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带资本主义》是一本由(美) 康灿雄 (David C.Kang)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1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裙带资本主义》精选点评：
●翻译得非常流畅地道。比较政治学研究，扎实的博士论文，搜集比较的数据的类型对重视qualitative participatory data的人类学者而言也有启发。韩国与菲律宾都是由政治家监管官僚体系，两者的区别是在于政治力量的作用。政治：统治者与社会力量的关系，统治者位于官僚体系之上，为了维护权力而需要去团结或者打压社会力量。
●这么好的书，怎么就这么点人来看呢？
●三个具有价值的开拓点：1.在对发展型国家的研究中强调政治的视角；2.反思贪腐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官商关系，这和周黎安的晋升锦标赛不谋而合，只是二者所对应的范畴或层次有较大差异）；3.引入国际关系（外部威胁）视角，显示开拓多元分析的潜力。可能还有如下问题：1.缺少对官僚在两国民主化后的存在状态的分析，这一缺失更是使理论框架中对“碎片化”国家的定义缺失实证对应；2.对两国在“制度化”上差异的论述稍欠完整（当然这可能是因为这不属于本书重点）；3.对外部威胁的梳理可以更细致。
●理论框架的启发性很大
●内容很好啊，对理解韩国很有帮助视角也很好。但翻译别的不说，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名字也能写错成李坤辉，查一下就能校对的事情还…
●对于理解韩国很有帮助
●康灿雄的博士论文，是一本相当不错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论文，论文的整体框架还是非常清晰，试图解释的两点是1）为什么韩国和菲律宾都有裙带关系、官商勾结和腐败横行，但是韩国发展得很快，但是菲律宾却发展缓慢？2）金融危机时为什么发达的韩国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反而落后的菲律宾却没有怎么遭受影响？康灿雄试图通过商业联盟和政府权力的之间的博弈关系研究这一问题，当政府权力能够控制商业群体，而且商业群体本身仍然是集中在几个大企业手中，那么就能够较快发展，但是却容易受到冲击；但是如果公司分散在各个领域且无法集中时，政府很难管理，但是受到冲击的可能性是小的。这个解释框架还是很有解释力、有启发性的。
●相对来说比较枯燥，里面大量的数据堆积，故事性不强，实质性内容较少。
●寻租概念，很吸引。政府和商人的博弈。
●韩国政商的势力均衡已经一去不返了……
《裙带资本主义》读后感(一)：韩国有资本主义，但裙带关系从未占统治地位
康灿雄这书初版于2002年(博士论文更早），他是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仆街而菲律宾基本站稳出发而写作，先入为主且目光短浅，加之菲律宾的英文资料比韩国的韩文及英文资料对他这个对韩国历史常识都一知半解的美籍韩裔更好用，注定这是一本偏颇的小册子。而且，研究时间和范围随意、跳跌性太大，其实集中于朴正熙与马科斯执政时期就够了。他自己都说“在韩国，裙带资本主义远未占有统治地位”(79页），那就没必要拿它跟菲律宾作比较研究了。他提出所谓韩国政商是互相挟持关系，理由是韩国财阀向国有银行大举借贷，导致“荣辱与共”、“大到不能倒”（书中缺乏相关数据，其实并非如此），因此能维持均势——但根据他提供的资料，菲律宾各大家族占该国经济体量的程度远高于韩国，为什么反而受制于政府？其实，他在结论中无意中提到马科斯的菲律宾非常像苏哈托的印尼：国企统治了经济大部分领域（183页），这才是问题所在！相反，朴正熙是以国家资本主义来推动私企财阀发展的。
《裙带资本主义》读后感(二)：政商关系与经济发展
这本书通过比较了韩国和菲律宾，说明了政商关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韩国和菲律宾都存在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那么为什么韩国发展的比菲律宾要好？作者尝试从政商关系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
作者认为，韩国的政商关系处于微妙的平衡，双方共荣共生，任何一方都不能一家独大， 这种平衡的政商关系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因此对韩国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菲律宾在1965年前是资本家说了算，从1972年总统马科斯戒严令到1986年他下台，是马科斯说了算。他们任意一方主导菲律宾时，都会肆无忌惮的中饱私囊。这种环境下，培养的“企业家”主要是马科斯的马仔，他们的能力主要在于追随马科斯，以便获取某垄断领域的经营权，至于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就很难了。
这本书还认为政商关系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和演变。在向民主社会过渡时期，政府的权利受到限制，商人的势力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导致韩国财阀做大，企业杠杆率继续膨胀；也让菲律宾的资本家逐渐抬头。然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先行发展起来的韩国就损失惨重，菲律宾由于杠杆率还不算高，损失就意外的小。
比较地缘相似，文化相近的不同经济体之间发展的差异及其原因，有一定意义。本文从政商关系出发，角度较为新颖，但说服力并不太强，更像是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本文内容的理论逻辑分析，难以到达因果分析的要求。
《裙带资本主义》读后感(三)：相互挟持，抑或随风倒
这是一本工整的博士论文，但提供的解释框架个人认为说服力不强。或许，类似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比较研究都有这个问题，最后容易沦为简单的对比介绍和生硬的附会分析。比如，本书的基本前提是1.韩国和菲律宾都存在严重的政商腐败；2.为什么同样是腐败，韩国在1960-1990年代发展快，菲律宾慢；3.亚洲金融风暴反映韩国发展模式出现问题，菲律宾反而没那么严重。但这三个理论前提本身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之间也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
比如政商腐败，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都可以断定或指责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为什么要用裙带资本主义来单独描述韩国或菲律宾？这两者的政商腐败，我看不到他们跟其他国家的腐败问题有多大区别。至于韩国发展比菲律宾快，原因有很多，但个人认为书中提到的北朝鲜外部威胁、过去战争和殖民统治导致国内利益集团被根除、美国基于政治考虑提供大量援助，以及书中没有提及的儒家文化传统影响，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从政商腐败这个角度出发来解释韩国发展快，本身就有点牵强。
作者提供的解释框架——首先列出共同点，两者都处于朴正熙和马科斯的威权统治下，然后把韩国描述为“相互挟持”，把菲律宾描述为“随风倒”——在我看来更是漏洞百出。首先，既然是处于朴正熙的威权统治，为什么韩国商界力量如此强，能够达到“相互挟持”的程度？作者对此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详尽交代。退一步，如果韩国商界力量那么强，那么朴正熙倒台后，韩国政治民主化后政界人物有求于商界提供选举资金支持，为什么不会出现菲律宾式的“随风倒”，商界压倒政界？事实上，韩国快速发展起步于朴正熙，但一直持续至亚洲金融风暴之前，作者对此没有进一步说明。
同样道理，把菲律宾描述为“随风倒”，个人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既然作者在前期介绍菲律宾有着深厚的宗族势力和恩佑体系传统，商界对政界是压倒性的态势，那么马科斯怎么可能凭着一己之力完全扭转局势，实现政界对商界的反转和压倒性掠夺？这种对比过于戏剧性和强烈，姑且不论现实中是否可能，起码这种描述是有一定误导性的。或者，只能假设马科斯是个权力运用的天才并实施绝对独裁（这样的话又不好跟韩国类比，书中多次暗示朴正熙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势，李承晚也没那么差劲）。再退一步，根据作者的理论，马科斯倒台后商界再次“随风倒”压倒政界实施掠夺，那菲律宾又怎么会被视为在亚洲金融风暴里表现不错，并且作者对它的后续发展表达了审慎乐观？
该书初版于2002年，站在16年后的今天来看，第三个判断无疑是有问题的，书中的理论也无法有效解释现实发展。亚洲金融风暴确实重创了韩国，也反映了一些问题，但在之后的20年里，韩国迅速调整，重新快速增长，目前甚至有赶超日本之势——但李明博、朴槿惠的下场再次提醒我们，韩国的政商腐败问题依然存在。只是，菲律宾还是那个发展缓慢的菲律宾，纵有人口红利，却方向未明。书中引用一位知名律师的话让我印象深刻：“美国人麻烦就麻烦在他们教给我们太多的法律，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反讽。确实，现实世界比我们认为的还要复杂和暧昧。
最后要为中译者流畅的翻译点赞，如果要给四点，译者起码值得拿其中的一星。
《裙带资本主义》读后感(四)：本书译后记
译后记
本书在学科归属上是一部标准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作品，强调不同的历史制度因素（在本书中主要体现为政商关系）在影响和制约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腐败问题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仅如此，本书还将“外来威胁”这个国际变量植入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之中，从而实现了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融合。这种研究路径自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以降，就在美国学术界十分流行。
本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韩国和菲律宾，但却对今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作者康灿雄目前是美国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界颇有名望的一位中生代学者，他在东亚领域的研究已经受到众多关注。翻译他的博士论文是我们三位译者共同的荣幸。
本书是我们于2010年在繁重的工作和学业压力的间隙中完成的。尽管三位译者在最初有相对明确的分工，但是由于经过了多轮的相互校译，书中的每一个字几乎都经过了至少两个人之手。我们每周举行一次翻译讨论会，就遇到的难点和疑点进行切磋，并相互进行了文字润色，到最后译稿完成之时，已经完全分不出谁究竟负责了哪个章节。因此，本书的所有内容都是三人集体的结晶。
翻译不仅考验译者对原著学术理解的深度，也是对译者驾驭和转换两种语言文字、两种思维方式的能力的考验。由于译者学力有限，译本之中的失当与谬误在所难免，并理应由三位译者特别是第一译者负责。
本书的出版颇费周折，甚至一度令人绝望。它原来计划是作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朱天飚老师（现为浙江大学教授）担任主编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第三辑中的一本，这套书系收录了很多名著，在学界的反响也很好。早在2010年底，我们就已经将译稿提交给最初的出版方。但此书却因故一直未能与读者见面，其间与出版方沟通多次未果，而朱天飚老师也为此付出了重大的努力。眼看此书的出版面临夭折的危险。
时间一晃四年，我们三位译者各自的事业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14年秋，我在北京见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潘丹榕女士，谈及此书的遭遇，我忍不住扼腕叹息。对此，潘老师十分热心，在过问了相关情况之后，开始着手协商版权交接等事宜，在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程序之后，本书最终落实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东方编译所译丛”出版，并于2017年初正式进入编辑出版程序。我对潘老师挽救了这本好书同时也挽救了我们的翻译努力感到万分感佩，而本书也见证了我们的第三次重要合作。
从2012年开始，我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给本科生开设“比较经济制度”的课程，我当时只能将译稿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发给学生阅读，如今随着本书的正式公开出版，获益最多的应该是我课上的学生们。在提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之前，我的学生苏晗和孙妍以读者身份对2010年的译稿进行了一轮非常细致的审读。在她们提出的诸多修改意见的基础上，我又对译稿全文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校对，以确保最终问世的译本质量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有所提升。曹玮博士和我的已毕业的研究生全治浩帮助翻译了一些涉及韩国的专业名词。本书的责任编辑王琪先生细致严谨，指出了译稿中的一些纰漏，帮助进一步提升了译稿的质量。这本译作也算是译者承担的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品牌计划“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14XNJ006）的一个副产品。
在初译该书时，译者并没有去过韩国和菲律宾，对中国的这两个近邻也可谓所知甚少。再次修订译稿时，我已经去过韩国多次，并且数次参观包括现代重工在内的蔚山工业园，我对这个国家在战后的“经济奇迹”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也对原书有了很多新的体会。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逐渐扩展，国际关系学界一直感慨中国国别研究特别是中小国家研究的薄弱，并认为国别研究的薄弱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国际关系学术进步和合理外交政策的制定。希望本书的问世有利于加强我们对韩国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发展历程的理解。而随着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全新政经格局的不断展开，本书所提出的诸多论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政商关系的发展逻辑，而我愈加相信原出版方不断拖延该书的出版并且最终毁约，是一个令人痛心的错误。
李 巍
2017年4月10日于北京西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