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是一本由[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8，页数：576千字，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明史》读后感(一)：翻译很烂
一共只有47人读过，就这么多评论。不知道有多少托。
大家都是文明人，为了卖几个小钱，在这里故意撒谎吹捧，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啊。好就是好，烂就是烂，又不是啥大事，实话实说很难吗。
我不想跟着你们胡扯，我就告诉大家，这书翻译很差劲，读着痛不欲生，怀疑自己的语文。
读书，即是读原著，更是读翻译，翻译是个第二次创作。
《文明史》读后感(二)：文明史开启民智——读《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文/岸晓风
培根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学习数学使人精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著名时评人、知名作家杨恒均先生在《青年人的两年阅读计划》一文中，要求刚进入大学的学生“至少阅读过一套课外的（任何一套）中国历史与世界通史”。之所以不其厌烦的说这些，无非是两个意思，历史真的很重要。但是，好的历史书更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信出版社将法国著名史学大师布罗代尔的经典著作《文明史》出版，对苦于没有好的世界通史看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布罗代尔是法国史学的化身和标志性人物，在西欧学界享有崇高地位。曾有人这样评价他：“史学界有了难以超越的布罗代尔，所以我就转而从事其他行当”，这足以说明手中这部书绝不是重量上的沉甸甸，而是知识和智慧的沉淀。
有道是，专业不是吹的,实力不是盖的。《文明史》也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这本书初版于1963年，写作初衷是为16-18岁的男女中学生提供一部用全新的史学方法——年鉴学派方法——编写的教材，让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对于这样的目标和野心，没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深厚学养和强烈的自信，是不可想象的。
这本书是典型的大部头，光翻译成中文就花了两年。全书分为三部分，以文明为主线，将世界文明的进程跃然纸上，该简则简，该繁仍繁，读来既如同与一个老朋友会面，一坛老酒，越品越香；又如同与一个相知已久的人见面，既被其渊博的知识、谦逊的文风所吸引，也被其独到的见解、客观公正的论调所倾倒。“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读罢掩卷，仍意犹未尽，也不由的让人有“好的历史书真少”的惆怅！
作为一部旨在说明和示范如何讲授“在所有人文学科中要求最为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 《文明史》所保持的客观公道立场、深入全面思考、看待问题的视角，都是最“高级”的，对于大中学生以及不完全想“消遣历史”的读者来说，真是“不想读完的一本历史书”。
费尔南的历史情怀与对文明的现时关照
文化研究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文明史不但是文化研究的基础，还是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专业的基础，现今的政治、法律、管理、哲学、艺术、文学、史学等方面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只有了解本学科知识的历史，才能更全面地掌握本学科的知识，通过历史知识的触发，引出新的创见。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一般认为，文明等同于进步，野蛮则是意味着未开化、蒙昧。在《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法国年鉴学派灵魂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从文明的角度，俯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其中，既考察了过去，又论及不远的将来，从而让我们对历史和现实产生兴趣，让我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即将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社会学的魅力在于它那“总体化的”路径，关注人类行为及其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和历史学不可分割，是“一项整体的知识事业”。对费尔南来说，“文明，无论其范围广大还是狭小，在地图上总能找到它们的坐标。它们的本质特征取决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局限或便利。”他认为，每一种文明都立足于一个区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定限制。每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地理条件，都有其自身的机遇和局限，其中一些条件实际上长期不变而且各不相同——“每种地貌上都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人不断累积的劳作痕迹。”在历史的黎明时期，古代世界繁荣着许多“大河文明”（civilisations fluviales），还有“海生的文明”（civilisations thalassocratiques）——一个充满生机的文明群就这样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更不用提及大西洋了——沿岸的北欧地区发展起来了。与此类似，人类自身也通过法国史学家儒勒·米什莱）所说的“决定性的自我塑造”，或卡尔·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而得到了改变。
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例如，倘若离开了阿拉伯商队横跨沙漠和大草原这样的“干燥的海洋”的流动，离开了他们在地中海地区和印度洋沿岸乃至远到马六甲（Malacca）和中国的旅行，伊斯兰世界便无法想象。作为后继文明的伊斯兰文明，尽管“希腊人控制了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广袤而没有明确界定的地区”，“罗马人的征服活动也扩展到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把希腊人开始的这一殖民时期延续下来”，但在罗马的外表之下，希腊文明继续存在下去。在《文明史》中，费尔南以浩瀚的资料印证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世界各个角落、各种民族为创建人类文明所进行的智慧的劳动和创造。这些成就的提出不但使我们超越了自然的和直接的有利条件，而在费尔南看来，正是这些有利条件导致了文明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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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留用，暂发千字左右，见刊后补发全文
出生于20世纪初、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史学家、有着“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之称的布罗代尔的人生经历也颇有历史著作的传奇之感：作为一位教员的儿子，他有幸进入索邦大学攻读历史学，大学毕业后南下前往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经过了一段海外中学的教书经历之后，1938年，布罗代尔回到了巴黎，成为高等实践研究院的一员，本想拓展研究领域的他，二次大战爆发后应召入伍，1940年法国沦陷，布罗代尔在莱茵河前线任中尉，不久成了德军的战俘。在身陷囹圄的状态之下，他撰写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初稿，他自称这书稿部分地是“对我所经历的悲剧时刻做出的直接生存反应”。战争结束后，这部书稿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并成功通过了答辩。其后，他加入《年鉴》学报的编辑部，在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第二年后去世。
历史的洞见是否产生于生命的悲剧性时刻我们不得而知，在《地中海》出版后的1963年，《文明史》问世。及至80岁高龄，他仍然不断的写作和出书，此种生活状态早已成为他生命的常态。作为一位在史学界被受尊崇的大师级人物，布罗代尔不断拓展着自己研究的边界，将学科的触角从本国领域延伸到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我们毫不怀疑，研究历史的学者大都需要一种“大格局”。当布罗代尔的《文明史》平摊开来，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只能作“高山仰止”之状了。
正如我们在《文明史》中看到的那样，布罗代尔的视角无疑是清晰而具有远见的。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共25章，从对“文明”这一术语的阐释入手，重新探讨了“文明”的衍变，他指出“文明研究关涉所有社会科学”，而“历史学仅仅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他将着重要研究的四个方面列举出来：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集体心理学。本书的框架即是以这四个点为圆心，横向铺展开来，在此组织架构之下，将每个大洲的文明史沿着时间的脉络做了一番纵向的回溯。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文明史》著作出版的目的是为法国的中学生留下一部受用终生的教材，然而由于布氏著作本身的晦涩难解，加上布氏的教学理念与当时盛行的教学方式相左，教育部门最终并未沿用布氏的这部宏大著作。不可否认的是，布罗代尔的《文明史》以它独有的、智性的、全面的、审慎的历史学专家的眼光，洞穿了覆于历史之上的尘埃。
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恰好构成了全球纷繁复杂的文化图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我们也应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在这一点上，布氏特别考察了每种文化的源流。文明的衍变，就像一棵成长过程中的大树，找到它的“根”，也就是每种文明的来处，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文明在进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将要面对的未来。历史学科看似枯燥冗繁，但实则趣味盎然，而布氏所做的，就是要赋予历史令人怦然心动的瞬间，让被教育的对象产生兴趣，让“已死的历史”重新焕发出鲜活的色彩，彻底扬弃传统的史学学习方法，不啻为一种大胆而率直的思想革命。
尽管史学在研究路径上不尽相同，但它们所指向的目标是一致的。“以古鉴今，开创未来”。站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得以看到更远更大的世界。历史的真理，永无穷尽；历史的昭示，予人警醒。在继往开来的征途上，理智的光辉终将照耀至暗之角。
文/吴情
今日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事物，似乎人人都通晓其含义，但何为文明？对它的研究，又该如何进行？这些问题，都是摆在历史学家眼前，难以绕开。随着学科制度化的持续，大学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具体方向，拜占庭研究、以色列研究、汉帝国研究、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确实产生了大量具有说服力的知识，但我们，仿佛与文明日益疏远，比如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因为我们沉溺于一大堆具体的细节、日期之中。
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之一的法国“年鉴学派”，是直面以上问题、且有世界影响力的研究团体。拿破仑如何从军官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庄子的个人生平与其写作的关系，年鉴学派的学者并没有给予过多关注。相反，在他们看来，这属于“短时段”的历史，虽然也很重要，但对历史的形塑以及文明的稳定来说，“长时段”的历史才更关键，比如法拉西的特性，中国人的精神结构等。
这样的做法，显然深受当时“结构主义”潮流的影响。在结构主义者看来，表象相对于其后深层次、不易察觉的结构，在解释力上有限，布罗代尔，显然也持有这种看法。不过，问题依然存在，如何解释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这样的人物在塑造历史进程上的作用或影响？断言无法准确把握的结构（与自然科学相比）远比短时段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更为重要，是否有一言堂之嫌？但也要看来，结构主义渗透进史学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它能使我们从整体、很长的时间段来把握历史，避免太早太过轻率地对历史问题作出回答。
《文明史》一书，便是布罗代尔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硕果。这部译成中文多达五十六万多字的书，谁承想是布罗代尔为法国中学生撰写的历史教材（法国也有人斥责其对中学生太艰涩）。在《文明史》一书中，你看不到拜占庭帝国的国王与土耳其人作战，也看不到朱熹如何成为南宋大儒，甚至看不到戴高乐将军如何在法国沦陷后如何鼓舞军心，相反，你能见证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并立的情况如何形塑中国人（尤其是在知识阶层）的精神世界，也能见证伊斯兰教义怎样关乎中东的乱局与安宁。
《文明史》显示出了沟通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努力，这一点在当时尤其可贵，毕竟考虑到学科在建立规范时总难避免自我设限，虽然现在的我们很容易接受跨学科研究或交叉研究。除此之外，以“文明”为主要单位，成功地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带来了一种开阔的视野：尽管不同的国家具体的历史不同，但影响其历史发展的某些因素，比如说思想基础、文化根基是相同的，所谓的国别史专家多半看不到这一点。
结构主义显然属于一种“宏大叙事”，《文明史》理所应当地继承了这一特点。而在当下讨伐宏大叙事的潮流或“学术正确”中，《文明史》这样的著作，恐怕有些费力不讨好。但是，正因为此，它值得我们给予足够多的关注。布罗代尔，如他自己自谦的那样，在研究法国的历史上如鱼得水，但是他对非洲、远东、伊斯兰等文明的研究和观点，也确实有独到之处，比如他说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停滞的（虽非首创），他的着眼点不是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而是长时段的结构把握，以儒学为主要精神根基的中国，又何尝不是温如磐石，甚少变化？作为学术问题，也可对此进行批驳，比如，照布罗代尔看来，停滞就是稳定的同义词。但是，多数人真的希望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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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史》读后感(六)：我们是赢家，但无法骄傲
法国史学巨擘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上世纪60年代为中学生写了一本历史教材，结果让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望而生畏。但过了半个世纪，却历久不衰、一版再版。我们不得不承认布罗代尔的高屋建瓴，让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深有共鸣。就像一个被代入过历史深处的时光旅行者，对踏足未来更有底气。这本奇书就是《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文明史》的开篇，作者先解释了什么叫做“文明”（civilisation）。这个词的词根是“开化的”（civilise）和“使开化”（civiliser），指的是与野蛮状态相对立的状态。这样的比较，或许本就暗藏几分优越感。文明取代了野蛮，作者说：“真正对文明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是那些经历了很多场合而存续下去的人。”那么站在时间轴的另一端，今天的我们接替了昔年的文明，行将迎接来新的文明，是否堪称赢家呢？似乎又没有这么简单。文明是多线程的，布罗代尔的这本书不是在讲述历史上的大事记，他像在盘剥文明史错综的线索，使之成为通往未来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无论读者身在何处，首先要了解的一点是：文明是会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特有的文化带和边界的稳定性，并不能阻挡异域文化的渗透。这在信息技术普及的今天，或许不难理解，但从前也有许多途径：通过贸易、通过外来者、通过间接的传递。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的近邻日本。日本人自言：“在我们的文明里，任何看起来本质上属于日本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舶来品。”早年，日本学习的是中国的文明，是通过朝鲜copy走样的大唐文化；近代，它又俨然是一个翻版的西方国家。伊斯兰文明亦是一例。毗邻远东、欧洲、黑非洲以及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水域，伊斯兰世界是一块“居间大陆”，这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软肋。对外贸易的地理优势被本世纪腰摆不定的归属缺失所替代，布罗代尔认为，地理位置是决定性因素，它衍生出伊斯兰文明（“肇源于近东无从追忆的遥远历史中”），也摧毁了伊斯兰的自主性，逆转了它征服扩张的局势，它只能屈从于强者。
文明是诸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变量，远远没有坐享其成的一天。在《文明史》中，布罗代尔提出，我们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文明：人口的增减、健康与疾病、经济与技术的盛衰都不只是历史教科书上一个补充说明的分支，在不同时期，它们很可能是主角。文明无法只手遮天。作者在开头综述中就指出，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被西方后来居上，主要归咎于人口过多。这个在当时有点耸人听闻的观点，又在后文中得到了解释。当西方进入工业革命，科技日新月异，中国反而止步不前、优势尽失。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是过剩的，根本没有需求、也没有动力去发明机械。当时欧洲的工人因失业引发暴动，若放在中国，想必会更加激烈。但人口问题又不可一概而论，说到黑非洲时，布罗代尔又痛惜，他们的人口太少了。有限的资源、有限的人口、有限的发展，16世纪的黑奴贩卖更是雪上加霜。有历史学家评论：“非洲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流血。”同一个变量，与文明的作用方式迥异，布罗代尔教我们设身处地，而非一叶障目。所谓的万事俱备，其实很难得。西方工业革命或许算得上一例，有昌明宽松的环境，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刚好同步，自然能协力前进。而且大多数时候，无论回望历史还是展望将来，我们都骄傲不起来。无法仅凭某一项的优势目空一切，长远地看文明，当是取长补短的勉力前行。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文明的发展本身亦是以史为鉴，与往昔一脉相承，却未必能自省，未必能走得更好。一方面，我们在做地缘文化的比较，在分辨旁枝末节的关联；另一方面，近在眼前的历史其实抛出了更多线索，我们舍近求远，更像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不自知。譬如在布罗代尔眼里，20世纪在印度发生的一系列政变，主要原因不在明面上占主导地位的英国，是“印度的过去决定了现在，并向现在进行了报复”，印度的伤病难道不是从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混杂的古印度就落下病根了吗？在世界的许多角落，历史留下的痕迹不胜枚举：基督教传统依然根植于西方文化中，俘虏了包括无神论者在内的西方人的伦理道德；地域性与同一性并存，且久困于此的欧洲各国，不难回溯他们过去的同出异形；美洲的种族问题，在作者看来亦非几次战争、一份宣言就可以彻底改变，融合与博爱之名难掩昔年痼疾。
在《文明史》再版的1966年，布罗代尔更新了彼时世界上各个文明的最新动向。那些他认为在当下、在将来最重要的事。这跟布罗代尔的史观是一致的，我们不是在记忆历史，而是在取舍与成长间存续文明。见证今日的人类只是暂时的赢家，当下的胜利予我们信心，前路的未知令我们踟蹰，鉴往知来需要更多的理性。如同刘慈欣科幻世界的箴言：“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文明史》读后感(七)：开启时代大门的一把钥匙
如果一部世界史不叫世界史而叫文明史，可能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如果一部世界史不讲故事而更注重阐明概念和观念，就可能会令人望而生畏了。这是如今专业化和平面化阅读的弊病。各类历史读物越来越像一些年代久远的八卦，除了奇闻趣谈，名人糗事，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吸引读者了。然而这恰恰不是一部媚俗的书，不是一部哗众取宠的书，相反可以说这是一部与体制（教育系统）、甚至是与一般读者对抗的书。这正是布罗代尔这部《文明史》的独特魅力所在。
（一）
布罗代尔《文明史》原是为青少年学生而写的世界史教材。于是我们首先会想到“简明”“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常做营销语的一堆废话。然而并非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六十年代，人口增长，教育包括历史教育的需求也在增长。年轻的学生们应该如何学习历史？这在当时和今天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布罗代尔，法国年鉴学派中坚人物，一代史学大师，他的立场是独特而鲜明的：
“我们的年轻人必须在18岁，在准备从事不论何种职业前夕，要初步了解经济与社会的现时问题，初步了解世界的重大文化冲突，初步了解文明的多样性。”（自序）
他一反给低年级学生灌输历史事件、人物、日期的通常做法，认为应该让孩子们首先确立一种总揽全局的大历史观。只有当他们“对资本主义，对经济危机，对世界人口，对欧洲以外的文明，对冲突背后隐含的深刻原因而不是冲突本身的过程”有了一种总体的理解之后，他们才会在具体的时代和背景中，理解具体的事件和人物。不然，死记硬背的知识再多，八卦掌故奇闻趣谈了解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这与年鉴学派一向主张的“总体史学”（histoiretotale）观是一致的。这种史观认为“唯一真正的历史就是总体的历史”，主张历史包括人类社会各个层次——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倡导比较研究，打破学科界限，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用到史学研究中。虽然最终没能在学校教育中取得话语权，年鉴学派和布罗代尔的学术成就仍然产生了重大影响，引领了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史学研究的根本变革。
（二）
《文明史》从文明的概念讲起。布罗代尔理解的文明，是人类所有文化创造的成就，“是一种文明或文化的全部内容”（第一章 术语的衍变）。当我们说“世界史”，它描述了历史的范围。在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取巧而似是而非的概念。当布罗代尔说“文明史”，他所指称的是历史的内容，而且具有严格的确定性和针对性。历史不是僵死的时间灌注的过往，不是僵死的事件和人物堆砌的殿堂，文明的创造、积淀、延续才是人类历史的真实内容和精神命脉。
文明与文化的区别在于：文化“即尚未达到成熟、尚未达到最佳状态、尚无法确保其成长发展的文明”，而“经过一系列经济、一系列社会，仍坚持生存下来，同时几乎只是一点一滴地才改变方向者，就是文明”。（序 布罗代尔教授历史）文明的概念，在布罗代尔那里与“长时段”历史几近同一，它具有稳定性，也具有排他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就是在“拒斥”与“适应”的两极之间摆荡，或者谋求平衡。这造就了一些文明的繁荣，也导致了另外一些文明的衰落，而文明的总体、单数的文明，无止无竟。
（三）
“这种长波的历史，这种远距离的历史，这种环绕在时间公海周围的大海、而不是谨慎的从来不会偏离的陆地的航行——这种做法，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来称呼它，它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它的有利之处在于，它迫使你以一种你所不习惯的方式去思考和解释问题，从而就可以把历史解释当作开启你自己时代大门的一把钥匙。它的不利之处或危险在于，它使人沉溺于更加图像化的某种历史哲学的概括中，而不再去探索和证实。历史学家不相信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或阿诺德•汤因比这样的热情过度的探索者，无疑这是正确的。任何与普遍性理论密切相关的历史都需要恢复其真实面目——图像、地图、精确的年表和证据。”（第三章 文明的连续性）
文明史研究不是哲学论断，不是先知式的预言，它的时间性不在于重现过往，或者描画未来。它的时间性恰恰在于在时间中定位时间/历史，定位时间/历史中人，定位时间/历史中人对于当下的理解和把握。布罗代尔在别处曾指出，历史研究和教学是为指引人们“发现视角，发现过去时代的真实性，发现它所包含的方向和意义，发现种种连续更迭，给它做出标识，立下标杆，赋予它第一个可以辨认的面貌”（转引自中译本序）。这是一个前提，是他对传统史学（以准确的编年为依据的叙述）的一种尊重和继承。最终的目的在于“酝酿并完成”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它“考察过去与不远的将来”，它，继续用莫里斯·埃马尔的话说，要“使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序 布罗代尔教授历史），从而开启我们自己时代的大门。
这是他不赞成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式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因。丰富多样的文明形态和绵延的历史一旦被概念化为冷硬、刻板、与现实生活漠然相对的术语和论断，文明史也就终结了，文明也将面临危机。“作为地理区域的文明”“作为社会的文明”“作为经济的文明”“作为集体心态的文明”；从伊斯兰世界、黑色非洲到远东，从欧洲、美洲到另一个欧洲……一部开放而多元的、非决定论的历史，更接近于历史，更切近于现实。而“重要的问题在于，历史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它，民族意识就无法维持下去，而没有这种民族意识，就不可能有独创的文化，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自序）。即使在民族、国家这些词汇消亡的某天，布罗代尔此言不虚！
读《文明史》，常不由想到司马迁说的“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虽说有些牵强，但同样可以解释为对一种总体历史和时间性的追求。一位1800年前的中国史学家，一位1800年后的法国史学家，在对历史的理解和写作理念上，竟是心心相通。其中也有值得琢磨的道理，今天先不琢磨了。最后想说：如果历史作为文明史还将继续写下去，这种精神，这种魄力和魅力，还会在以后每位大家身上代代相传。
【附记】
被布罗代尔贬为“另一个欧洲”的俄罗斯，对于我们而言，是另一个socialism country，曾经的big brother。有几段话，他评论得非常好：
18世纪和19世纪的俄罗斯历史是伴随着幻想、错误、滑稽、赶时髦，也伴随着卓有成效的大规模“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历史。（P571）
俄罗斯的双重面孔在强烈的矛盾当中一览无遗：面对欧洲，是现代性；面对自己，是倒退的中世纪。（P574）
一片广袤辽阔而荒凉寒冷的古老大地，杂聚着欧亚各族人民，在东西两块大陆之间连绵的战火中充当藩篱和炮灰，无人怜惜。直到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以圣彼得堡为新都，俄罗斯越来越变成欧洲的俄罗斯。政治上的统一，领土上的扩张，文化上的繁荣，部分贵族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开明思想，似乎让人看到了希望，但古老的土地，古老的人民，古老的沙皇制度和农奴制度之下，暴动和革命的种子早已悄然萌发。
革命是必然的，而主义是偶然的，至于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更是偶然中的偶然。马克思认为工人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对于农民，因其对土地的依恋，他和恩格斯“对其反革命性心存疑惧”。俄罗斯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只有农奴。然而列宁同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手制造了革命，在激烈的路线斗争和几次小试牛刀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实现了他的伟大愿望。然而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时，他说：“在建成一个socialism社会之前，我们必须重建capitalism。”
如果说列宁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也是一个务实的领导者，到了斯大林时期，一切开始变得疯狂起来：
斯大林制度的严峻冷酷，不能完全由其被权力搞得飘飘然的个人的反复无常来解释，也不能由socialism的必要性来解释，更不能用communism的必要性来解释。它们部分地也是不发达状态的一幕惨剧，为在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靠人力劳动投资，迅速跨过工业化阶段而发明的无情的国家公式。（P588）
布罗代尔如是分析。究其根源应该还是“俄罗斯的双重面孔”。一方面是激进的严酷，一方面是落后的严酷。仿佛只在一片北境，就是一曲冰与火之歌，而戏中或戏外，人力终究难胜天意——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无论如何，这样的文化适应绝对称不上是“卓有成效的”。
单就国内来看：1917年后的俄罗斯，农民纷纷涌入城镇，城市生活乡村化了，或者说农村淹没了城市；廉价劳动力取代了技术工人，文化教育作为谋生和“向上爬”的手段而不是一种教养，在社会生活中需求旺盛，极大繁荣；“知识精英”的水准下降，文学艺术领域因为官方意志和统一组织管理，不再产生经典作品；艺术家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和平庸乏味是这个时期全部作品的标记”。虽然科技领域因政府的干预和支持而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作家与艺术家要求和希望的表达自由，实际上是苏联那时与将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是否觉得这样的场景太过面熟？这正是你所看到的一切。我们同样并非卓有成效的文化适应道路，同样不过是幻想、错误、滑稽、赶时髦，哪里比老大锅好一点呢！
所以，文化适应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概念。如同汤因比的挑战-应战。并非概念本身的问题，而是这一行为模式。如果个体的自主性得到了哲学的和实践的证明，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政治、文化方面的自主性，为什么会重又降到生物水平？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规律，作为人类社会有没有突破的机会？以及，如何才叫“适者”？
文明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秩序
文化研究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文明史不但是文化研究的基础，还是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专业的基础，现今的政治、法律、管理、哲学、艺术、文学、史学等方面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只有了解本学科知识的历史，才能更全面地掌握本学科的知识，通过历史知识的触发，引出新的创见。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一般认为，文明等同于进步，野蛮则是意味着未开化、蒙昧。在《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法国年鉴学派灵魂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从文明的角度，俯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其中，既考察了过去，又论及不远的将来，从而让我们对历史和现实产生兴趣，让我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即将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社会学的魅力在于它那“总体化的”路径，关注人类行为及其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和历史学不可分割，是“一项整体的知识事业”。对费尔南来说，“文明，无论其范围广大还是狭小，在地图上总能找到它们的坐标。它们的本质特征取决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局限或便利。”他认为，每一种文明都立足于一个区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定限制。每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地理条件，都有其自身的机遇和局限，其中一些条件实际上长期不变而且各不相同——“每种地貌上都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人不断累积的劳作痕迹。”在历史的黎明时期，古代世界繁荣着许多“大河文明”（civilisations fluviales），还有“海生的文明”（civilisations thalassocratiques）——一个充满生机的文明群就这样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更不用提及大西洋了——沿岸的北欧地区发展起来了。与此类似，人类自身也通过法国史学家儒勒·米什莱）所说的“决定性的自我塑造”，或卡尔·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而得到了改变。
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例如，倘若离开了阿拉伯商队横跨沙漠和大草原这样的“干燥的海洋”的流动，离开了他们在地中海地区和印度洋沿岸乃至远到马六甲（Malacca）和中国的旅行，伊斯兰世界便无法想象。作为后继文明的伊斯兰文明，尽管“希腊人控制了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广袤而没有明确界定的地区”，“罗马人的征服活动也扩展到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把希腊人开始的这一殖民时期延续下来”，但在罗马的外表之下，希腊文明继续存在下去。在《文明史》中，费尔南以浩瀚的资料印证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世界各个角落、各种民族为创建人类文明所进行的智慧的劳动和创造。这些成就的提出不但使我们超越了自然的和直接的有利条件，而在费尔南看来，正是这些有利条件导致了文明的兴起。
一个文化带（aire culturelle）就是一组文化特征占优势地位的一个地区。按照人类学家的定义，在原始人的情形中，这些文化特征也许不仅包括他们的语言，而且还包括他们的粮食作物、他们的婚礼、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陶器、他们的羽翎箭，以及他们的编织技术等等。费尔南认为，伊斯兰教的命数就是在一个不同轨道上为这一年迈、衰老的文明重新注入活力，并把它带到难以想象的高度。当时，“阿拉伯地区因敌对部落和联盟的纷争而陷入分裂状态，大门洞口，对外来影响不加任何防备……”作为一种启示宗教，伊斯兰教逐渐根据未来的《古兰经》的章节和先知的言行举止而形成，“这一信仰具有一种堪作典范的简朴特征”。即，伊斯兰教向穆斯林施加了严格的宗教戒律。关键的一点，同样是要认识到“宗教信仰和宗教惯例在穆斯林的生活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包括法律在内，“这些严格而过分拘于礼节的……在这里伊斯兰教寻求的同样是城市的正派得体，而不是田间的无序。”
文明的发展程度与社会的发展程度基本一致。文明意味着进步，而文明的发展又包含着深刻的内部矛盾。文化和文明之间这些区别的最明显的外部标志，无疑就是存在和不存在城市。19世纪的伊斯坦布尔“且不必说马车，就连两匹马也无法错身而过。迪宛大街在当时是该城最宽的一条街，在某些路段宽度也不超过两三米”。但是，“街道尽管看上去很窄，却总是非常有活力，生机勃勃：它们是人们用就的聚会场所，尤其是那些喜爱表露自己看法的人。它们是‘主动脉’……（是）说书人、歌手、玩蛇人、江湖艺人、游医、江湖骗子、理发师……的聚会之地。它们还是孩子们的活动场所，是他们玩耍游戏的地方”，“除街道外，露台也是互通消息的地方……”在费尔南看来，虽然一切杂乱无章，乃至“处于明显的无序混乱状态”，然就其本质而言，它们从未把整体规划排除在外，还尤其强调“规划（应）咦城镇的结构和居民的生活为根基”。费尔南认为，这是“它们时期文明的根本所在。城市、道路、船只、商队和参拜圣地等单一整体中的各个部分：它们都像路易·马西尼翁恰如其分所说的那样，是运动的各个因素，是穆斯林生活中的各个‘实质方面’”。
社会发展是文明不断发展和创造的过程。在文明阶段，城市大量存在；而在文化之中，城市仍然处于萌芽状态。从历史上看，文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纯粹的自然演进，而是受各种因素制约的，其中“思想”或谓“意识形态”对其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费尔南对历史的洞察、对趋势的把握，使“我们以他为傲，以其充满财富智能与学识为傲……”在《文明史》中，他将人类纷繁复杂的五千年文明内容浓缩在一个有机框架中，既体现出了历史的纵深感及其丰富的内涵，也从横向的角度提炼出最能代表时代特征的文明要素，纵横交错和协调，勾勒出人类文明机体的立体形象。在欧洲及欧洲之外的文明中，他还对欧洲、美洲、非洲以及远东（包括中国）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费尔南对于“文明”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在他看来，文明有四种形态，一是地理的文明，它具有特定的空间与地域；二是社会的文明，通过人的活动和变化勾画出文明的特征；三是经济的文明，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文明；四是意识形态文明，核心是宗教。他认为，文明是有层次的，一个大范围的文明，可以包含着多种次级文明，它们各具特色，自成一体，却又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又在潜移默化中相互影响。比如，“我们过去知道的那个非洲正变得愈来愈遥远，它的诗歌，它的舞蹈，它的艺术观念，它的宗教，它的为人朗诵或为人传唱的传说……”，再加上“它关于过去、宇宙、人民、植物、动物和神灵的概念……就像我们从西方自身的例子中所了解的那样，如果现有的退化加剧的话，将会被洗涤干净。”正如费尔南所言，一个新文明，不论脆弱还是坚实，无不是从人民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作为社会的文明，离开社会的支持，离开社会带来的张力和进步，文明便不能存在。例如，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西方文明依赖于“工业社会”，后者是前者的驱动力。在《文明是》中，通过描述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社会张力、社会的道德价值和知识价值、社会理想、社会习俗、社会趣味等等，或者通过描绘作为社会的体现者和传承者的人民，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简要勾画出西方文明的特征。既然文明与社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在考察漫长的文明史时采纳社会学的范式是有意义的。从时标上看，文明所隐含和包括的时段相比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现象都要长得多。文明的转变远不如它所支持和包含的那些社会的转变那样迅速，尤其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如果遇到的麻烦来自其疆域内蒙昧原始的地区，来自那里的吞噬森林的贫困的农民……”，它们依然“会平安的存在下去”。在《文明史》中，费尔南从宗教、政治、社会与经济等多个角度来论述“中国文明”。他认为，“封建制的中国在一个被称为‘战国’的多灾多难、动荡不已的时期分崩离析”，外族的侵略、劫掠合经常性的剥削，“只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渡过了严峻考验”。
历史就是这样，既使人感到光荣，又使人感到沉重。它因人类的勇敢和智慧而前进，它又因人类的与生俱来的弱点而停滞乃至后退，历史在弯曲地行进着，从远古到今日。“一种文明的历史，就是对古代材料中那些对今天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的探索。它有待解决的问题不在于要告诉人们关于希腊文明或中世纪中国我们所知的一切——而是要告诉人们在西欧或现代中国以前的时代与今天仍旧相关的东西。”正如费尔南所言，非洲正在把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抛在后面，但它并不会因此失去它的文明。它有可能被改造和被分化，但将保存自身，以一种心理、各种品位、种种记忆和赋予这一土地以其特征的万物为其深层标志。在《文明史》中，他用“层次分解法”，把影响历史进程的深层因素（各种结构）放在首位，赋予历史令人怦然心动的特点，使历史“永远兴趣盎然”。
发表于2018年8月27日《黄石日报》第五版“读书荟”，9月4日《法治周末》文化·阅读。 欢迎各类媒体约稿，感谢编辑老师用稿，期待出版机构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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