发展出对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学”、什么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不同论述；“华语语系”论述的来龙去脉；以及所谓“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
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以语言作为最大公约数。注意殖民属性。
杜维明、王赓武、李欧梵、王灵智对于“中国”的探讨。边缘/中央；实践/想象；政治/文化。
周蕾、洪美恩、哈金。
国内学者的反思：葛兆光《宅兹中国》，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讨论》。
海外文学的“三民主义”论：“移民”、“夷民”、“遗民”。
153：顾名思义，移民背井离乡，另觅安身立命的天地；夷民受制于异国统治，失去文化政治自主的权力；遗民则逆天命，弃新朝，在非常的情况下坚持故国黍离之思。但三者互为定义的例子，所在多有。华人投身海外，基本上身份是离境的、漂泊的“移民”。而年深日久，一代又一代移民的子女融入了地区的文化，真就成为外国人，就是我所谓的“夷民”。但仍然有一种海外华语发声姿态，那就是拒绝融入移居的文化里，不论如何，仍然坚持“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想象，形成所谓的“遗民”。
台湾的鲁迅：赖和、陈映真。
南洋的张爱玲：李天葆。
第四讲：文学伦理与公民意识：冯至、沈从文的启示
主讲：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同时又关注文学的虚构性，但这种关注又非回到新批评文本内部研究。
冯至的选择：从里尔克到毛泽东。
沈从文的选择：“事功”抑或“有情”？
【按：附录两篇演讲，承袭王德威前作《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及《想象中国的方法》、《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思路。此处不赘。】
《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读后感(三)：现当代文学新论
小结：第一次阅读华裔学者的学术著作，恰逢近日刚读完《比较文学概论》，两相比较，隐约可感受到比较文学四跨（民族、文化、学科、语言）交织碰撞出的精彩。无论是纵深古今的文史脉络的梳理，亦或是大胆犀利的评判，尤其是后者，在传统的文学史评说中难以目睹。相比于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状似温柔敦厚之下的暗藏玄机，王德威毫无遮拦，寥寥数语切中肯綮，鲜明露骨处令人哑然失笑，字里行间同样也初次窥见华裔学者对于华语体系独立地位的坚持。以下将摘录品评之。
摘录：
第6页：一九O二年，清廷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树立了现代定义的“文学”观念。当时所谓的文学包括了经学、理学、史学、诸子学、掌故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是现代中国对“文学”学科最初始的定义。
第12页：（王晓明）：要否定政治决定论，书写不应该受制于意识形态，同时要拒绝“起承转合”的机械进化论；文学史没有和所谓的伪达尔文式的进化论联结的必要，它可以是更自在的一种文学对历史的展现，或者是对历史的呼唤。（伪达尔文式的进化论，详情可见72页与之相对立，对于章太炎“文学退化论”的阐述：“进化的本身并不代表一个浅白的、一厢情愿的、越来越好的人生的观照，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善恶之间有“俱分进化”的情况之下，我们对于时间的流程，对于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教训有了一种非常惕励的、非常警醒的感觉。”
“依自不依他”，文学史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掌控之下得以抽身，五四思潮的争鸣乃至新中国特殊时期“手抄本”小说、八大样板戏的荒芜，分明是一种停滞与倒退。线性进化的机械观念完全不符合史实，“重写”有其必要与科学性）
第40页：“中国的现代性”是什么？什么是“现代”？时间散落，意义丧失。相对于古典和传统，“我们回不去了”。张爱玲以简单的一句话证明了，她是一个有着强烈时间焦虑的现代主义者……是对于整个大生命作出的最残酷的一句呼喊。（出自《半生缘》，初读时并无此感，作为时间分界点并以此做注，王的识见有独到之处。）
第68页：黄人对于“变”的强调，并不肇始于他。早在《文心雕龙·时序》中刘勰就提出“质文代变”；在《知音》中提出“观通变”的理念，从这一角度看，黄人的“夫世运无不变 则文学也不能不随之而变”并无新意，不过是一种继承王以此关联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否有牵强之嫌？或许尚待考证。
华裔学者对于“中国性”的不同定位和见解：
杜维明：“文化中国” 认知、情感和生存共同体 放诸四海、宏大叙事
王 武：在地、实践的一种中国性的可能
王灵智：多元交互 在多元族裔的美国性前提下争取自己的中国性，在华人移民社群宣导认同美国性的必要
第152页：我们甚至可以不客气地说，中国大陆境内汉语/中文就是华语语系的一部分。（耳目一新。王在前面否认了对立说，对于“独立”的立场寸步不让。他的否认，不过是否认将华语语系放在对立于汉语语系，弱小孤立的位置。力求独立，甚至超越大陆境内汉语地位，其“野心”可见一斑）
第164页：陈映真的文学观总是自我否定、消极的文学观，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这一方面，陈映真有意无意地也与鲁迅相照映。（鲁迅的“反抗绝望”、晚年的犹疑矛盾心理，《我要骗人》）
第168页：鲁迅的左翼、党的左翼
钱理群在三十年也特地强调，鲁迅实则是在与左翼、右翼两派抗衡，他的立场并不能用简单的政治立场区分。
第173页：李天葆v.s张爱玲
文笔细腻繁复，有张文字意象的参差对照、华丽苍凉，但缺少张的讥诮警醒。
更像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隔代遗传。风花雪月成为了排遣、推移身世之感的修辞演出，久而久之，竟成为一种“癖”。
张受教于鸳蝴传统，“以庸俗反当代。”
（没有阅读过李的作品，王说他和张是相似的，列举了几篇他的作品名称。看毕，嗤笑。若要强说像，不过也只是表面披着鸳鸯蝴蝶、才子佳人的外衣有点相似之处，王的分析是深刻的。钱理群称张的小说为“新鸳蝴派”，其“新”便是突破庸俗琐碎的男男女女，直写入人性深处去，如金钱对人的异化，颇有点现代主义的主题，卡夫卡《变形记》的悲凉。孰更深刻？高下立现。文学史的评判在这一点上是中肯的。）
第186页：我们如何从文学介入实在的公民领域，或者我们借由文学这个媒介抽离出来，采取有距离的方式看待现实人生？（文学的意义，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的区别。“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但纯粹的浪漫和形式并不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诗学代表人物卢卡奇和阿多诺的论争，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究竟谁能更客观全面地反映现实，都是对文学干预介入现实的肯定）
第188页：我觉得现代文学真正动人的时刻不在给出了什么惊人的答案或完成了什么使命——这是一般文学史的看法——而在于呈现了答案的可望而不可即，或者是呈现了答案的并不存在，或者是呈现了在找寻答案中所经历的紧张过程。
昨天看书时简单勾勒了几笔，今天再看，心境截然不同。现代文学，从来就没有给出惊人的答案，也从未完成任何使命，鲁迅在“反抗绝望”没有真正成功过，他在晚年孤独地否定自己，夜不能寐，困惑矛盾（《我要骗人》）可时至今日还有人质疑他存在的必要性，他期望的黄金时代也未曾真正到来；张爱玲展现人的异化、自私愚蠢等等劣根性从来就鲜少被人正视，他们不承认撕掉那一层道德遮羞布下赤裸的真实；沈从文换了种方式，表达对纯美人性的怀恋，“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隐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长河》题记）
现代文学之于我，莫过于独自一人惶惶然不知所终时，多一点无用的热泪盈眶，多一点跨越时代的愤慨、激动和感伤，多一点沉溺于世俗之外的清醒与冷静。至于答案，一辈子很长，让我找找看。
第194页：可以想见，当时有多少文艺青年，因为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和诗人的陨落，理解了文学在这样一个时代所担负的风险，包括放弃文学，甚至为理想牺牲生命。他们从而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微斯人，吾谁与归？）
第195页：但作为后之来者，我们其实应该抱着非常谦卑的心情叩问：如果是我们处于同样一个历史现场，会不会做出比这两位作家更恰当、更明智的判断？更积极或更保守的决定？（想起萨特的《紧闭》（又译《隔离审讯》）里的加尔散，叛逃后身处地狱，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洗脱内心的愧疚和惶惑。设身处地思考，我似乎未必会做出“伦理正确”的选择）
第207页：里尔克强调，每一个人来到世上，都是完全孤独的个体，但不是自怜自伤的孤独，而是一种生存的情境。就像冬天兀立的枯树，枯竭的枝桠在冷冽的天空孤独的存在。但是土地之下，这些孤独自存的树木却是盘根错节的。所以，这虽然是一个孤独的世界，但却是我们共存共有的一个世界。
第214页：西南联大第冯至以吹箫的畸人来回应“时代的号召”，他所做的决断和选择不言自明。
略
一九五六年他成为共产党员。
（不多评论，一句事实的描述胜过一切言语。此时无声胜有声。“与其说诗人辜负了里尔克、歌德，不如说他同样也辜负了毛泽民。”）
沈从文；《看虹录》 《摘星录》
“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到的最后一页。只是，我自己翻得太快，看到了一些不许看的事物。”
“有情” “事功”（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史记·商君列传》）
第280页：乌托邦（Utopia)
托马斯·莫尔——以西方为定位的乌托邦叙事的起始者
恶托邦:二十世纪三大反乌托邦文学作品：赫胥黎（Aldous Huxley)《美丽新世界》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 扎米亚金《我们》（朱维之《外国文学简编》“王国的统治者‘救世主’拥有可怕的机器，任何号码如果有了灵魂，有了幻想，或违背现存的生活规则，便会被处死。后来，终有人策划叛离，准备飞向太空。”
异托邦：福柯（MIchel Foucault) 实践、此时此地、人我交互的可能（在理想和集中丑化现实的过渡阶段）
第294页：一旦科幻文学被列入儿童文学，似乎就被家庭化、儿童化，因而被视为荒谬可笑。相对于西方近几十年如火如荼的科幻现象，中国科幻无疑是相形见绌的。
（后记：万里长征第一步，深感视域狭窄，唯现代文学一部分可稍作感想，其他部分都是从王德威先生的著作里汲取营养，缺少在知识储备充足前提下的有效互动。但愿一年后能有所长进。小年快乐。2018.2.9 18；49）
《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读后感(四)：摘
15.进入文学史的殿堂。而文学创作的终极目标，是对人生重大课题无时或已的叩问关怀。
15.对于夏志清而言，他的出发点是对文字、形式的审美要求。但在审美要求下的是广义人文主义信念和人道关怀。
20.点在法国版新文学史的编纂过程中，首要目标就是将大叙事完全解散，呈现分散的、点状的、透视式的、辐射式的脉络。希望在这些脉络里，各种被撷取的时间、作家、作品之间能相互产生激荡。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的“星座图”概念（ constellation），成为理论的基础。无论阅读者看到哪一篇文章，都能产生以小见大的感动，也与其他文章互相映照，组合成不同的关系网络。以此方式，我们进入到一个复杂、广阔的法国文学的律动世界里。
29.种看待文学的方式呢？（鲁迅于一九七年、一九O八年之际以摩罗诗人的身份写出：“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而未之有也。”作为文学家的责任太沉重，过去如此，今天是否亦然？文学是不是必然要负起救国救民、“感时忧国”的重责大任呢？
35.“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我听得清不是林叶和夜风私语”
65.梁启超强调情感本身的移入，一个感动，一个强烈的“熏、浸、刺、提”的可能性；王国维强调的是“优美”和“壮美”所带来的审美的、自足的、独立的境遇，不为外物所牵扯，一个新的、属于“美”属于“文学”的境界。
69.在这里，我想我们最可能用段话说明章太炎相对于梁启超的争议性：“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凡遊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彰为准。”有点像绕口令，但是这里的这两个“文”字恰恰是关键所在。对于章太炎来讲，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要回归到所有文明最根源的、文字最质朴的物质性呈现。而日后各种“踵饰增华”的词章之学—“凡始者必皆成文”，这个特别怪的“”字，都是后来在经过时代的变迁后，文人士子游手好闲之余，再加上一点精彩的小花招、一些新的纹饰，所发展出来的缛丽堂皇但是浮而不华的结果。所以章太炎的文学恰恰和我们今天对于文学的观念反其道而行。
76.“诗人之诗”、“学人之诗”成为晚清到民国初年，一个辩证古体诗的重要关键。
94.他在晚年时有不同说法/他曾经说过“我学美学是从学习克罗齐入手的”；但又说：“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在我心灵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95.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新近在《中学生》的十二月号上，看见了朱光潜先生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文章，推这两句为诗美的极致，我觉得也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
98.对于蔡仪，美是绝对的、客观的，美是事物的典型性；李泽厚认为美是种历史的积淀，是群体的一个集结的最后结晶；朱光潜则以为就算美有典型性、有历史的积淀性，仍然需要个判断主体，借以进入物我之间交汇的过程，也就是说不能完全轻忽主体部分。
100.相反，晚期的作者往往对于作品或者研究、描写对象产生一种深化的可能，也就是他们自己回到一个拒绝通融的世界里，不再强调各种飞扬跋扈的改变、融合或发煌，成为很特别的一种自我完成。这种完成，对阿多诺而言，是文学或文化上的大灾难。因为这个完成充满了自以为是的想法或不知如何是好的紧张性。
103.在倡导新小说多年之后，梁启超写下了《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提出：“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也就是说，我们人生中各种各样的浮光掠影以及经验往往牵动了我们的情绪，把发之于内的情绪牵动出来，情绪的起伏需要艺术的力量把它捕捉出来。然后梁启超提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的“情阈’里头”，强调了情感的强烈移入，也就是我们所谓“移情”的力量或可能性，打进了读者的情阈里。然后“在若干期间内占领了‘他心’的位置”，作为受众，作为读者，我们在阅读一篇动人的小说、诗歌或是散文时，完全被创作者的情感所打动，在短时间里，我们所谓的“他心”完全被暂时的情感所侵占住，而这个侵占所发生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力”这个字是梁启超特别要提出来的。情感不只是无病呻吟、伤春悲秋而已，情感所焕发出来的力量往往会造成摧枯拉朽的力量，让我们世代汇聚于心。
106.这个“趣味”必须是在生命的激荡里，不断去承受各种各样的刺激，不断去回应各种生命的要求，最后所焕发出的一个自为的情境。
113.一九五O年代末期和一九六O年代的陈寅恪，面对客观环境的历史大裂变，有种种不能已于言者的隐痛，转而将心事托付在古人身上，以此发展出一个庞大的隐喻系统。这个隐喻系统一方面有解，可以召唤出足资对应攀比的人事或诗文；但另外一方面无解，因为隐喻指向层层叠叠的意义皱褶、文本与诠释过程的细密缝隙。更重要的，此处隐喻不是西方的文字游戏，而是面向历史黑洞的伤痛与反思。这也呼应了中国传统诗、史之间最复杂的辩证关系。
113.在这里，我们的诠释没有所谓的柏拉图式的理型界、现世界或者造物的模仿等诗学观念，我们有的是一个文、史不断相互印证，却又相互抹消的过程。
135.哈金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时，曾说到能够成为个作家，“主要要感谢英文”。因为“八九”之后，他选择自我“流亡”到英文语境，而其觉得非如此不能写出所思所见。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英语语系作者。但是，有鉴于他自觉的中国背景、小说选择的中国题材，还有行文若隐若现的“中国腔”，我们是否也可以说，他也是个华语语系作家？虽然他以英文创作，但是“发声”的位置是中国的。如此，他赋予华语语系文学一个极有思辨意义的例子。
142.当我们理所当然地以汉语作为一统中国、沟通表意的工具，我们是否已经忽略了中国境内“发声”的不平等关系呢？
155.我所谓的“后”，不仅可暗示一个时代的完了，也可暗赤一个时代的完而不了。而“遗”，可以指的是遗“失”是“残”遗，也可以指的是遗“留”。如果遗民已经指向种时空错置的征兆，“后”遗民是此一错置的解散，或甚至再错置。两者都成为对任何新兴的“想象的本邦”最激烈的嘲弄。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欲望、发明和遗忘、妥协和抗争，成为当代台湾文学国族论述的焦点：如果遗民意识总已暗示时空的消逝错置、正统的替换递嬗，后遗民则可能变本加厉，宁愿更错置那已错置的时空，更追思那从来未必端正的正统。
164.他对社会的批判也正是对自己原罪的忏悔。由此产生的张力，最为可观。由是推论，陈映真的文学观总是自我否定、抹消的文学观，是达成目的的手段。
179.“张冠李戴”，因此有了新解。而我们不能不感觉到绮罗芳香里的鬼气锦绣文章中的空虚。
185.“感时忧国”最动人的部分是带出一代作家文人的历史危机感和行动（如革命）急迫性但另一方面，却也助长文化人自以为是的耽溺，以及为批判而批判的道德优越感。
188.我觉得现代文学真正动人的时刻不在给出了什么惊人的答案或完成了什么使命——这是一般文学史的看法——而在于呈现了答案的可望而不可即，或者是呈现了答案的并不存在，或者是呈现了在找寻答案中所经历的紧张过程。
219.七月二日大会正式开始那天，冯至在《人民日报》的专刊上，身先士卒地写了个人面对新中国的期许，这个期许就是：人民“如果需要的是更多的火，就把自己当作一片木屑，投入火里；如果需要的是更多的水，就把自己当作极小的一滴，投入水里”。贡献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促进祖国的新生，这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期待。
220.《我的感谢》是冯至写于一九五二年六月的一首诗：
你让祖国的山川
变得这样美丽，清新，
你让人人都恢复了青春
你让我，一个知识分子
又有了良心。
你是我们再生的父母
你是我们永久的恩人
这个“你”是谁，不言自明。这是一九二六年创作《蛇》的诗人，是一九四一年写出十四行诗的诗人，是一九四五年以诗《招魂》的诗人，在《我的感谢》中以五体投地的虔敬心情，用非常谦卑的姿态，由衷地表达对国家领导人的感谢。六十多年后的今日，回首看这首诗，我们很难设身处地想象诗人兼知识分子的冯至，彼时是用何种心态，面对他的祖国、他的领导人、他的党、他的学校、他的专业科目，还有最重要的是他的诗歌。对冯至而言，这是当时真实心情的写照。日后他也以坦然态度将这段过往留予后世，付诸公论。
228.作者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美的教育。
229.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在北京大学一场以自由派为主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沈从文和冯至有一段关于“今日文学的方向”的对话：
沈〔从文〕：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他的意思是指，如果知道红绿灯为有心者所操作，还要去遵循吗？
冯〔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这是很有意思的对话。沈从文接着将对话延伸到文学：“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冯至的回答是：“这确是应该考虑的。日常生活中无不存在取决的问题。只有取舍的决定才能使人感到生命的意义。”这是取自歌德的名句，你一定要取舍，要决定。冯至没有直接回答沈从文的问题，到底要不要红绿灯，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是不是偶尔可以异想天开地避开红绿灯。冯至呈现的是非常歌德式的决断。此后，两位老朋友就分道扬镳了。
231.他写道：“事实上我并不厌世，——我其实不想死我不恨这个世界—“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各人所能翻的最后的一页”，“只是，我自己翻得太快，看到了一些不许看的事物”。所以他是有某种的自知之明的。他又写道：“我正感觉到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他显然预知到有一些不祥的东西正朝他蜂拥而来。他又写道：“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经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这是在一九四九年的二月间，可以想象他的情况不太乐观。“幻灭，不能擅用。即使做成一个真正悲剧的结束，混乱而失章次。如一座虹桥，被新的阵雨所击毁，只留下幻光散映于荷珠间。”—非常抒情的美的意象，可是这种意象，却放在一个濒临疯狂的语境里。“雨后到处有蛙声可闻，杜鹃正为翠翠而悲”，这个“翠翠”，我们当然知道，是《边城》里女主角的名字。“罡风吹着，出自本身内部的旋风也吹着，于是息了，一切如自然也如夙命。”这些文字一点一点暗示着有一些恐怖的事情，逐渐袭击着沈从文的肉身和心灵。
242.衣服是人与世界交汇的一个界面，衣服分隔了我们的肉体跟外界，衣服也串联了外界和肉体，与所谓的现实文化符号，尤其是礼教方面的符号，总汇集成的象征。在这个层次上，沈从文其实以他最最低调的方式，把他的“抽象的抒情”付诸在一项看来微不足道，却最“贴身”的历史实践里。
249.过去这些年里，在“后”学时代，尤其是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后学兴盛的这几年，有所谓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其实就是以一个虚拟的命题来探讨由叙事所呈现的历史经验集合。
250.李泽厚先生认为在漫长的二十世纪里，因时势使然，启蒙运动终究不及救亡的号召更为迫切，或者更能得到众多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的支援，以至于救亡超越了启蒙，也就是革命的号召最后压倒知识、文化的追求。
265.鲁迅的立场当然反映了他所坚持的文学政治立场：我们必须从历史经验与历史意识里奋起，而不囿于虚无缥缈的情绪。
270.于是抒情不再只是个人内向自省的倾诉，也是个人与历史情境互动的有感而发。
274. 再次强调的是，抒情的“情”字带出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对主体的特殊观照。从内烁到外缘，从官能到形上，从感物到感悟，从壮怀激烈到缠绵悱恻，情为何物一直触动作家的文思；情与志、情与性、情与理、情与不情等观念的辩证则丰富了文学论述。
而“抒”情的“抒”字，不但有抒发、解散的含义，也可与传统“杼”字互训，因而带出编织、合成的意思。作为一种历史眼光，同时也是组织、形构，运用自己的慧心和巧手，再一次把曾经消失流散的历史人文经验重新提炼出来。对于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体验这样的精神、经验，最好的媒介无他，就是文学和文字。这说明“抒情既有兴发自然的向往，也有形式劳作的诉求。一收一放之间，文学动人的力量于焉而起。后之来者谈中国主体情性，如果只能在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或情感论（ affect theory）这些西学中打转，未免是买椟还珠之举。
282.异托邦是一个空间或想象的存在，被社会所命名、所树立，却被“包括在外”。异托邦折射一个社会的欲望或恐惧，但也因为其另类的位置，形成与主流权力或拒斥、或同谋的微妙互动——像一面镜子中左右里外对调的反影。
285.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以倒叙法开场，写了五章就半途而废换句话说，小说空有未来的远景，却缺乏了从“现在”如何过渡到“未来”的叙述/实践过程。历史的吊诡是，共和国前三十年各种政策不也正是因为急于透支“新中国的未来而昧于现在、抹消过去，因此产生一次又一次盲动躁进？
295.一九四九年之后，值得注意的是郑文光对早期科幻小说的贡献，及叶永烈在八十年代初发表了有史以来销量最大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这类科幻小说多半归于科普读物，甚至归入儿童文学。长久以来科幻文学在创作实践过程里，经常和儿童文学并列，一旦科幻文学被列入儿童文学，似乎就被家庭化、儿童化，因而被视为荒谬可笑。相对于西方近几十年如火如荼的科幻现象，中国科幻无疑是相形见绌的。
306.国家的大说铺天盖地，但总还容得下嬉笑怒骂的声音吧。而小说以其虚构特性，或许还能收声东击西之效？至于陈冠中的危言是居安思危，还是危言耸听，则是见仁见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