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是一本由[英] 伊莉莎·玛丽安·巴特勒 (Eliza Marian Bu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页数：50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多年以来，我都是借着德意志的心灵来领略希腊之美的。因为与别的民族对古典文化纯粹的鉴赏不同，德国天才们是以其寻根究底的形而上激情来探索古希腊的，希腊之美在他们那里不仅是一个事实，更是一种原则。我从德国作家诗人那里学到的，其实是一种批评的激情和语言——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欢快的诸神、迷醉的节日、诗意的栖居。这些精妙的概念，对因为读了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而感到无所适从的普通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批评欲的解放。
但若将之作为原则，这些概念必然是误读，甚至以概念来描摹美本身就是错的，而且希腊生活不堪的一面也渐渐被挖掘出来。所谓暴政，我觉得是遥远的希腊突然以其丰满的形象与充溢的生命力对德意志贫瘠无趣的现实和想象力的压迫。希腊帮助英国人、法国人和俄罗斯人贴近了现实，却使德意志的智识精英们脱离了现实。他们忙着向希腊发起挑战、竞争，苦苦地要达到那个不存在的美之原则，竟然错过了风云激荡的十九世纪——一种前所未有的厚重的现实。这是德国天才们特有的悲剧，犹如他们在政治水平上也是迟到者一样。但是巴特勒问了个问题，你愿意用荷尔德林的诗歌换取德国天才们自由展现的才赋吗？很多人会不愿意，我也不愿意。
《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读后感(二)：读书笔记1453：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论希腊艺术与诗歌对德意志伟大作家的影响
读书笔记1453：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论希腊艺术与诗歌对德意志伟大作家的影响
题目很粗暴，成书快90年了，当年被纳粹果断封禁。既然是谈艺术和诗歌，自然不能是简单的论述，语言上更为诗体话，对译者来说难度不小。在论述的几个人中，作为发现者的温克尔曼名气最小，他之后的地位也不如作者讲的那么伟大，温克尔曼的后继者们也并没有太多去讨论他，赞颂他，他死于谋杀，留下了一本艺术史。
莱辛是希腊文学再发现的阐述者，他用戏剧复活了希腊，带领这帮死去数千年的陌生人踏上了德意志人的土地，就此不再离去。文艺复兴在德意志带来了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比起意大利来，没有出现那么多艺术节的巨头。
之后德意志文学的圣人出现了，毫无疑问歌德是创造者，席勒只能是对手，同时代的诗人们都被歌德的光芒笼罩，他们被迫开创自己的道路，无论是殉道者荷尔德林，还是反叛者海涅，更多的人悄无声息，默默无闻。
在温克尔曼之后，施尔曼发掘了特洛伊城，发现了迈锡尼文明，但是文学家们对比不感兴趣，他们更在乎精神层面的希腊，而不是真实可触摸的希腊。古希腊已经不复存在，它先被罗马继承，随着罗马的崩溃，曾经的蛮族在漫长的岁月里也被逐渐侵蚀，被精神寄生。
三天时间我看完了这本书，恐怕对它的喜爱真的只能停留在封面的设计上了。第一章概要里那句话在之后的展开中只让我感到浓厚的失望，乃至愈加绝望。
引用结尾译者附论里的内容，这本书解释“民族灵魂之历程，诙谐背后隐藏着苦痛，苦痛当中又透设出戏谑。”是的，戏谑。这种戏谑自作者讲述温克尔曼开始就弥漫在了字里行间，甚至让我感到作者笔下的德意志诗人们，也许除了荷尔德林这位真正在病理意义上有精神病的诗人（第七章一带而过的人们便不论在内了）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是被魔鬼扼住了精神咽喉的疯子。这种带着戏谑的指责已经近乎于傲慢，视狂飙突进中的作者们对理想的狂热为一种甚至不值得悲悯的尘土。
可这种狂热固然震慑人心，固然让人感到了其中可能蕴含可怕的力量，尽管世界大战的历史也证明德国内在的某种疯狂与可怖，但这种狂热所祈求拥抱的理想真的是如此卑微到甚至被轻蔑鄙夷吗？第八章最后一段以如此傲慢的语气作结，真的有正视德意志所渴望的绝对性，那种理想，甚至于那种真理的美之可贵吗？“然而，世界就是世界，事实就是事实。英国有句谚语叫逆来顺受，这也许能带来几分宽慰”。是啊，事实即是事实，是无法否定的已然。然后呢？“逆来顺受”么？只能随着如此既定的事实被卷走，对未发生的一切都默然不语，甚至不愿意正视未发的将来并赋予之希望吗？一切一切的人变革难道都只是徒劳无功吗？如果是这样，人也就只是在原地打转的弃儿。我在这段话里看不到任何宽慰，只看到了愈发沉重的绝望，和安于如此“事实”与一尘不变的、颓然的“世界”的，那种自视为“宽慰”的高贵之虚伪。
可我读着读着却发现，这本书的语气仿佛不是1934年的英国，而是现在。仿佛这近一百年来的一切都未改变什么，周遭的一切都在嘲笑着也许会带来希望的那点对理想的冲动。现实钳制住芸芸，厚重的空气不能传递任何带有理想色彩的回响。耳中会听到的唯有嘲笑，一阵阵嘲笑，混杂着伪装的怜悯，表达着行将就木的精神一步步走向麻木，尚且以“事实”伪饰着内在的腐朽。
难道在麻木和绝望这两条路之间，再无选择了吗？精神难道无法触及到哪怕一点光和热、无法照亮哪怕方寸大小的真实，只能被慢慢溺死在这样沉默不堪的现实中吗？
《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读后感(四)：与其说是暴政，不如说是革命
文/柴刀下山
“潘多拉：噢，父亲，让我们死去吧！
普罗米修斯：还没到时候。”
暴政之下，必是毁灭。
作者大约是从毁灭的角度，才将希腊艺术定为暴政的主动实施者。
然而，这是错误的。
希腊艺术于公元前12-公元前1世纪形成，她就在那里，和谐而静美。所以当18世纪的德国艺术家们发现希腊艺术、学习希腊艺术，并从希腊艺术中悟出新的哲理的时候，只能说是一场自发的德国文化精英兼思想先行者的一场革命。
要读懂这本书，就必须先要了解温克尔曼、莱辛、歌德、席勒、荷尔德林等人生活的年代——那是世界的18世纪。
18世纪，清帝国、法兰西帝国、俄罗斯帝国等王权国家正处于最后一个全盛时期，而欧洲已进入剧烈的变革时代。
既是变革，那必须要知道18世纪初期的欧洲发生了什么？
众所周知，那就是欧洲启蒙运动。
欧洲近代史有三场思想解放运动。第一场，是古希腊的智者运动，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人的理性、否定绝对权威。所以古希腊的英雄都是半人半神，具有人神共性的典型特征。第二场，是以意大利为发源地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反对封建神学、反对禁欲主张，否定君权神授，提出了自由和平等的口号。第三场，便是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国大革命，便是这次运动最直接的成果。
要分析18世纪的德国艺术，必须要放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之下来看。那时的德国，分裂势力和资产阶级都很弱小，一百年后强势统一德国的普鲁士还只是北部的一个王国，正在打造军国主义，因此德国的启蒙运动要弱小得多。
但在文化领域发出最强音的是德国。文化领域的莱辛、赫尔德、歌德、席勒等人将德国启蒙运动推到了高潮，最终通过狂飚突进运动将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融合到了一起，产生了真正的浪漫主义。另外一个结果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那就是强烈的民族意识。因为正是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普鲁士军国主义相结合，最终引发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
知晓了以上背景，我们才能看懂这本书。
是温克尔曼，那个考古到疯狂的、一直挣扎在神与人之间的、永远戴着虚假面具的可怜的同性恋天才，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特质带到了德国。
是莱辛，令德国艺术诞生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在他面前，伟大诗人歌德说：“与他相比，我们都是野蛮人”。
还有席勒、海涅以及同时代的贝多芬、巴赫、莫扎特等人，都共同经历了那个剧烈的变革时代。
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体验到了自中世纪以后便几乎无人可以体验到的理性和自然。
他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共同开创了新的时代。
但他们也是痛苦和不幸的——他们的痛苦只有同他们一样伟大的人能懂，而我们，只能从他们癫狂的言行中略窥一二。
“潘多拉：噢，父亲，让我们死去吧！
普罗米修斯：还没到时候。”
文|轻禅
了解艺术的人，肯定对欧洲文艺复兴很熟悉，这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直接结果就是：让文艺在希腊、罗马古典时代曾高度繁荣，艺术与诗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此，自文艺复兴之后，希腊艺术与诗歌在欧洲占据一席之地，这种浪漫逐渐蔓延，最终影响了德意志。
这就是《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一书所阐述的内容。本书作者伊莉莎·玛丽安·巴特勒用“暴政”一词来形容这种影响，可见其影响极为强烈。在这本书中，作者将笔墨重点落在希腊艺术、心理、哲学、文化等对德意志伟大作家的影响上，除此之外，作者还分析了德意志伟大作家之家的相互影响。
这是一场不可忽视的艺术与诗歌的跨国运动，这同样是德意志人对诗性与美的追寻之路。
就拿温克尔曼来说，他生于阿尔特马克地区，却在有了自我意识后，有了转念投胎于希腊的想法。他对希腊的情感可谓算得上狂热，《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一书中，有这样一句：“希腊文字令温克尔曼血脉贲张，在迅速吸收了当地老师那可怜的《新约》知识之后，十七岁的温克尔曼动身前往柏林……”虽然他对希腊是狂热向往的，可冥冥之中却有一股抗拒之力，阻止他前行。即便如是，希腊艺术与诗歌还是极深的影响了他，促使他写就《艺术史》一书。
从这一部《艺术史》开始，温克尔曼似乎为德意志人找到了完美的标尺，这也为后续追随他的莱辛与赫尔德等人奠定了基础，甚至，莱辛还对《艺术史》展开了批注工作。当然，莱辛也有自己的见解与阐释，他的著作“《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是纯粹智识造就的令人极为振奋的罕见艺术作品之一。”而赫尔德也深受莱辛的影响，他对“拉奥孔”进行回应，他在《我在1769年的游记》中这样写道：“研究文学的起源及文学迄今为止的发展与革命，这将是一部何等伟大的历史啊。”
自从温克尔曼开始，希腊艺术与诗歌就已经对德意志文学作品产生了影响，这影响是无法阻止的，甚至愈演愈烈。也是从温克尔曼开始，希腊人的浪漫情怀被点燃，在追求诗性与美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甚至，作为杰出诗人的歌德都感受到深深的危机意识，警觉的他促使他去毁灭和被毁灭。他一英雄的方式展开抵抗，但最终结局却是惨败。如此结局，似乎并不奇怪，却从侧面反映出希腊艺术与诗歌对德意志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无法停止的。如此情形下，唯一能做的便是在这一场“暴政”中重生，这种重生看似是鹦鹉学舌，刻意模仿，但当德意志作家们寻找到适于生存之道，便也催生了德意志文学的长足发展。
作者在《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一书的概要中这样写道：“在我看来，温克尔曼的希腊乃是18世纪下半叶和整个19世纪蹙动德意志诗歌进行的本质要素。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整体重演，只不过舞台设置在德意志。在这场大复兴运动中，如果说希腊人是暴君，那么德意志人便是注定了的奴隶。”但这场运动，却深刻影响了德意志文明的整体走向，使得德意志成为至高典范，在文学、艺术、哲学、文化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程度的飞跃。
若是抛开本书，谈一谈文化的影响，不得不说德意志人在这场暴政中，展现了他们极大的智慧。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在文艺发展的浪潮中，似乎也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才会创造出新的奇迹。犹记得，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提到每一个时代的艺术都是有象征意义的，而在这样的时代中，不符合时代发展的作品终将被时代所抛弃。即使是伟大作家，亦是如此，就如《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一书中所提及的歌德、海涅等。
可以说：当诗歌与艺术跨越国界，终将会诞生新的辉煌，它兴许是艺术，兴许是文学，又或是其他。
《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读后感(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乍一看到德意志问题专家、20世纪英国著名批评家伊莉莎·玛丽安·巴尔特所著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首先就是大吃一惊——怎么会是这样？！“希腊”对“德意志”怎么了，又如何会归结到“暴政”这一概念之上了呢？！就基本概念而言，“暴政”意谓残虐的政治，指的是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措施。但此处的“暴政”显然是一种隐喻。在描述和分析了j.j.温克尔曼、戈特霍尔德·埃弗赖姆·莱辛、J.F.赫尔德、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席勒、约翰·克里斯提安·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海因里希·海涅甚至于海因里希·施里曼、弗里德里希·尼采、卡尔·斯皮特勒、斯蒂凡·乔治等一干德国作家在艺术和诗歌领域与古希腊的纠缠，伊莉莎·玛丽安·巴尔特揭示了古希腊的艺术与诗歌对德国18世纪以来的伟大作家及其文学品格的重大影响，也较为清晰地阐明了德意志民族灵魂形成、固定、强化的这一种历程。
很显然，作者认为，在现代欧洲的大地上，和俄国人、法兰西人不同，德意志人有着独一无二的激情去追寻理念，也以同样独一无二的激情去将理念转化为事实。所以，他们能够拥有伟大的成就，也会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灾难性的失败以及悲剧性的政治史——也即《老子·五十八章》中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18世纪以来在德意志最闪光的就是它的哲学，而席勒、海涅等德意志诗人，就是站在了哲学家的肩膀上才去审视他们所面对的世界的。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突出成就之体现——比如雕刻、绘画、诗歌，德意志的文艺复兴采取了宗教改革这一形态。路德摒弃了基督教的神话元素，剥离了美的元素——他过于冷静和深沉了！在哲学占据了统治地位之后，德意志的那些伟大作家也于形成相应的文学品格。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的“营养”究竟来自于哪里呢？伊莉莎·玛丽安·巴尔特认为，一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艺术与诗歌。
虽然温克尔曼未能见识到古希腊黄金时代的雕刻艺术作品，但他却能够极为精细且准确地刻画出它们的诸多本质特征。对于拉奥孔雕塑，温克尔曼认为这件艺术品表征着一种“完美的艺术法则”：“这种普遍的、支配性的希腊杰作的特点，在姿态以及表达方面，最终乃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那海的深处总是宁静的，无论其表面多么狂野和风暴肆虐；而以同样的方式，希腊人物的表达呈现出在无论何种情感苦痛中的灵魂的伟大和镇定。”《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的译者林国荣认为，伊莉莎·玛丽安·巴尔特将德意志灵魂的本质性缺陷溯源于温克尔曼对拉奥孔雕塑的“发现”。而“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正是温克尔曼确立起的古希腊艺术的最高典范和理想标尺。这一“发现”对其后的德意志文学和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德意志的哲学家们具有了一种反馈和映照。
在温克尔曼之后，古希腊艺术与诗歌对德意志作家、哲学家们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一种品格，而是具有一种发散性，有继承有发展也有创新。它们在深刻地影响了德意志伟大作家们的认识和创作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间铸就了德志意民族的特征。甚至可以认为，德意志人较之其他任何种群更为彻底地吸纳了古希腊精神——古希腊的思想、标准、文学形式、意象、视野和梦想，都在德意志人的精神和梦境中得到了最彻底的学习和实践。所以伊莉莎·玛丽安·巴尔特才认为，在实质上这就是一种“暴政”——而在这样的一种“暴政”面前，德意志的那些浪漫派诗人和自然主义作家的抵抗几乎没有效果……
那么，这样的一种认识到底是否就是历史的全部真实呢？！很显然，即使能够尽可能全面地考察自温克尔曼以后的所有德意志作家、哲学家，也很难完美地得出并确认这一结论。但有争议无疑是一件好事，只有在一而再、再而三的争辩过程中，正确而全面的认识才会产生、加速并最终得以形成。更不必说，即便是所谓“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已经成为一种定论，它又如何会是18世纪、19世纪德意志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全部基石呢？！
《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读后感(七)：《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笔记
因豆瓣笔记功能每篇只允许摘录一条内容，不便整理，因此发在书评栏目，但并非书评。
附本人的短评：其实是很出色的一本书，但评分偏低，要归于在体例上吃了哑巴亏。看到标题，多数人预期的可能都是今日流行的美式麦当劳思想史笔法：“本书旨在从如下四个方面论述古希腊艺术对19世纪德意志精神的影响……” 但本书其实不是论述体，而是诗性写作，相当于温克尔曼、莱辛、赫尔德、歌德、席勒、海涅六个人的合传（后面的尾声不算）。乍看起来，每一页都是乏味的流水账，某人在某年发表了《》一书，写了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态度（且大部分是国内读者不熟悉的文本）。然而直到读进去了作者的这些细读工作，作者的观点和精辟论述才能从字里行间跳出来。对这几位人物，以及许多作品的评点，都颇局洞见，相当精彩。唯一要说可惜的，就是最后的确少了一个有力的结论部分。林国荣的译者后记勉强补位。翻译确实很好，甲骨文装帧没得说。
以下内容均为书摘，页码均为中文本页码。
6：尽管这一时期，诗性之美、艺术之美以及生活之美在欧洲其他地方得以重生，但那样的美根本就难以触动德意志。对路德那深沉且阴郁的心灵来说，“真”的分量是“美”远远所不能比拟的。……将罗马天主教同德意志人剥离开来，路德也就等于夺走了曾经养育了德意志神秘主义并扶持了德意志美感的那套体系。简言之，路德摧毁了基督教的神话元素，正是这样的神话元素将真和美诗性地融合起来，此后，德意志人便一直试图在希腊神话或日耳曼神话中寻找这样的诗性融合。
64： 自然界的感官之美和人身上的精神之美都是可以模仿的；当然也可以借由高贵、单纯、静穆和伟大这样的艺术品质，将美和崇高，将人和神联结起来。不过，所有这一切唯有研究并效仿希腊人方能达成。这就是温克尔曼传递给同时代人的审美信息。这信息背后潜藏着如下绝对律令：“看到至高者，就必须爱上至高者。”此乃无可更改的法则。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温克尔曼那火山喷发般的成就，以及这一成就为何会产生如此长久的影响力。
115：歌德是现代诗人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同这三个创造者（荷马、但丁、莎士比亚）齐平的人；不过，他的作品中的总体经验确实极端异质的，全然缺乏内在的和谐感。歌德创造的不是一个世界，而是多个彼此矛盾的开端，并且是前后相继的开端，这些开端都是在他为阐释生活而展开的连续实验中创造出来的。这些成就虽然也极尽荣耀的光环，却是各自孤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并无有机关联。
119：生命和世界之间的本质和谐完满地渗透在荷马、但丁以及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中。在荷马诗篇当中，生命和世界差不多就是一回事；生命之于荷马，就是世界，生命本身就是美的，就是值得向往的。但丁则在生命和世界之间创造了一种形而上的综合，由此创造出重改的交响曲，其中，基督教主旋律化解并消融了那难以计数且四处冲撞的杂音。莎士比亚看到也接受了一个悲剧性的世界，对于这样一个悲剧世界，莎士比亚以狂暴之势予以确认，并依据自己的心绪以激情之势予以呈现。……无论是荷马的英雄观念，还是但丁的禁欲观念，亦或是莎士比亚的悲剧观念，他们身处其中并予以呈现的那个世界都是宇宙和生命的回响。但歌德不曾听闻有此等和谐的存在。相反，他一开始就明确听到并且也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深刻分歧和混乱。
120-121：葛兹、普罗米修斯、维特以及浮士德，本质上都是现代英雄，之所以说他们使现代英雄，是因为他们承受的是一种新的悲剧命运，他们所表征的与其说是伟大人物同世界的冲突，倒不如说是生活本身的痛楚，因为生活已然被囚禁在一种根本就不再适合生活的介质当中。
170：甚至在离开魏玛前往意大利之前，歌德就已经对德语深恶痛绝，认为同意大利语相比，德语就是蛮族语言，而且他还认为，自己之所以一直无法成为诗人，全赖这门母语。
307：（荷尔德林的《恩培多克勒》）可以说，这是文学史上最为伟大的精神悲剧之一。就其思想之崇高和悲剧观念之深沉而言，恐怕只有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堪与之媲美。《浮士德》第二部与之并置，亦显苍白。和埃斯库罗斯一样，荷尔德林也是要借助这份悲剧来揭示先知（或者半身）同诸神的关系；跟个的一样，荷尔德林也欲求以绝对者为映衬，创作一份人类精神的悲剧。……实际上，恩培多克勒的悲剧就是荷尔德林本人的悲剧，只不是在恢弘层面上伸张开来而已；那是精神的幻灭。在那样的时刻，一切梦想和幻象都已抛弃了他。那也是最终的启示，令他真正意识到，他在灵感时刻见证道的那种伟大，并非以此世为根源。……恩培多克勒之寂寞的背后，潜抑着荷尔德林的个体经验……这实际上是一部宗教悲剧，所呈现的乃是这个半神的苦难和净化历程，并由此确立起极为强烈的戏剧效果。
337：事情的真相在于：海涅并非自己作品的唯一作者；他还有一个合作者，这个合作者既是无情的奴隶主，也是海涅的仇敌，同时也是海涅的不幸伙伴。这个合作者就是海涅处身其中的时代精神，海涅自己称之为“观念”。……海涅的作品集所呈现的就是诗与生活之冲突的现代版本，这个版本是非常伟大的，不过，基本上也是模糊难辨、令人费解的。
375-376：海涅的诉求是既要对时代和人群发挥强劲的影响力，同时又完全超脱于人群和时代，绝不受人群和时代的熏染。此等目标乃是诸神的特权，对于凡人而言，是没有可能性的。……他的秉性要素当中，即便有八分之一可归于神性，那也至少有八分之七是沦落人性歧途的。
415-416：可以说，希腊艺术、希腊诗歌以及希腊诸神，乃是温克尔曼挖掘出来，莱辛和赫尔德予以复生的。此后，基本的情况编一直就那么维持着，直到海涅出现。……海涅将“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解释成没有生命且僵硬。德意志古典主义那虚幻的理想主义，在歌德的海伦娜身上道成肉身，最终在海涅之常识感的光照之下归于消散。……因为海涅眼中的希腊诸神，不再是黄金时代的希腊诸神，而是基督征服奥林匹斯王朝之后的希腊诸神：海涅眼中的诸神已经沦落为哀伤的幽灵，充满痛楚的大理石雕像，毁灭性的魔鬼，要不就是四处逃窜的难民。
415-416：不过，施里曼自学了十八门语言，把希腊语放在了最后，这是因为他“担心这门有着强大魔力的美妙语言，会吸去我太多的精力，并因此威胁到我的经济状况”。
《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读后感(八)：古希腊是如何对德意志施以暴政的
【已刊于2018年4阅 17日《澎湃 上海书评》：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77773】
一、关于问题
1935年，五十岁的英国学者伊莉莎·玛丽安·巴特勒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平生最著名的作品：《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论希腊艺术与诗歌对德意志伟大作家的影响》（林国荣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以下简称《暴政》）。同年，这部英语世界里讨论从十八到二十世纪德国作家的“文学理论”书籍，在德国迅速被下令禁止翻译。自从1933年纳粹焚书事件之后，这种对外国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的禁毁在德国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考虑到一年之后，纳粹德国将举办体育运动史上最具争议的一次奥运会，而且拜电影史上最具争议的导演之一里芬斯塔尔所赐，我们在今天得以目睹此次奥运会上帝国运动员作为古希腊传人所展示的壮美身姿与健康体魄，这就说明了帝国的宣传部门并不糊涂，他们一眼就看出了《暴政》这本书在谈艺论文之际，包含着与此次奥运会完全相反的政治意图，因此将其果断查禁。
但我们不免好奇：第一，自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整个欧洲都在重新发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艺术、政治、哲学、历史，将古希腊顶礼膜拜的人比比皆是，阿尔卑斯山南麓的罗马故地此风尤胜，何以这位英国作者偏偏声称希腊在德国造成了暴政？她所说的暴政，其意义究竟是什么？
第二，回到《暴政》一书自身，这本看似“人畜无害”的文学理论书籍，究竟有何种力量，能令帝国在其甫一出版就下令禁毁？
第三，《暴政》出版至今已八十多年，单纯从文学理论或是美学角度看，此书虽仍不乏灼见，但谈不上重大学术价值，遑论前沿性了，那么现在将其翻译至华土，其意义何在？
二、关于暴政
在德国接受教育并毕生致力于德国文学研究的巴特勒，一定是预料到了什么，才会写这样一部颇显另类的十八至二十世纪德国艺术与诗歌史。在《暴政》一书的开篇，她写道：
“一般而言，都是诗人创造生活景观，但是德意志人却要向哲学家寻求灵感。确切地说，德意志诗人总是要在绝对真理的王国当中，才能展开对绝对之美的追寻历程。”（p6，概要）
这是全书的主题，也是读者把握全书的题眼。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巴特勒对德意志民族性的认识，而在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德意志民族具有“形而上学的冲动”，是“观念的奴仆”（P5，概要）。但是，巴特勒随后却指出了德国人对美的追求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希腊因素。换言之，德国人是把“希腊的思想、标准、文学形式、意象、视野和梦想”（p8，概要）作为绝对真理来摹仿，心甘情愿地向其臣服，这不仅意味着臣服美，还意味着臣服真；不仅意味着能够拥有日常审美的全部，还意味着获得人类最高级的理想追求。这就是“暴政”一语的基本内涵。
“暴政”的影响则在于，首先，正如巴特勒指出的，诗人的任务是“创造生活景观”，构建价值理想是哲人的任务。但在德国，从温克尔曼开始，诗人艺术家们妙笔生花也好，口吐莲花也罢，创造的并非基于日常经验的生活图景，而是摹仿被绝对化和理想化了的希腊精神，那么其后果犹如一个孩童刚刚学会走路，就要参加奥运会展现人类的健美体魄和伟大精神，必定是可笑而且危险的。
其次，巴特勒在《暴政》中梳理了十八至二十世纪的德国文学艺术巨匠的生平和主要观点，发现德国人所概括提炼、推崇备至、彻底臣服的希腊精神可能并不存在，或者说受到了扭曲，很大程度上是德国人的形而上学冲动塑造出来的，这就对纳粹德国所憧憬的古希腊图景给予了致命的抨击。
温克尔曼是这一德意志化希腊精神的“发现者”，我认为用“始作俑者”来概括可能更贴切。面对拉奥孔群雕，温克尔曼从中发现的不仅是个别雕塑的艺术魅力，还是希腊艺术的典型象征，更是人类所应追求的完美艺术法则。这一法则奠定了希腊对德意志暴政的基础，甚至还影响到了万里之遥的中国。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里将其翻译成了优美的中文：“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这句话如此著名，以致于很长时间内也成为中国人认识古希腊艺术精神的钥匙。在中国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在彼时粗俗而枯燥的德国文化世界里，这句话将会产生何等剧烈的影响，德国旧的艺术法则迅速被新的希腊精神代替，国王已死，国王万岁！
但巴特勒却不无讥讽的指出，首先，温克尔曼看到的拉奥孔群雕是石膏浇铸的仿制品，梵蒂冈的原件并不那么单纯和静穆，而是“每一部分都展现出动感”（p63，第二章）。也就是说，温克尔曼心中先有了一个想当然的希腊精神，只是通过拉奥孔来说，所以是仿制品还是原件也就不重要了。其次，对希腊顶礼膜拜，以精神希腊人自居的温克尔曼，却在希腊敞开大门欢迎他且川资充盈的情况下，不敢踏上希腊的土地，就好像害怕自己吹出的肥皂泡会破掉一样。再次，今天的我们早已知晓，古希腊的雕塑原本都是彩绘的，色彩鲜艳并不单纯，形态也并不总是静穆。当然，这些对温克尔曼来说并无意义，因为德意志所崇拜的希腊精神并不在希腊，而是在德意志人的精神世界里。
拉奥孔群雕
拉奥孔的神话是《暴政》所破除的第一个执念，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执念。巴特勒在戳穿温克尔曼的把戏后，不无惋惜的罗列了将“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奉为圭臬的后继者们：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荷尔德林，这些伟大的名字与温克尔曼一样，都是“就希腊艺术应当是什么样子有了构想，而后才找到了拉奥孔群雕，对之实施了极为严重的扭曲”（p110，第三章）。不仅如此，他们在对行动和经验的漠视上，也与温克尔曼不分轩轾。比如莱辛，在写作他借以名世的《拉奥孔》一书过程中，“莱辛是否瞥过一眼拉奥孔群雕，这一点颇值得深究”（p80，第三章）；比如歌德，同样拒绝造访希腊，从灵魂里看一眼就足够了，巴特勒讥讽道：因为雅典“是不需要预先的训练或知识储备或辛苦劳作，便可以令观光者予以体验的”（p147页，第四章）；至于荷尔德林，则在苦于人间无法实现这一希腊理想的绝望中陷入迷狂。
是他们不够聪明缺乏反思吗？肯定不是，他们恰恰是希望通过对希腊精神的臣服来推动德意志的进步，由艺术而文化、由文化而政治，从而让德国能够与意大利、法国、英国在精神领域并驾齐驱甚至超拔其上。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叶公好龙”这个众所周知的中国寓言。西汉的刘向在《新序》中讲述：
“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拖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这则寓言虽是讽刺，但叶公对“似龙而非龙”的追求却是严肃的，叶公所希冀的就是“写龙”而非真龙，同样，作为观念的拉奥孔也比梵蒂冈的原件更重要。
三、关于对暴政的反叛
从单纯静穆的古希腊到酒神超人的古希腊，个中的关键环节是尼采。但在巴特勒看来，从反抗温克尔曼的古希腊的角度看，海涅要比尼采更重要：“我最终给出的结论是，真正给温克尔曼的希腊理想以致命一击的人并非尼采，而是海涅。”（p10，概要）。
海涅
巴特勒将海涅称之为“反叛者”，此言不虚。海涅对古希腊文学十分熟悉，他能够阅读诸如荷马史诗等古典文学原著。他对古希腊文学和艺术是充分给予了崇敬之情的。但是，海涅却极为轻蔑德国人对古希腊的拙劣摹仿，特别是对所谓的希腊精神的顶礼膜拜。原因很简单，一代有一代之艺术，当代的德国人可以摹仿希腊的某些片段，却根本无法重现希腊的整体性。在《论浪漫派》中，海涅把当时德国盛行的所谓“希腊艺术”称为“园丁培育出来的成品，不是阳光照耀后生长出来的果实。”他还评论说：“莱辛彻底摧毁了对法兰西假希腊文化的模仿，然而他自己也指引别人去学习古希腊真正的艺术作品，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助长了一种新式的愚蠢的模仿。”（p23、p27，论浪漫派，《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巴特勒则总结道，海涅将“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解释成没有生命且僵硬的东西，并真正将酒神狄俄尼索斯引入德意志，成为尼采关于悲剧的观点的先声（p415，第七章）。
这种反抗在尼采手中更加入木三分，尼采极其厌恶的指责有些德国人将历史只能作为一种虚伪的知识所崇拜，完全没有将生活与历史统一起来，从而将历史拉低到自己的层次上。而且，这些历史根本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古希腊。尼采使用了另一个词“宦臣”（P41,《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与“暴政”可谓相辅相成。
但即便是海涅，在反叛温克尔曼之余，仍笃信德国哲学将会带来自由的新时代，相信德国哲学的“内圣”会开出自由与必然的“外王”。海涅说：“我们这样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民族是必定从宗教改革开始，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从事于哲学，并且只有在哲学完成之后才能过渡到政治革命的。”（p337，论德国的宗教与哲学，《海涅选集》）从旧时代走向新时代，如果说法国走的是血与火的大革命，美国走的是独立战争，英国走的是小市民般的光荣革命，那么德国则是精神革命。但在这种精神革命中，温克尔曼的“单纯与静穆”也好，海涅的哲学革命也好，甚至尼采的超人精神也好，都没有如愿以偿的将德国推送到一个良好的新时代，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已经证明了这些。
四、致敬雅典娜
正如海涅谈论文艺的《论浪漫派》被普鲁士政府查禁，巴特勒的《暴政》也被纳粹政府禁止翻译，毕竟在《结论》里，她明目张胆的宣称：“德意志的民族英雄皆幻化为超人，其中许多人都赋有魔性并处在恶灵的掌控当中，成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先知和先驱。”（p462，结论）。
但即使没有这句话，《暴政》仍然不能摆脱被德国人禁毁的命运，因为通读全书后，我们能够在优美流畅的散文语言中清晰的辨识出作者的政治意图，横刀所向的是纳粹德国那粗陋浅薄不堪佩戴的古希腊面具。正如Thomas Meaney所说：“希特勒所能想到的关于希腊的全部，无非就是多立克的柱式和斯巴达的体魄，这也是他期盼德意志民族能够达到的形式。”（“Half-Finished People”，伦敦书评，Vol.34 No.19·11 October 2012）因此，这本谈文论艺的书之所以被禁，正是对纳粹德国的美学精神予以釜底抽薪，指出纳粹顶礼膜拜的希腊是扭曲而拙劣的。里芬斯塔尔的纪录片在技巧上和美学形式上再精美，也无法改变其希腊精神内在虚假的实质。
古希腊歌剧院遗址
更何况，巴特勒着力刻画和赞美的悲剧角色海涅，既是对温克尔曼的反叛者、拆台者，又是一名犹太人。在此时纳粹德国眼里，高贵的单纯是种族净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海涅既不高贵，更不单纯。
Thomas Meaney指出，《暴政》一书建立在两位前人的著作之上，其中之一就是海涅的《论德国哲学和宗教的历史》（“Half-Finished People”）。海涅在纳粹德国的境遇预示着更猛烈的暴风雨的来临。《暴政》的出版不仅挑战了纳粹德国，而且也在向二战之前犹如鸵鸟般沉睡的欧洲进行提醒：战争就要来临了。在我初次打开《暴政》的时候，简直要怀疑处处是微言大义。譬如，巴特勒为什么要“致帕拉斯·雅典娜”？而不是阿波罗、狄俄尼索斯，或是别的什么神祗？于是又想起了海涅，在《论德国哲学和宗教的历史》的最后一段，在预言德国将在完成哲学革命后迸发出强大的行动力量时，海涅提醒法国人要时刻做好战争的准备：
“你们在那些摆着琼浆玉液、珍馐美味的席前尽情欢宴的裸体的神仙和仙女中间，会看到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尽管处身于那样一种欢乐和安逸的气氛中，却始终身披铠甲，头戴战盔，手里拿着矛枪。那就是智慧的女神。”（p341，《海涅选集》）
面对，唯有身兼智慧与战争的女神雅典娜才能自救，这便是巴特勒将《暴政》题献给雅典娜的原因。
五、在中国
不管怎么说，纳粹德国毕竟已经远去了，在今天将这本书翻译至中国，是否同样有一些微言大义呢？
不妨先听海涅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英国发明家制造了世界上最精妙的机器人，但却无法给它一个灵魂。机器人日日折磨着发明家，希望得到一个灵魂，不堪折磨的发明家逃走了。可无论他逃到哪里，机器人始终跟着他，向他索求灵魂。海涅说：
“如果我们创造的肉体向我们要求灵魂，这是可怕的。然而如果我们创造了一个灵魂，而它竟向我们要求肉体，并以这种要求折磨我们的话，那就更为令人生厌、令人恐怖和令人战栗了。我们想出来的思想就是这样一个灵魂，一直到我们给他一个肉体，一直到我们把它促成感性的现象为止，它是不会让我们安静的。”（p291，《海涅选集》）
这则有趣的故事展现了英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前者太过“唯物主义”，后者太过“唯心主义”。或者说，是经验优先还是观念优先？
《暴政》的译者林国荣先生写了一篇意味深长的附论作为后记，检讨了古希腊时期哲学与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割裂与对峙”（p483，附论），重点分析了苏格拉底一派以照料灵魂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优越性对渴望哲学教育的年轻人进行召唤，但牺牲了“常识和人类生活的复杂性”（p491，附论），反而导致了这些年轻人丧失了政治意识、历史意识，不再懂得使用民主的技能，最终导致了雅典的覆灭。而这与《暴政》描述的德意志图景极为相似：因为臣服于形而上的希腊精神，德国的诗人和艺术家只知道向德国民众描绘高远苍茫的高贵理想，却没有承担起通过文艺向大众传授常识、教导生活经验的任务，这导致了德意志民族在走向现代的路途上缺乏实际常识与经验，对高贵理想的执著最终通往了悲剧道路。
其中有些话听起来很耳熟。2000年以来，中国的思想界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在思想上，以施特劳斯对古希腊经典的注疏著作的引介为开端，渐及施特劳斯的朋友弟子著作的翻译，又间接推动了如大陆新儒家的进一步活跃；在学术上，以施特劳斯解经风格为典型的西方古典学（而非以往以语言学、文献学为典型的西方古典学术）成为显学，间接推动了中国古典学术在今文经学、经学史方面的日渐繁荣；在现实中，上述思潮一定程度上对现实问题进行了关切和干涉。
于是，我猜测一定会有读者产生联想：与那些错误摹仿了古希腊艺术的德意志人相比，今天的中国人是否也在错误摹仿古希腊的哲学？这些面容模糊的古希腊圣哲，是否在遥远东土的礼乐废墟上进行着新的暴政？是否也会像海涅所说的那样，先有了灵魂再去渴求肉体，从而会产生令人恐怖和战栗的现实后果？
再次回到海涅的故事，并考虑到巴特勒作为英国人的身份，我们同样感到不陌生的是，与上述思潮几乎同时，有一股与之相反的思潮也在涌动，在学术上他们有的推崇剑桥学派，有的奉英国保守主义特别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为圭臬，都主张英国的经验主义；在政治思想上则推崇英国的政治传统；在现实中，则将2000年以来逐渐失去理论感召力的部分自由主义者、“公知”或隐或显纳入了自己阵营。
所以，《暴政》在此时此刻被翻译成中文，可以视为上述英国经验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进取。一个英国人就古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进行了“起诉”，《暴政》就是“起诉书”，其中译本也就可以看作是中国的经验主义者，就古希腊对中国的暴政进行了“起诉”——当然还远达不到审判的高度和水准。
这不仅仅是思想的交锋，更具有政治的内涵。因为二者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形式，往极端了说，柏拉图所描绘的理想国与英国小店主们组成的公司，二者之间有着不可通约的差异。
当然，我无意对上述两个思潮进行学案式的人物梳理，更无资格进行观点上的褒贬或是分出品位上的高低。事实上，上述两类书籍我皆常备案头，我唯一发愁的是何时能读完。《暴政》一书就耗时良久，但不是因为其文字晦涩难懂，而是因为其散文式的语言和旁征博引的风格，与现在常见的术语规范的论文和专著完全不同，毕竟这是一部1930年代写成的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