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是一本由李浩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页数：2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还乡》精选点评：
●惊叹。啐一口小人，再啐自由之敌本身。。
●这个人的力度很大，不论是生活还是信仰还是语言
●后期的长诗特别有力，惊叹！中年写作的意味浓厚，现实、此在、信仰、宗教、文字、形而上的诸多电光火石照亮的小册子。
●非常好的诗集。后期写于鼓楼的诗歌相当惊艳
●非常喜欢李浩兄的诗，他有着深厚的西哲修养，内力无限，期待他的新作。
●李浩哥的诗集，《还乡》遭遇了另一种“还乡”，我竟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宿命感。所以，手上的这本要好好珍藏，向大哥学习。
●让我们再想想
●诗集虽然很薄，里面却蕴含着遒劲的力量
●我血液里的盐。。
●出手不凡，越往后越有力量。
《还乡》读后感(一)：他打开了城市跟乡村之间的很多隐秘的接口
他打开了城市跟乡村之间的很多隐秘的接口
文/汪剑钊
《还乡》读后感(二)：那种痛有“重生”的力量
（以下只是一个普通的用”心“来读诗的人的感言，搞学术的别介意。）
读李浩早期的诗是令我感动的。
虽然写诗，好像真的是件多么需要打磨和雕琢的事，虽然借知识的外衣，和各种技巧，真的能造出精美的气质、品味和语言。但是谁，敢真的一件一件脱掉那层层的皮？
是的，有人要说，为何要脱掉层层皮，这没必要，各种形式都应该被欣赏和包容，一件件衣服本身也是美的形式与表达。
可是，我就是固执的要看一个勇敢的人剥自己的皮挖自己的心，血淋淋的站在那里，还对世界保持谦卑、宽容和爱的姿态。李浩早期的诗就是这样。
很多年过去了，还记得他那首《千禧年》
取走吧，拿去吧，堵上我的嘴。 我的歌，唱给你，她爱你。
我的肉，咬住的锯条，堵塞我 含沙的允诺。尚未落地的脚跟，
认识你，割断的歌、唱给你。 听这歌，她爱你。把我关闭，
把我的眼睛，把眼里的盼望， 装进石壁，关在灯里，这歌曲
一口一口的，僵硬的手指祝愿， 她爱你，唱给你听，吃我的心。
看似歌谣一样的，没有装饰，不刻意规避熟词，不是刻意挖出来的语感，是浑然的，一眼看上去不华丽，要用“心”去读，你会感受到那种“吞进去的泪在洗一颗滚烫的心”，那种痛，有“重生”的力量。
我不是基督徒，也讨厌很多宗教背景诗人永远在崇高的自恋的光环里“俯视”我们这些“罪人”。
但李浩不是，他没有“俯视”，不是“高姿态的爱”，是谦卑的，勇敢的，打开自己的方式，所有的痛都那么真切，对世间的苦难感同身受，不阴暗不卑微，也不是刺眼的光明。
《毁灭我》
放弃我，别毁了我，归还我。 如果，你为难，用漆涂我。
停止想象吧，关掉开关。 让我活着，借我的尸体活着。
这城市，理智的，老不下雨。 玉兰，姊妹们，还在土壤里。
《还乡》读后感(三)：王家新谈李浩：他把他信仰的东西融入血肉
王家新谈李浩：他把他信仰的东西融入血肉
文／王家新
我第一次认识李浩的时候是十年前，他和黎衡等一起从武大来北京看我。几个纯粹干净，充满理想气息的年轻诗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仅有一种亲切感，也感到了那种属于未来的希望。
后来李浩来北京后，交流也更多了，他经常把他的作品给我看，对他的生活和创作我都一直比较关注。那一年汶川地震，他去做志愿者，没想到去的那个地出事了，那一带瘟疫爆发很危险，当时我非常焦急，不断打电话联系，有种一定要把他“救出来”的感觉。
至于创作，可以说我也是“看着他长大的”。他的作品我比较熟悉，但纵然如此，他的新作还是有点让我种惊讶，这就是说，他在诗上的进展，多少超过了我的预料，超过了我的想象。李浩出这个诗集时，请我写几句。后来我简单写了几句：“李浩在写作上的进展令许多人惊异，但在我看来又出自必然。他投身于诗，进入他每天的祷告，面对他灵魂的功课，同时他专注于锤炼语言，如同锤炼他的人生。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愈来愈富有定力，也愈来愈富有个性和创造力。”
我为什么这样写，因为大家都感到了李浩在写作上的迅猛进展，但在我看来又出自他自身的逻辑。某种意义上，他就像一个圣徒一样，而这是年轻人中很少见的。我们也知道李浩是有信仰的人，所以他写的诗和别人的诗就不大一样。所以我说诗就是他每天的祷告，是他的灵魂的功课。我觉得的确如此。同时他又专注于诗艺，还有锤炼语言，这方面一看我们就知道。他在诗艺上的重要进展就是形成了他自己的语法、句子、节奏，他也由此发出了他的声音。我觉得他获得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造性，这是一个诗人的根本标志。在他那里，这一点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强化。年轻人的东西，有一些人觉得写的不错，但是很明显是从别人那学来的，带了别人的声音，别人的影子，但是李浩跨过了这个时期，他现在的诗很容易辨识出来，他有了自己比较独到的，不可替代的，而又在继续生长的东西。
《还乡》，平装版封面
《还乡》读后感(四)：夏可君：走下苍穹苦疾的天使
走下苍穹苦疾的天使
文/夏可君
李浩跟我是师兄弟，我是武大哲学系毕业的，我今天看到这本诗集的时候，我的问题是，谁是李浩，我好像不太了解，所以今天是给我一个机会来简单地谈一谈对他的作品，他的这个人的原初惊讶。
刚才几位老师谈得都很好，诗人在这个时代的焦虑是什么，我想李浩作为80后，在北京这个都城里，他很好地面对了这个焦虑，用他的诗句来说的话，“粉色的光，舔着地上的砖渣和血肉”，大概是这样的句子，就是说我们时代实际上是一个泥沙俱下的时代，它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时进行的，这就构成对诗歌的巨大挑战，如果诗歌足够深入到黑暗和污秽，它也就被污秽污染，如果它要找到一个上升的道路，实际上它没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整个神学都面临着一个虚无主义的问题，面对一个上帝死亡之后的困境，那上升的路怎么走呢？这无疑对神性写作是巨大的挑战。所以在深度的焦虑中，当李浩去选择一个灵性的或者神性书写的生命姿态时，他实际上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也就是说他怎么可能在北京这个城市打开诗意的想象空间？怎么折叠这个城市？怎么可能把“炫富的重金属和集权主义的微生物”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可能把一个日常的污秽生活上升到一个灵性的幻象来达到救赎，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或者如同海子的写作，通过自然、通过荒野，最后田园牧歌的幻想来达到，或者最后被黑暗吞噬。如果你足够深入到现代的都市生活，你将那么的平庸，就是我说的卑污和污秽、肮脏，在这个里面要达到救赎，对诗人的挑战是很大的。所以我想，李浩很好地面对了这样一个困境，用他的句子来说“写，令我无耻”，我想因为有这个耻感的经验，当然也是来自他基督教信仰的体会。第二个是从“星空的伤口中走来”，在这样一个越来越窄化的世界，然后血又是无耻，他只能从星空的伤口中走来，也就是他怎么去从污秽中达到一种上升的力量，这是我谈的第二个方面。
李浩的诗歌到底怎么找到一个灵性的入口，如果用语言来说的话，他怎么在汉语中带来一种灵性的维度，一种灵性的叙事？或者是先知性呼喊的那种语调是怎么带到汉语里来，在海子那里，则是一个大力劈开，一种暴力性的语言发生，李浩也提出反抗说，我们互相不认识祖国，他的书里面就已经在面对一个没有诗性祖国这个困境。
那他怎么做，其实他还是以基督徒神学的方式，把灵气的话语带入到汉语里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现代诗学的问题，从现代和合本圣经的翻译，一直到海子的写作，刚才有人谈到，提倡先知性诗歌的声音，比如南方的杨子和杨键两弟兄，对先知性的声音诗歌界还有所害怕。这种先知性的哭喊与哀悼，这样一种叫喊的声音，实际上是很难被汉语接纳的，但却已经在发生了。那么李浩是怎么做的，他首先要失去自身，第二个是空出自身，第三个是让另一个他走进来，其实在他的语言是这么做的，他说从身体里走出的另一个我与我重逢，就是让这个他者进来把身体切开，“在石缝里长出了新生灵”。在这些语句里面，都有一种让汉语接纳圣灵的感觉。
那他是怎么做的，我不展开语句，他分为这样几个维度，一个就是苦感，他有些句子写得很好，“苍穹的苦瘠”，整个苍穹是一个悲伤的、悲苦的脊背，这实际上也是改写一禾的《世界的血》里面屋脊的概念，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苦感的经验和痛感的经验。第二个就是一种死感的经验，对死亡的经验，他写了很卑微的死亡，他在卑微的死亡里面带入了一种神圣的救赎，他是有这个叙事能力的。第三个是有罪感，他也有罪感的经验，在诗歌里面，我就不展开。
最后我想说一点的是，因为他毕竟是80后，我想他如果要继续把灵性的叙事更加锤炼，还可以更精致，如果“精致”这个词是合适的话，我相信他的说法是，他的语言是一种器皿的粗糙的言说，这是一种他所说的黑色语言。他也说了白色的语言，也说了别的语言，所以我觉得现在还处于黑色的器皿粗糙的言说，他也许经历过红色的烈火的言说。我期待他的最为准确的白色的言说，“我双眼中的偏执长出一段诫命”，如果他达到这个白色的写作，这将异常了不起。因为在犹太教卡巴拉神秘主义那里，圣经有两种火焰而写成，一种是黑色的火焰，一种是白色的火焰，如果黑字是黑色的火焰，是可读的，那么白色的空白的看不见的火焰，是不可读，如果能够达到这种偏执中还能长出一段戒律的语言，我觉得汉语真的是抵达了绝对性，抵达了洁白唯一性的灵性维度，汉语可能就得救了，确实能够从汉语中找到一条上升的路来摆脱我们这个时代的污秽。
《还乡》读后感(五)：痛苦之身
宗教信仰为李浩带来了一种崇高感，并以痛苦为主要特征。在当下“世俗化”语境，崇高本身就是特别的精神姿态。一者，它表示诗人仍笃信神圣真理，把信仰乃至信念的失落，看作人类不幸；再者，文学性上，崇高赋予写者一种使命，多少带着圣徒意味，要苛刻地审视那精神上的自我，还须关心广阔的现实，或曰“世人”。这么说并非把诗归于宗教，而是提示，后者对前者确乎产生着重大影响。正像正典研究专家布鲁姆所言，诗歌的崇高也带给读者以崇高：“读者必须能够推迟快感，放弃简单的满足，为的是一种比较迟缓的、难度更大的怀抱。” [1]（援引布鲁姆的话，我们可以为当代诗歌的部分“晦涩”作风辩护，因为，真正的审美世界哪有沙发、薯条和综艺；真相就是，不存在不经大脑的“真善美”体验。）
穿过乍一看的表象，我们观察李浩的诗歌运作方式，可把其诗歌语言概括为：变形的且清晰的。他诗中的画面有强烈的超现实主义感，事物常常无视物理规律而散落于天地间，事件在不同的时空来去穿梭，人身破碎不乏血肉模糊，词语背后潜伏着强烈意志，世界充满了勃勃力量。他语言风格的肌肉强劲有力，且线条清晰。尖锐的动词和强劲的语法盘错纠结，把纳入诗中的对象几乎悉数变形。这种偏离“客观”“中庸”的做法，又带有神秘主义的特色。我不妨猜测，在内核上，奇幻想象力也仰赖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异象体验。我们知道，“异象”作为一种神与人的沟通方式，以不可为外人道的途径蕴藏着玄奥深意，其内容的形式是完全迥异，并超越于日常经验的。在神秘主义者看来，异象既是神意抵达特定之人的形式，也是人被神意攫住之时刻。那必定的殊异的时刻，至高存在，被不同凡响的精神视力所目睹，闪烁着神秘的“我和你”（马丁·布伯）的相遇之光。
除却内在体验，他的变形式写法也不是无缘由，只要读几首下来，就明显地感受到变形背后的悲愤。尤其是，悲愤带动的那种持续的批判的激情。高强度的意识运动、有罪感的语言风暴，直接激活了读者心深处的痛苦意识，让人看到看到一个写者对诗歌道德和社会真相的召唤。从其诗集《还乡》来看，这种召唤愿望越往后面，越演变成为一种无法抵制的诱惑，一种对痛苦沉湎般的追忆、铺陈和深掘；同时，由于想象力的御灵而行，其痛感又具有了一种宏阔气质。
由于精神是抽象事物，凭空难论，他找到了一种有效的载体，即身体。在李浩这里，一系列受难之身频繁出现以至于成为一种特征，反映出诗人眼中的堕落、沉沦的世界。这让人想到其原型，即受难时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在具体诗行中，李浩常常把身体状摹为容器式的存在。这个容器并非陶瓷般没有生命，它更像是一个神经敏感的皮囊，承受着无法承受的大量事物。大量以至过量，身体沦为诸力量的操练场，在异己权力轮番作用下，几乎被肢解。一些时刻，剧烈的痛苦把完整肉身刺激、分裂为单独的器官，让人感到深深抓狂。经由变形等超现实手法，李浩地利用身体的感知特征，传达出一种精神上的堵塞感和分裂感。例如，“墙壁上死亡的噪声，/在我的肺叶里”（《“我要走上主的祭台”》），把预感死亡的震颤，具化为煽动的肺叶形象，两者的连结之处当然是生命须臾不可停的呼吸。再如，“我要把身上的泥巴和羞耻的钉孔洗尽，/具体用什么方式，需要你的启示”（《白色峡谷》），以泥巴和钉孔比喻信仰上待清除的念想，以沐浴隐喻神意指引。这些惨状中，也不乏真实的皮肉之苦，但更大意义上是作为一种生命记忆的伤疤，不时地在抽搐作痛。在此，身体即精神。精神非通过身体而不能呈现，身体非通过精神守持而不能升华，两者具有一体性。李浩在诗中超越了身体/精神的二元对立式的理解，同时保有身体的精神和精神的身体。若从审美意识形态看，可以说是，诗人对唯理化神学（纯精神）和世俗化哲学（纯肉体）两极分裂的一种美学克服。像一位俄罗斯批评家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的那样，“灵不仅是对肉的低级状态的否定，也是对其高级状态的肯定；灵是肉从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灵并非无肉体的神圣，而是神圣的肉体。”[2]
一直以来，我们对身体有一个朴素而直接的认识：在世的生存感首先是种身体感觉。具体来说，伦理关乎对身体在世的态度，政治关乎身体存亡，幸福和痛苦某种意义上都是以身体为基础而衍生的情感结构。也即是说，生存必是身体的生存，幸福总是身体的幸福。在这样的认识论之上，李浩写的身体就具有了较深的伦理内容。知识分子的诗人，他的伦理担当就在这个地方，他得省思，对既成的伦理得持必要的质疑态度。或者说，他在主体精神上有一种“自由伦理”意义上的质询能力。“人民伦理”或“人民”现在添加了新的民族主义的兴奋剂，其目的仍是教化动员，规范个人生命感觉。在当代，自由主义式的个人主义远远没有过时，它还是能帮助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3] 普遍性权力在不动声色地事实规训，诗歌通过个体抒情在伦理上另辟蹊径。这种具有自由伦理意义的抒情，在李浩的诗中主要分类两类：一类是叩问己心，另一类是对普遍伦理状况的观察。
伦理以追问生命感为核心，抒情诗也不例外。像李浩，就把生命感聚焦于身体在世的态度，或曰“身之所在”。何时身体是存在的呢？至少我们可以说是在身体不再麻木之时。而若人的身体的亲在性被抹去，其存在的感觉趋向于零。这是当代伦理危机的一个症候所在。李浩在诗中有一种努力，通过追究身体的属性，打破生命的封闭感、麻木感。比如，“尖叫的光，在我的/头颅里，回荡着，撞击着，/即将关闭的门”（《午后》），这是强迫症似地、以身体之痛去探寻着自我存在，并企图恢复生命的声音去回应周身的环境。再比如，“大街小巷，马路和商场，/疯狂地向男男女女，施展着梦幻中的性工具。”（邯北新城》）诗人把目光转向商业浪潮冲刷下的县城，同样被商品化损害的还生活于斯的人们，其精神状态类似于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就此而言，不厌其烦地聚焦身体，为的是释放出那个被包裹、封存、抹杀掉的呼吸实感来。
《还乡》前面的一些诗中，李浩的注意力集中在单个人的处境；随着视域的扩大，他的重心也从个人层面扩大至普遍性的生存境况。由个人到公共，连结两者的媒介仍可从他的信仰中找到支撑。在一首诗中他写道：“这一天，众多的你/上下翻滚，好像锯片上的铁屑，/吸收我的意志。”（《这一天你众多》）此处的“你”最直接的指向是上帝，将其作复数化的处理，并非导向一种泛神论；不如说，这里的“你”因爱的中介，在指向上帝的同时，也指向了世间的众人。该诗是一次信仰速写，随着信仰的回声式的扩展，诗人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找到了一条纽带。这条纽带是其信仰的外延，为诗人带来了公共意识。随着视域的拓展，他写作的吞吐力是一直在增强。当一位诗人把目光转向社区时，意味他要与所处的时代要展开对话了。
对话的有效展开有赖于方法。他在处理社会性主题时引入了一种“身体地理学”的方法。身体地理学可看作一种对生命存在感的重现：通过修辞把身体与地理勾联至一起，唤醒身体的存在意识，并将地理经验添加到精神纹理之中。此类构境也大多奇异，他以这种方式对精神作了落地注释，以避免空蹈。有批评家层指出，90年代以来，“以肉体痛苦、器官和污秽物形象出现的物化和自我贬损的身体地理学取代了身体神学。身体碎片上闪动着已然消逝的总体性精神的记忆。” [4] 此处的“身体神学”分别指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禁欲主义和80年代朝向神性的写作，其中鲜有痛苦和污秽。现在看来，前者的乌托邦主义把身体平面化了，而后者因过于单纯的浪漫主义而显得空洞。比较而言，李浩的方式与贬损式的处理有相似之处，身体地理学意在以痕迹召唤被伤害的记忆、被规训的历史。身体地理学是一种较为综合的处理方式，主要达成途径是比喻。而对于比喻而言，重要的是在于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距离，更重要的则是这个比喻最终把我们带向何处：
环形转动的广安门，在吸取的脑脊液里， 寻找着心脏的路：所有的日出和树， 所有的黎明和血液，在上行的吊桥上， 噙住每个人的山川和骨头……（《开塞》）
这一节诗给人的感觉是，肢体被分散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分裂的肢体似乎在隐隐的复原渴望下抹黑找寻，但由于身不由己的流动性只能于城市各处漂浮。诗中的想象富有冲击力，指向了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人与城市之间的可怖关系。肢体流散于各个角落，是一种深刻的无根之感、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人类流亡，它在现代城市中正以更加诡谲隐蔽的方式发生着。把身体及其环境一同审视，是一个很重要标志，它说明诗人由个人的形而上学开始兼顾时代的具体性，或曰当代性。
若考虑到诗人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李浩曾在一个访谈中谈到：“城市与血液里激荡的铁轨和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强行摧毁的乡村，它们在你的精神与肉体中互相生长着彼此不可调和的张力，而这两种力量，伴随着你脚下的路，伴随着你渴慕完成而又被时代之手强行分裂的自我之途中，不断地复杂与蓬勃起来，不断地将你留在某一座断桥上，或者封在某一扇铁门内。” 作为一位诗人，李浩是他所处时代的批评者；而正是他出生农村、然后在农村跟城市之间往往返辗转的经历，赋予了他的批评一种典型性和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并非基于条文，而是基于痛苦。李浩的诗会让人想到同为河南籍的萧开愚、余旸等诗人，他们都写出了生命挣扎感和超现实感。
像大多数同时代青年一样，诗人的经历带有的创伤性完全可以视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后果。曾几何时，光明的未来也使我们欢欣鼓舞。大制作的电影轮番上映，打造不同版本的“盛世气象”。可盛世之下必有蝼蚁，看得见这些蝼蚁抑或看不见他们，两者的分别在哪里？历史进步的辩护者看到盛世景象，或许并非由忽略所致，只不过充斥大事件、大人物的历史书写确实难为籍籍无名者以位置，难给平凡受难者以尊严。面对这理所当然的权威，李浩的很多诗，可视之为一种本雅明意义上的历史打捞工作，诗句织成的网中尽是残陨的无名躯体。由于以当代性为目标，诗人必须从纷杂的、正在发生的社会材料中，选取哪些平凡的、被损害的证据。而帮他吸纳这些的，是他的那悲悯以至于悲愤的感情。
《还乡》越到后面，我们感到，诗人实在难以不去追问那些痛苦的存在，这引出了大量可称之为“苦难”的场景。尽管苦难不值得夸耀，但对苦难的大量呈现，很有可能被误解为：受苦是一个必要过程。在此类的神学曲解中，受苦在变成了一个前置条件，一种甘心的当然。实际上，受苦并不想当然具有神学正当意义。个人鞭策的受苦，常常焕发信仰光彩；但透过意识形态的受苦，是权力和资本在变着法儿地玩花样。实在难以想象，神会乐于看到其子民日夜在人世煎熬？苦难一直关乎诗的良知，所以在一首悼念工友的诗中，李浩这样写道工友被炸毁的身体：“爆炸的环卫工人，在蠕虫分食的身躯里，引燃胃中青灯，以裂开的皮肉和炸断的腿骨，支撑着神州坍塌的形成。”（《哀歌》）。这一段仍延续了身体地理学的比喻法，以动词“支撑”在环卫工人和民族梦想之间作了一次反讽式的联结；而“支撑—坍塌”两个相反的动作，暗含了一种结构性的力的矛盾；面对这种矛盾，诗人毫无疑问站到了“支撑”一侧，也即受压的一边，而“坍塌”本身就预言了另一种力的溃败。以一具模糊的血肉之躯匹敌“蓝图”，在我们现实中的解决方式最多是争取赔偿金；但在其诗中，受难的身躯获得补偿是绝对性的。这种对受难的补偿，既是对人之尊严的复原，也是对苦难的谴责。在这个意义上，苦难所召唤的不是吞声默认；不如说，直面苦难为的是唤起爱。《哀歌》《与约伯在后八家》《还乡》等诗发出的正是这样一种爱。如果说“爱”最常被人理解赞美，那李浩完全秉承着“爱穷人就是爱上帝”（古铁雷斯）的信念，匍匐在“爱”的另一面：黑暗的那一面，惨不忍睹的那一面。
June.2019
文/马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美]哈罗德·布鲁姆：《神圣真理的毁灭》，刘佳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2] [俄]梅列日科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3]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4 页 [4] 贾鉴：《身体地理学与“间歇”的诗意》，《新诗评论》2016年第1期 [5] 李浩：《读书、写诗、工作，在广阔的生活内运动》，《还乡》，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