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是一本由翟学伟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精选点评：
●这个真的总结的很好～
●社会学做的很细吧
●偏激和狭隘的我曾经以为现在中国已经没有纯粹的社会学家了,直到看过了翟学伟的这本书. ps:此书是本论文集,学术性和理论性很强,阅读之前请做好思想准备.
●粗略读之，小有裨益
●与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翟老师此书对中国社会学界重新评估结构性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本书真是枯燥无味，说实话我并没有从书中得到什么了不起的见解。
●可全面了解翟学伟本土研究的观点、路径与实践
●有意思
●宏大没有支撑，社会学没有实证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读后感(一)：读后小感
任何想谈论中国社会的人，对于儒家的研究总是无可避免的。不论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的提出，秦晖的《传统十论》中对于儒道法三家对于中国人气质思想形成的历史叙述，还是汉学家对于中国的研究，总是会对儒家的思想做出叙述。而这本书也有许多关于儒家思想的叙述。无论是解释中国人往来原理的“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还是《论语.雍也》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人之方也已。”的“忠恕之道”，又或者是儒家所谓礼以教化人心的推崇。原本是由个人推己到普遍层面的著作，但其中“礼”的一方面形成了宗族制内的尊卑等级思想，也形成了国家内的君臣民等级思想，到了后期更成了空于形式的走过场。对于亲缘的重视，对于和谐的重视，对于仁的重视，对于道德教化的重视，使得儒家后期只能作为一门道德说教的学说，以及使得人重于关系。在中国，关系是一门资源，而且凭着关系你可以得到的利益也就有大有小，那么怎样来获得这种关系呢？看完总结第一靠血缘关系，俗称走亲戚；第二靠金钱利益关系，这叫寻租，第三靠朋友的关系，第四靠恩情关系（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但关系就是一张网，由中间到边缘网越来越疏，其利益获得也越来越小。当然了，有了关系，也就有了面子，不然怎么会有我有个朋友，我有个...之类的说法呢，但书中关于面子还提出一个偏正结构，就好像是在权利中心附近的人会为了权利中心而行动，当然这种权利中心是流动的，也是可以转变的，其功能有获得周围的归顺以及往中心者脸上贴金，是一种面子上的敷衍，是脸面观运行好的产物，当然其最终产物是官僚主义咯！
其实我看的时候很不耐烦哈哈哈哈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读后感(二)：好书
喜欢翟学伟的书， 语言舒服，文笔流畅，意义深刻。本书对于社会学专业学人与普通读者了解社会现实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分析框架：权威、道德、利益及血缘
林语堂“官、绅、富”（社会等级）与“面、命、恩”（社会心理）三位一体；
费孝通差序格局，
梁漱溟伦理本位
黄光国《面子》中的中国人际关系模型
关系的划分 情感性关系：家庭、密友等人际关系。以家人为主，也会有类家人的情况。 工具性关系：个人在生活中和家庭外的其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他所希冀的某些物质目标；比如，司机和乘客的关系。 混合性关系：交往双方彼此认识且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但其情感关系又不像家庭那样，深厚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的行为。
不同关系所适用的法则 情感性关系：适用于需求法则。需求法则是，不管他们个别的贡献大小，利益的分配基于接受者的合理需求。比如，家里的小朋友。 工具性关系：适用于公平法则。每个人都应该依照其贡献比例的大小，获得相当的报酬。 混合性关系：适用于人情法则。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讲究「礼尚往来」来维系关系，如果付出了没有回报，往往会出现反目成仇的情况。
分配原则： 程序正义：是尊尊原则，从尊卑维度出发，以五伦为纲，在人际互动场合，决定谁是资源分配者 分配正义：是亲亲原则，从亲疏远近维度出发，决定资源分配的方式 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基于资源掌握者建立起圈子，以及圈子中资源的分配秩序问题。 拉关系 要构建混合性关系第一步必然是拉近彼此的关系。否则两个人的 关系很难进一步提升。当然里面会有主动和被动之差，但是核心大的原则就是必须要先建立关系基础。 关系基础要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是否拥有共同的认同对象而定。 简单点说就是两者有没有什么弱关系联结，不是完全的纯粹陌生人。 大约有9种： 同宗（本家的兄弟姐妹与长辈等等） 同病（包括身体的，也包括精神上的，比如同样面临中年危机） 同好（共同的嗜好，所以年龄相仿的人很容易玩到一起） 同学 同乡（他乡遇故知） 同事 同行（产业的上下游都算） 同袍（结拜兄弟、战友） 同友（同一个好友，二度人脉） 往往两个人如果没有共同点，最后必然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而共同点多，则会觉得特别投缘。 最后，资源这件事，人情的特殊性最高，而且由于没有计量单位，每个人心目中的评价指标都不一样，容易出现人情债难以清偿的问题。像金钱反而是特殊性最低的资源。所以，除非特别需要的情况，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人情解决。
“在中国社会，人情和面子同权力的勾连是有差异的。人情是在报和欠的过程中获得的权力，是交换的结果（比如送礼），具有封闭性的特点，而面子是在关系的关联中获得的权力，可以是无交换发生的结果（比如沾亲带故）。但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之处是，无论它们如何运作，其效果都是为了建立与他人的特殊关系（有私交和交情），并将社会生活的意义寄托于此。
人情与“报”。它强调在差序性结构的社会关系内，维持人际和谐及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是用来规范社会交易的准则，也是个体在稳定及结构性的社会环境中可以用来争取可用性资源的一种社会机制。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笼统地认为，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借助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读后感(四)：学术性人脉报告
豆瓣评分8.5
区别于“成功励志”类人脉，成功学书籍，这是本学术性著作，作者研究中国式关系，人情，面子和权力的关系20年，是在探究前因后果，不是给普通人作为功利性用途。
当然我们吃透了，也可以“功利”一下。毕竟这也是社会的运作模式，学习知识用于个人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其实我们有时间真的可以多啃啃这种难消化的书，这是作者多年的心血结晶，研究成果，让普通读者也会获益良多。
书摘：
1.人情的运作期待不是直接利益最大化，而是互惠的最优化，即里面有许多非（直接）利益上的考虑。直接利益最大化是以“理性人”和“经济人”为假设的社会所追求的目标，而以“性情中人”和“社会人”为假设的社会追求的是另一种目标。
2.比较理性人和性情人这两种假设的不同点，我们发现，经济人所要的最大利益是可以预期的，它从一个人的精力、技能和资本的投入中就可以预计获得多少回报；情理社会中的人情往来虽能预期应该会得到回报（这是理的含义），否则这在伦理和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可复杂性在于，一个人无论如何投入，也不能预计会获得多少回报（这是情的含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情理社会的人虽不直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不能把人情交换理解成非理性，以为他们的人情交换中没有利益。其实，人情交换过程的委婉和迂回可能使人情的施予者获得比用理性预算出来的结果更大，也比赤裸裸（没有人情味）的利益谈判好处更多
3.当然由于它不可预计，也不排除得到回报较小或一无所获的可能，这也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下传统诚信失灵的原因之一。显然，这种方式中的利益大小是由回报者根据人情的具体情况来确定的，无法一概而论。中国社会中的人情交往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不确定性，是因为人们在根本上认为“情义”是无价的（但也可以根据情况定价），回报也不过是一种心意而已，而不能被理解成一般性的交易。
为什么说人情交换不是一般性的交换呢？提到社会交换，人们通常想到的是交换者之间在社会资源上的等价交换关系，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通过所谓一报还一报，即“礼物的流动”(12)来实现。抽象一点讲，“礼物”就是交换的货物。
4.关系在中国是一种资源，但实际上，若将人情只当作中国人在交往中的资源互惠，是有失偏颇的。
在中国人所讲的人情中，固然有利益交换这个方面的含义，但报恩却是另一个更为重要而根本的方面，或者说，由后者的实现才能达成前者的实现。
5.如果我们对人情交换的讨论只围绕着资源来进行，就等于假定了中国人的人情资源是可以计算的，也就等于将无价的恩惠或报恩转化成了有价的资源交换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恩惠的本质含义在于为他人做事并使他人因此而长久地感激并设法回报。这其中的价值之所以不能确定，是因为中国人不希望就事论事，而希望受惠者能理解这一件事的意味和用心。价值计算是理智性的，而恩惠报答是情感性的，也就是情理交融的。情理社会在人情往来上的非对等性，在于期望彼此因为情的产生而使交换关系不是一次（或若干次）性地完结，或结束一次重新开始下一次，而是期望发生了一次之后就能连续性地循环下去。从理性上讲，资源交易总是倾向于最终能够在价值上得到衡量，甚至于诉诸法律来解决，包括精神赔偿费、人身保险费等都可以换算成价格。但人情来往上的互惠失败，诸如知恩不报或恩将仇报，却是没有什么费用可以解决的。
6.通常情况下，中国人的人情交换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感恩戴德型”的，即某人在遇到危难或紧急关头得到了他人的帮助，这在人情交往中属于“恩情”的范畴，对此困难提供帮助的人叫做“恩人”。另一种是比较有目的的“人情投资型”的，通常叫“送人情”。“送人情”的功能会导致接受的对方有亏欠或愧疚（也就是中国老百姓常讲的“不好意思”）感，造成双方构成一种“人情债”关系，结果在对方提出要求的时候不得不按对方的要求回报对方。第三种是一般性的“礼尚往来”型，也就是有来有往的互相走动、请客或过节时的送礼行为(16)，以加强彼此的感情联络。
7.感恩戴德也好，人情投资也好，礼尚往来也好，它们总是同“欠”相联系。比较而言，恩情中的欠最有中国特点，即无价可言。如果这个欠是能计算清楚的话，那就回到了理上来了，而且很容易马上了清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是中国人关系上的这个“欠”字不在理上，而在情上。比如甲救过乙的命，或在乙饿得不行的时候给过他一碗汤，我们不能问乙回报多少价值的礼物给甲才算够，更不能说一碗汤值几个钱(17)，这样的问法都是不通人情的。因此甲和乙唯有构成恩情的关系，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自此以后唯有乙在甲需要帮助的任何情况下，都义不容辞，而不是一次性地给予回报，才算是真正地报答了甲的大恩大德。同样，即使有目的的人情投资，或一般性的送礼，也并不出于对等原则，要求对方等值地回个礼，因为这个意思就是不想欠对方的人情。费孝通对此有过很好的见解：
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8.靠山、撑腰、走后门、托人、求情已成为中国人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日常行为。这些行为看起来复杂多变，其核心不外是人情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在中国人的政治运作中，往往是权力不受约束，而职位受约束。权力被理解为（或被赋予）可以在一特定位置上对其所管辖资源做任意控制和分配，这其中既有（事在）人为的意思，也有情理不分、公私不分之义。假如权力的界定不能由权力者任意定夺，就说明该社会的权力操作是在制度的规范中运行的，而官员们也就成为了制度的执行者，而非弄权者。这样的社会自然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钱穆说：“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19)正因为权力在中国社会存在着任意性（当然也不能胡来），因此操作权术本身就是合情合理的，进而用人情攀上权贵就可能在其任意的一面获得权力的转让，实现权力的再生产(20)，我曾称这一现象为日常权威。(21)
9.因为有了人情交往的存在，便如同相关者自己拥有了同样大小的权力，让人们在想的空间和关联逻辑思维中认为，相关者的意愿就是权威者的意愿，或反过来说，得罪了相关者就等于得罪了权威者。在中国，欠了别人的人情或要感恩戴德地给予回报，或发生了人情投资意味着受惠人将有义务为投入者提供服务，或者有恩于他的人的指使。中国谚语“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无功不受禄”、“受人钱财，与人消灾”、“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以及“您的大恩大德，我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等说法之共同点就是因日常生活中扯不清的恩惠将导致相关权威者义务性的介入。当然，像因恩情而发生的权力连接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从人情的交往类型上看，欠人情债和礼尚往来就会成为许多人连接官场的主要手段。
10.由此面子是一个为脸活着为脸奋斗的人最想得到的东西，当然比金钱和财富更为重要，因为是它赋予了金钱和财富以社会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也使奋斗者感受到了为之奋斗的幸福感。
11.回到中国自身，虽然有的中国学者看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受到了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源理论等的影响，他们倾向于把关系作为一种交换资源，结果没有发现中国人的交换行为由于受到情和理的共同作用而不可预计和计量，进而使得交换关系的延长或潜在的回报价值更大，进而很容易实现对制度和权力的再建构，使得参与交换的人得到原本无法具备的支配力量和威力
12.我们可以笼统地认为，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借助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13.礼尚往来。礼尚往来在中国不单反映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交换行为，而且具有报的含义。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交换主要指双方对等的交换，而报指的却是一种不对等的交换。(27)交换的对等关系在客观上导致的是人与人的社会交易和投资互不拖欠而随时可以终止，而不对等关系所要造成的客观结果则是相互拖欠，并且具有反复循环下去的特点，即所谓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滴水之恩，我涌泉相报。由此一来，中国式的交换带有一种恩的观念，即表示因对方的施礼或帮助而更看重和敬重对方，进而达成更为友好的或联系得更亲密的关系，并做好以更大的投入来回报对方的准备。可见，报的根本含义就在于个体通过礼尚往来来提高一方的或彼此的个人地位。如果这种行为引起了对方的对等性偿还，那就意味着送礼者的个人地位没有提高，而如果一方用加倍施予方式来让对方为此和自己在交换上拖欠下去，或彼此拖欠下去，则表明了互动的双方在逐级地加重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虽然他们各自的或彼此之间的社会地位都没有改变，但互相之间的个人地位却不断升级。当然这种个人地位上的升级也许最终会引起社会地位的提升，但这礼尚往来。礼尚往来在中国不单反映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交换行为，而且具有报的含义。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交换主要指双方对等的交换，而报指的却是一种不对等的交换。(27)交换的对等关系在客观上导致的是人与人的社会交易和投资互不拖欠而随时可以终止，而不对等关系所要造成的客观结果则是相互拖欠，并且具有反复循环下去的特点，即所谓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滴水之恩，我涌泉相报。由此一来，中国式的交换带有一种恩的观念，即表示因对方的施礼或帮助而更看重和敬重对方，进而达成更为友好的或联系得更亲密的关系，并做好以更大的投入来回报对方的准备。可见，报的根本含义就在于个体通过礼尚往来来提高一方的或彼此的个人地位。如果这种行为引起了对方的对等性偿还，那就意味着送礼者的个人地位没有提高，而如果一方用加倍施予方式来让对方为此和自己在交换上拖欠下去，或彼此拖欠下去，则表明了互动的双方在逐级地加重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虽然他们各自的或彼此之间的社会地位都没有改变，但互相之间的个人地位却不断升级。当然这种个人地位上的升级也许最终会引起社会地位的提升。
14.因为在中国社会，如果一个人能联结上那些有权势的或有头有脸的人就等于自己也有了个人地位，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母亲或妻子可以过问政治主要因为他们同有权势的统治者有连带关系；干部子女经商畅通无阻是因为他们有个身位居高官的爸爸。费孝通曾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对中国社会的这种关系网络的形状进行了概括和描述(28)，但差序格局主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空间上的天然分布，而个人地位想表明的是人们根据个人地位高低而建立起来的网络社会，即人们常说的“找熟人”、“托人”、“撑腰”或“沾光”等。根据个人地位这一含义，即使人们在事实上存在着血缘或准血缘关系，但如果没有个人地位，也不会有人去联结他们。
15.如果一个个体通过他的个人权威和道德品质来得到他的个人地位，那这种建立方式属表现性的；如果一个个体通过礼尚往来或连带关系来得到他的个人地位，则属于工具性的。从社会的发生角度来看，表现性行为是社会建立的基础，也可以是社会地位、角色和等级制的起源。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人先能通过表现性行为来获得个人地位，那么再用工具性行为来获得个人地位则不可能。用通俗的话来讲，即在一个社会生活圈中，比如家族、乡里等，如果没有人争光，也就没有人沾光
我认为，从社会学的研究起点上讲，表现性行为在个人地位的形成上是自生性的，如成就、本领、能力、年龄（辈分）、德行、人格魅力乃至容貌等，它构成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活动基础；而工具性行为在个人地位形成上是派生性的，如裙带、老乡、求情、沾光、施报、交易、托人、拉帮结派等，它导致了日常社会的建构从单一性走向复杂性。
15.礼尚往来一般指双方之间的施报关系，而连带关系通常指一方同多方之间的联系。我曾在中国人际关系网络的平衡性原则中指出，三个以上的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非常重视社会资源分配上的平衡性原则。所谓平衡性原则，是指中国人在同三人以上的具有同等个人地位者交往时，往往用等量交换原则来保持一方和多方之间的平衡关系。而在这样的交换格局中，任何一方不遵循这一原则都会造成人际关系上的紧张和冲突。这一点正好同两人之间要遵循的报的原则相矛盾。因为任何三个人以上的交往关系拆散开来看，都是两人关系，而两人关系所遵循的报的原则是要不断地提高彼此的个人地位。结果，两个人之间的个人地位越高，也就预示着第三者的个人地位相对降低，致使三人以上的平衡性原则遭到破坏。互动中的个体面对这样一种潜在的原则冲突，就会再在其基础上形成一个更为圆通性的原则，即在有三个以上的同类个体出现的情况下将报作为一种两人之间的隐蔽性行为来加以实施，达成彼此间的心照不宣，从而使三人以上的关系网络仍然维持原有的平衡。我将这一原则称为交往的表面平衡性原则，也可俗称为摆平原则。
16.当一个人的表现性行为因得到他人的承认而提升了其个人地位时，他就会用工具性行为来报答对方；当一个人的表现性行为得不到他人的承认而致使其个人地位下降时，他就会用工具性行为来惩罚对方。因此，社会交往因受他人正面评价性原则的驱使，工具性行为因受交往表面平衡性原则的驱使，以及后者对前者的一再强化，导致这种社会在个人关系建构上必然发展出交往的形式化的特征。这一特征在中国语言中被许多尊称、敬语、谦辞等（久仰、大驾光临、不敢当等）固定下来。一旦交往形式化运作起来，又必然会模糊表现性行为本身的程度差异及其同工具性行为在获得个人地位上的性质差异。例如在各种评奖过程中，找关系获个奖、花钱获个奖、靠已有的名气获个奖与靠自己的实力获个奖，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获不获奖却有本质的差别，此为“不得罪人原则”的结果；又如评奖委员会在给有些人颁各级奖项的同时，也不会忘记让更多的参与者获个优秀奖、鼓励奖、组织奖、文明奖之类，此为摆平原则的结果。
17.在一起一同生活过，一个屋睡过，一同吃过，一起学习过，一起战斗过等这个“同”对中国的关系强化具有很强的作用。
中国人一般很难抛掉情感性的交换，直奔利益的交换。今天很多地方所构成的社会交换的网络，同乡会、同学会在这里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都是我们思考的关系不怎么同西方人一样的地方。比如在交换过程中，西方人会直接关心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他能帮什么。中国人则要先谈感情，然后再会回到帮助上来。
18.根据感情的深浅程度分成：感恩戴德、人情投资与礼尚往来。我认为，中国人人情中最浓烈的是恩情，即感恩戴德。恩情是什么呢？我没法下定义，但是中国人觉得什么时候才能把人情定义为恩，同事件有关系。比如人生的转折点、人的生死关头、人处于危险……在受到威胁、危难的时候，这时的交换行为是 “恩”的行为。但是我们一生中跟许多人交换，我们往往碰不到一个人危难、危险、生命转折的时候，所以一般来讲，关系当中也很难建立起恩情关系。可一旦建立起来，这类关系就是最重要的。因为恩情的价值是无限性的，所谓在未来的交换中没有办法拒绝。为什么价值会无限呢，中国人认为，如果在你最危险的时候、生死关头或者你人生中遇到坎的时候我帮了你，那这种帮是没有办法用物质、利益计算清楚的。比如说我看到你很饿、眼看快要断气的时候给你喝了一碗粥，你不能醒了之后只送给我一碗干饭。看起来，你交换上没有问题，但你是无情无义的。所以中国人交换时不喜欢对那个东西本身进行计算，而是对东西所流露出来的背后的很多隐喻进行理解
19.另一种人情是人情投资，我称之为价值—工具理性，就是送礼。送礼本源自中国，但是受到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强化。送人情、欠人情、利益交换、讨价还价都是在进行人情投资。你瞄准目标，有求于他才会投资，你的投资方向是明确的，而且投入也很大。但是你经过理性的思考，知道回报更加大，所以再大的投资，你也会接受，因为更大的回报等在后面，这很接近于市场中的交易行为。那么如何分辨人情投资和感恩戴德的差别呢？你想让一个人跟你产生恩情关系，就一定要在这个人还没有变成目标人物的时候，施恩于他。当一个人变成目标人物的时候，无论你怎么想跟他建立恩情关系都不可能了，因为他这时都会把你的帮助理解成投资关系。可见恩情是事先投资，比如大家在做同学时，一个人想回家没钱，你把你钱包里的钱给他回家，因此自己不回家了。这个人将来发了以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在恩情上面会感谢你。但如果一个同学已经做了官员，你去做人情，这就不是恩情，而是人情投资了。所以这是有差别的。最后是礼尚往来。我就不做解释了，日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会涉及礼尚往来，而今天的很多人想借助于礼尚往来来实现前两种可能性，这些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20.中国人不鼓励单枪匹马闯天下，中国人离开他的共同体就会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个人借助他所处的共同体，大家在互相的支撑和交换中实现了一个人由共同体走向国家之路，最终通过这个通道进入官僚体制。这就使得下面的共同体和上面的国家结构有着紧密的关联。而这个紧密的关联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我想这里面存在一个中国人行动的动力问题。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社会网络都有一个动力，如果这个群体想在社会上站得住，就要有靠山。一个共同体要能够成功，前提是一方面要先推着一个人进入官僚体制，另一方面这个人又能够同地方或群体勾连起来，这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相类似。
21.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呢？这两者不是对立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因为这种官本位、家本位的并列，通过中间一个通道构成了一个权力与关系的官民动力系统。中国人对权力的追求导致社会对个体的压力，这个压力导致共同体中很多人想挤到一个通道里面去，走到这个官僚结构里面去，这个时候官僚制就具备了强大的吸引力。在这个强大吸引力的状态下，就出现一个问题，假如失败了怎么办？这很有可能出现两种选择。第一种，在中国，真正想反抗、想革命、想斗争的人是在此路不通之际，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已不可能走到这个系统里面去了，他就很可能走到这个系统的反面，甚至形成反社会的力量。第二种失败的人更加广泛。大多数如我前面说的，马上想到成家立业。为什么呢？生儿子啊，让他再去试。儿子再失败了怎么办呢？再结婚生儿子……中国人往往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几代人的梦想。家谱的意义也是由此体现的。
22.就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地位低下的、没有权力的人都知道，关系能够导致权力的翻转，我称之为“权力的再生产”。
就是当中国人面对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人时，我们还不能说这个人没有权力，而要再看看他的关系状态，尤其是恩情关系。比如此人有什么来头，什么背景，什么靠山，有什么人撑腰。这就是一种脉络观。你确定他没有了，那会是一个结果；如果有关系，那又是一个结果。反之，你只要看到一个人既不是官，又没有权力还那么横，就可以推测一定有人给他撑腰。背景、靠山、撑腰等，是一种隐喻，需要我们去揭示它们在中国的含义。所以我觉得，本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本位导致权力膨胀的社会，又因为关系和权力的结合，再导致无权者之权力的再生产，使得这个社会的问题更加严重。
在中国，权力本身就很大，又因为关系加深了权力的强大。在这样的社会，我们如何从中挣脱出来，获得一种国家的进步，社会改良与个人的发展，我想这是大家值得思考的问题。
23.我给美国学生上课的时候说：“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的人，让你面对一个长久无选择的人，你的关系就是中国人所讲的关系。”所以不要用文化来说事，而要把找到的要素摆进去来看人类，这是我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