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是一本由休•昂纳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99.00，页数：3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其实读完后发现自己对于风格的辨别还是很糊涂，书中描写的具有典型中国风的标志就是图案上有东方人物，棕榈树，猴子再有的中式风格就是典型的中国塔和中式皇家园林(不对称)，瓷器和漆器，不过日本漆器对西方影响更大。通读全文后发现自己对巴洛克式，洛可可，齐彭代尔这些风格中的中国元素想找到还是有些吃力。不过确实是一本好书，是对于艺术风格和艺术史的入门和启蒙的书。
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很难说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投射在现实之上的想象建构。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对于中国的向往，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读呢？
从13世纪至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所抱持的主流态度，可以用一个词语来概括——中国风（Chinoiserie）。“中国风”是一个专有名词。它并非我们如今通常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它是一套以外部视角想象中国、解读中国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式。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某高学耗资数亿打造仿古校区，借此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由附带的图片可以看出，校园内洋溢着浓浓的中国风。作为一个90后，提到中国风，我首先想到以周杰伦为代表的中国风歌曲，歌词更有意境，旋律更为婉转，并加入传统的东方乐器来演奏，更具传统东方的美感。但中国风绝不仅仅体现在音乐上，近年来，中国风已被广泛应用于全球流行文化领域。 然而不少国人崇洋媚外，向外国文化学习，家里装修参照欧式风格，吃饭喜好西餐，每天泡壶咖啡…殊不知，从17世纪开始，欧洲社会曾流行了两个世纪的“中国风”，在许多欧洲庄园和宫殿中，不仅能看到中国瓷器、家具的身影，还有参照中式风格的建筑、园林等。那么这场“中国风”又是如何席卷欧洲的，英国当代著名的艺术史家，英国皇家文学院院士休•昂纳，以精炼的语言、独到的眼光写就了《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一书，站在西方的角度，客观的展现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变迁，以及不同时期的中国风给西方人留下了怎样的中国形象。 作者遵循时间线，详细介绍了中国风在欧洲大陆由兴到衰的过程，起源于11世纪马可•波罗、圣鄂多立克等游历过中国的冒险家和传教士的大力吹捧，欧洲人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神秘的国度“中国”，那里遍地黄金，物产丰富。而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更是让大量的瓷器、丝绸等中国商品运到欧洲，在漫长的岁月中，欧洲人逐渐适应中国风的侵蚀，到17世纪中国风开始兴起，整个欧洲都风靡一时，从皇室到平民无不折服于中国风的魅力。中国元素成为当时西方最受追捧的时尚潮流，到18世纪中叶是中国风的全盛期，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后，欧洲人才认识到中国的愚昧和不堪一击，完全不是想象中美好而神秘的存在，因此中国风逐渐消散。 当然，在那一时期，中国风给欧洲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冲击了西方的艺术文化，不仅碰撞出巴洛克式中国风和洛可可式中国风，众多艺术家、设计师以及工匠还创造出不少仿中式的艺术品、建筑和手工艺品。我们可以看到，代表东方情调的中国元素与象征西方品味的欧式风格相互融合，产生了别具一格的视觉效果和美学意蕴，令人兴趣盎然。此外，书中收集了400多幅彩色插图，让读者可以更加直观的感受到中国风的席卷，从而见证曾经的中国在历史上的强大。 细细翻阅此书，我们不禁感叹往事如风，纵然中国曾经深刻的影响着欧洲社会，但中国也被欧洲列强肆虐过，如今的中国依然落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可这条沉睡的巨龙正在觉醒，中国必将崛起！
《中国风》读后感(四)：《中国风》：中式风格？抑或欧式风格？
文/吴情
如果你畅游欧洲多国，不经意间可能会发现一些有中国色彩的事物，小到桌上的茶具杯碟，大到凉亭、南京报恩寺模样的中国宝塔。恍恍惚惚，你还可能生出疑问：真的来到了欧洲？为何中国元素会出现在异域社会？其实，只要稍稍了解些西方历史，你便会知道，中国风，曾在特定时期内“席卷”欧洲多国，即便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不能免俗。那么，中国风为何会“席卷”欧洲？它与西方历史、社会、艺术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关系？
《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英国当代著名艺术史家休·昂纳（Hugh Honour）著，一本堪称全方面、多角度探讨中国风在欧洲多国的历时演变的作品。在本书中，昂纳追问：中国风是否为一种中国风格？还是说，中国风，更多是欧洲风？中国风的发展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西方艺术思潮的变迁，是否存在着特定的关系？另外，中国风的缘起、发展和高潮以及衰落，究竟是怎样一幅图景？
与中国风紧密联系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神州幻象”的执迷。东方遥远的，在一定时期内始终是西方投射美好想象的载体，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乌托邦。这一执迷甚至狂热，“缘起马可·波罗、经鄂多立克肯定、并由‘曼德维尔’细细描画”。之后，16世纪初的旅行家的见闻，商人、官员、传教士的著述，逐渐掀起“神州”的迷人面纱；而17、18世纪的中西相遇、碰撞以及19世纪的摩擦，才让西方人领会到神州的“矛盾”景象。神州既充满异域风情，同时却不完全吻合西方人对其的浪漫想象。因此，不难理解昂纳对“中国风”的定义，即中国风实质上是“欧洲人对于神州景象做出的表达”。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在西方以丝绸和瓷器闻名，以至于对中国的代称，与这两种商品相关，中国是“丝绸之国”，也是“瓷器之国”。来自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早期因其价格高昂而属于上流社会专用；上流社会既看中了中国作为遥远异邦的魅力，也痴迷于中国丝绸与瓷器本身的精妙绝伦，走私者、模仿者、仿冒者不绝如缕。模仿者的艺术创造中，中国元素经常出现。不过，中国元素真正的大量出现，当在巴洛克艺术潮流。巴洛克艺术追求辉煌华丽的色彩，与“财富是寻常之物”的中华帝国相得益彰，各种中国元素，小到椅子、幔帐，大到瓷屋、宫廷，都是上流社会趋之若鹜的对象。但要记住，呈现在巴洛克艺术作品中的是中国元素，而不是中国艺术家的风格，欧洲各领域艺术家创作出的，是“一种带有异国情调的装饰风格，它在理念上完全是欧洲式的”。
可随着洛可可艺术思潮的逐渐兴起与强盛，巴洛克艺术对“神州”繁华富丽的景象逐渐消弭，代之以洛可可可式的颓废精致，所谓的“中国风”，此时的风格趋向于“优雅迷人的堕落”。华托的版画、于埃在尚蒂伊堡所作的“大猴子室”系列作品、布歇的中式挂毯，欧洲试制出的中国风瓷器，都是明证。不过，昂纳提醒道，“法国洛可可中国风华丽优雅的背后有严肃的哲理”，虽“部分归功于伏尔泰将中国描写为自然论哲学家的帝国，以及魁内的天子仁爱治国的理论”，但他们自己更多是为了提出自己的哲学、政治主张，而非研究中国哲学本身。相应地，洛可可艺术只是将中国元素作为刻画的对象，本身并无对中国大师艺术创造的继承、批判和创新。
然而，随着西方艺术进入了“歌德和雅克-路易·大卫新古典主义的庄重肃穆之地”，中国风早已不再“继续盛行，它能幸存下来已属不易”。“18世纪中期后开始确立其地位的新古典主义不仅强调对古典艺术的复兴，更重要的是它摈弃了洛可可式的浮华繁琐，转而推崇严谨的艺术规范”，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其风格“沉稳、内敛、冷淡、稍嫌学究气”，与洛可可风格相比，“并不适合展现中式风格”，因为中式风格讲究的是“不对称构图”、“运用曲线而不是直线设计”。尽管“在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18世纪晚期一些创作者会对中式作品做适当修改以适应新的时尚，即以古希腊视角呈现中式风格”，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风的高潮，已经褪去。
在西方艺术领域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始终是作为异域风情出现的元素，而不是有待学习的高超的艺术风格。与中国风命运相对的是日本风，虽然从兴起到衰落持续的时间较为短暂，但日本风却启发了西方艺术家的模仿和创造，“且涉及英法两国所有装饰艺术”。“19世纪的画家自行找到东方艺术的原型，在对其模仿时更为谦卑也更为尊重。”谈及日本的浮世绘，以及它对西方印象派画家如马奈、莫奈的影响，几乎成了现代艺术史上的不可绕过的话题。
在“后记”中，昂纳写道，“19世纪早期，西方对远东的当代中国贴近真实的了解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仍然是残存在欧洲人心目中那个繁华帝国的幻象，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样遥远。”西方人对“神州幻象”的执迷，“部分来自旅行家对中国的描述”，“部分源于中国工艺品”。不过，始终要铭记的是，在欧洲盛行的中国风，始终是一种欧洲风格，它始终在将中国当做美丽的乌托邦，将自己的所有想象投射其上。出于对“神州”的执迷与狂热，欧洲人创造出如此之多的精美的艺术品，令人叹为观止。但他们长久以来未能像尊重日本风般尊重真正的中式风格，让人不知该遗憾，还是该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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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读后感(五)：欧洲几个世纪的时尚 ——评《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陈华文）
今年90岁的休·昂纳是英国著名艺术史家，他与约翰·弗莱明合著的《世界艺术史》，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阐述最为完整的艺术史通史。他这本《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通过欧洲现存的丝绸、瓷器、绘画、家具、建筑等具有中国元素的实物，梳理了西方文化领域中国风的兴起、兴盛及其衰落、流变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为“打捞”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欧洲刮过的中国风，发端于11世纪，得到了马可·波罗、圣鄂多立克等曾旅行中国的冒险家、传教士的有力助推。经几个世纪的流变，中国风17世纪全面渗透到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从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到园林建筑等，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商贾乡绅，都趋之若骛。中国风直接形塑了西方时尚史上著名的洛可可风格。18世纪中叶，中国风达到顶峰。华托、布歇、皮耶芒、齐彭代尔、钱伯斯、瑞普顿等著名的艺术家、设计大师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工匠所创造出的众多中式建筑、艺术品和工艺品，为后人记录和保存了中国风席卷欧洲大陆的深刻痕迹。
一般而言，商贸往来，会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历史上，丝绸作为中国独有的织品，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汉朝时，丝绸之路将中国、西亚、欧洲乃至非洲连接起来。制作中国丝绸的生丝和技术，转经中亚等地，进入罗马帝国。当时罗马人这样说，中国人“制作图案精美的服饰，其颜色就像田野中的花，而其精细程度则可与蜘蛛网相媲美”。丝绸色泽艳丽、面料通透而华美，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格外喜欢。欧洲人把穿戴丝绸作为一种荣耀，这应该是欧洲第一次刮起的中国风。
到了14世纪，法国的织工们在织物中模仿中国图案。起初，他们精确模仿出吐火的龙、欢快的狮子和凤凰。中国丝绸及其图案，因浓郁的异域情调，代表着那个神奇的东方，在欧洲人眼中别具魅力。因此，中国风尚图案，在欧洲美术作品中也得到了再现。如《圣厄休拉和她的少女》这幅画，画中女性圣徒所穿的长袍，缀满了凤凰图案。
瓷器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而欧洲人对瓷器的喜爱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人。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意大利著名画家贝利尼和提香在15世纪之初合作绘制的杰作《诸神之宴》。画面中，女神、男神手里都端着中国明朝样式的青花瓷碗。这些瓷碗，居于画幅中心位置，十分抢眼。到了16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了讨好情妇莫内斯潘夫人，在1670年至1671年之间，命令工匠依据中国瓷器的造型和色泽，专门在凡尔赛园林中修建了一个小小的开心屋——特列安农瓷屋。整个瓷屋的外墙和屋顶，放满了瓷罐和各式花瓶，而屋内的装饰，也都源自中国装饰元素。遗憾的是，特列安农瓷屋并没能留存下来，毕竟瓷器是易碎品。
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人完全掌握了瓷器的生产工艺，然而瓷器上没有中国青花图案，这种瓷器被认为是没有欣赏价值。17世纪后期，德国陶工在瓷器生产中，以模仿中国风格为荣耀。由于瓷器中国风的流行，催生了一些瓷器收藏者。柏林夏洛滕堡宫的陶瓷室，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且看本书收录的照片：整个屋子里，从地板到屋顶的全部墙面上，摆满了青花瓷器，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各种瓷器整齐有序的摆放着，就如同一个瓷器王国。
除了丝绸、瓷器，中国各种传说、故事、神话乃至日常生活，欧洲人也抱有强烈的好奇之心。伏尔泰凭借对中国文化的想象，改编了剧本《中国孤儿》，并于1775年首演。原剧本是情节曲折血腥的复仇故事，但伏尔泰赋予了哲学层面的思考，旨在“以戏剧形式阐释孔子之道”。事实上，《中国孤儿》中的哲学思想，一半源于孔子，还有一半源于亚里士多德。此外，巴黎同期还演过芭蕾《中国节》、舞台剧《儒雅的中国人在法国》等。
欧洲画家们也津津乐道地描绘中国题材作品。华托的《中国神灵》《中国皇帝》、布歇的《中国集市》《中国花园》《结伴钓鱼的中国人》，用西洋绘画的光影、色彩、立体再现手法，逼真描绘出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画家皮耶芒的中国题材系列装饰画，不仅画面的构图是中国独有的散点透视，其表现手法也类似水墨画。其中一幅画中，杂技演员正在做着高难度的平衡动作，画中的演员闲情自若、仙风道骨。他的系列装饰画，人物、树木、花卉、山水，彰显出一股强烈的中国传统绘画之灵气。如果没有文字注解，也许会误以为出自中国画家之手。而在园林、建筑创作领域，欧洲设计师和匠人们也纷纷借鉴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型和布局，如现存于巴黎巴加泰勒公园的凉亭、瑞典哈加花园中的亭台、丹麦弗雷德里克包花园内的小桥、德国慕尼黑市区的中式宝塔等。
诚如作者所言，在漫长的古代岁月，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仅仅是个想象之地：文明程度高、生活富裕、社会安宁。欧洲的中国风，本质上说是一种欧洲风格，表现的是欧洲人对一个在距离上遥远、心理上神秘的古老国度的想象和认识。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经济与社会发生猛烈的变革，机器化大生产的模式，解构了原来缓慢的生活节奏。为了寻找工业生产原材料和商品倾销地，欧洲诸国不断向美洲、亚洲拓展殖民市场。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战败赔款，国门被迫向西方敞开，大国颜面和威望扫地。此后，一波一波的欧洲人深入中国腹地，他们发现中国贫穷和愚昧的一面，和原本想象的中国存在不小的心理落差。从那时起，中国风在欧洲不可避免地退潮了。
回溯那段历史，欧洲社会文化领域刮过中国风的时代，也是中国国力在世界上强盛的时代。近现代以来，欧洲走向强盛，其思想与文化向外输出也极为强劲。面对从欧洲大陆涌入的思想文化，从晚清到“五四”运动前夕，我国知识界曾出现过两种极端的论战，并深深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化的走向。今天的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我们不仅要传承并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还要加足马力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续写中国文化的新篇章。
（刊发于2017年7月《世界遗产地理》）
撰文/渠魁
在西方历史上，17、18世纪是一段非同寻常的时期，因为它是所谓“理性时代”“启蒙时代”及“批判时代”开启的年代。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欧洲人的思想获得空前的解放，在科技、政治、艺术等方面都取得巨大的进步。当然，这也是一个需要重新梳理秩序的时期。
时间就从这儿开始。17世纪，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殖民国家在东方不断扩大着各自的海外贸易；欧洲耶稣会传教士迎来在中国的又一轮传教高潮。毫无疑问，这是欧洲向外探寻的世纪，为了摸索自身的价值、探求政治的奥义，欧洲人开始定位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甚至中国文字，他们也要比附《圣经》，对比埃及象形文字，探讨它是不是人类的原初文字……
那个时候的中国被称之为“神州”，是“哲学家的帝国”。那个时候的法文中还出现一个新词：chinoiserie，意思是来自中国的商品，主要指各种工艺品。这个词后来在欧洲流行开来，它反映了一个事实：在17世纪，欧洲从皇家贵族到新兴资产阶级都关心和喜爱中国，以及来自中国的物。
重新定义的时代
有这样一个传说：耶稣会士李明从中国回到法国后，成为勃艮第公爵夫人的忏悔师。一天，公爵夫人匆匆把李明叫来，以为夫人要忏悔的李明，忙问何故选在此时，夫人答道：“不是想要忏悔，而是因为你曾在中国传教，所以想请你为我设计一套中国服饰。”
对于中国人的装束，欧洲上流社会一直非常好奇，在缺少图像的时代，某些游记中对中国服饰的描述又常带给人怪异的感觉。因此，这位公爵夫人找传教士来设计服装也就容易理解了。
商品，一直都是文明之间最为持久、最为丰富的媒介，尤其是在当时中西之间交流受限于速度的时代，无论是丝绸、锦缎，还是瓷器、漆器、铜器等丰富的中国商品都曾经是欧洲贵族（社会）最为值得炫耀的物品。
“欧洲的王公和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这是思想家伏尔泰在对中国风尚长期观察后得出的结论。只是这个时期的欧洲为何需要如此多的中国商品呢？尤其在当时漆器、瓷器、丝绸等商品均为奢侈品。
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是与马克斯·韦伯同时代的伟大学者，在韦伯提出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后，桑巴特显然拒绝认同，他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针锋相对地认为，其时欧洲皇室、贵族，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奢侈消费观影响了整个资产阶级产业化的兴起。他更指出：“宫廷是一切社会活力的源泉。”
笛福在《十足的英国商人》中描述过当时的社会氛围：“这个时代的奢侈所占有的分量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虚荣、欢乐和奢侈’是我们的主宰，‘挥霍无度’占了上风。”法王路易十四（1664～1715年）在他的统治时期建筑王室居所总支出是：198957759里弗尔14苏11德尼耶（那时的1里弗尔只值0.33美元，这笔钱相当于6600万美元）。其中凡尔赛宫又吸走了数目最大的一笔钱。桑巴特这样举例似乎我们还缺少直观的感受，再如当时的欧洲流行着“谁没有几个情妇”这样的现实，路易十四就曾为满足一个情妇的奇想，为她修建了造价高达200万法郎的尼拉克城堡，这种事情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发生。也许，对路易十四来讲，每一次新的爱情就是开始一次新的超越过去的纵情消费的信号。
巴黎社会模仿宫廷。在这样的风气下，来自中国的、作为奢侈品的瓷器、丝织品等受到热捧，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拥有来自中国的商品而在亲朋邻里之间出人头地，这也重新定义了新兴城市的消费市场。
这就是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大都市兴起、新兴资产阶级兴起、消费主义兴起。这也正是欧洲对中国物品具有旺盛消费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传教士的镜像
在直言欧洲王室贵族“追求的只是财富”之后，伏尔泰又说：“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除了中国的商品，当时的欧洲还对中国的文化充满好奇。
学者许明龙曾将法国王公贵族对中国所表现出的狂热，分为“俗”和“雅”两种类型。对中国商品的购买、收藏，并模仿中国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俗”的部分；“雅”的部分则是指学者、思想界对中国所表现出的巨大兴趣、关注和研究——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着理性的思考，并将中国作为参照系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这些人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耶稣会士。
法国首批来华的传教士李明，在中国不足五年的时间，其足迹从宁波到北京，从北京到山西绛州，再到西安，然后再去广州。在这样毫不停歇的旅途中，虽然让他无法像其他传教士那样学会汉语，阅读中文书籍，从而不可能对中国文明有深入认识，但也不妨碍他说出自己的直观感受。李明完成了他的《中国近况新志》一书。此书并不以学术见长，它是以对中国各个方面生动而具体的描述和通俗流畅的语言赢得读者的。而且李明的写作采用了书信体——当时流行的写作方式，很明显，这是他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特意的设计。在书中14封长信中，李明尽可能地向欧洲展示中国的气候、土地、河流、道路、运河、城市、房屋，还有中国人的思想特征等。言辞中充满了赞扬。
不仅李明，17世纪还有金尼阁编著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曾德昭的《中华帝国史》、卫匡国的《鞑靼战纪》《中国新图》《中国上古史》、基尔歇的《中国图说》等耶稣会士的作品。这些关于中国的著作有的有一定的学术水准,而有的譬如《鞑靼战纪》则被称之为“正餐之前的开胃酒”。
我们所见，在17世纪希望用中国文明来增添上帝荣耀的耶稣会士，都把中国想象成乌托邦，他们的作品更多地是在称赞中国有一位开明专制的君主和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他们把这样值得称道的政治结果认为是以儒家的道德和政治哲学为依据，无论皇帝还是文官，行事都以儒家理论为指导。当时的一个极端案例是，法国传教士白晋用绘制《康熙皇帝画像》来充分表露他对这位“宇宙间最伟大的帝国之一的君主”的赞美之情。而基尔歇没有到过中国，在叙述中国清初皇帝的时候，也不忘根据汤若望的报告画一幅顺治皇帝的画像。
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关于“中国”的讲述如同一个个镜像，它呈现出的基本是确定、正面和美好的中国，以用来映照当时的欧洲社会。在这跨越百年的时间里，虽然在教廷内部也发生了“礼仪之争”这类专门针对中国传教事业的漫长争论，这一没有中国人参与的事件，对中国的影响着实有限，不过在中西文化交流受到阻隔的情况下，它却推动了欧洲“中国风”向纵深方向发展。
“红与黑”
18世纪的欧洲，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的戏剧就有多种，而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伏尔泰改编而成的《中国孤儿》。
伏尔泰一直是儒家伦理的推崇者，在《哲学辞典》中，他曾经用诗这样描述孔夫子：“他是唯一有益理智的表现者，从未使世界迷惑，而是照亮了方向。他仅以圣贤而从未以先知的口吻讲话，但大家认为他是圣贤，甚至在全国也如此。”在《中国孤儿》中，“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折服于汉族官员的高尚情操，幡然醒悟，放下屠刀。这是伏尔泰对孔子的道德形象化的阐释，也是他作为哲学家的愿景，让暴力折服于道德之下。
比伏尔泰稍早的莱布尼茨一生都在研究中国，《致德雷蒙先生》和《中国近事》的序言却是他不多的代表文字，另外他还有涉及中国的200封以上的信件。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莱布尼茨对中国在政治、历史、哲学、道德等各方面的赞美是在与欧洲比较中完成的。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敦促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化和科技交流，他太不希望欧洲落在中国的后面。
1697年，俄国沙皇彼得大帝考察西欧期间，莱布尼茨就一再试图与他会面，以便向他阐述开辟欧亚交通的必要性。1711年，莱布尼茨终于见到了彼得大帝，他就科学考察和开辟经过西伯利亚到中国的道路等问题与彼得大帝交换了意见。由于俄国缺乏诚意，莱布尼茨的愿望最终落空。
作为哲学家的莱布尼茨大约犯了与柏拉图同样的错误，他的“哲学王”理想也不可避免地碰到了叙拉古。而作为科学家，莱布尼茨则一直鼓吹在中国建立科学院，并和传教士白晋进行实际策划，最终当然也只能作罢。
18世纪的欧洲难以挣脱“礼仪之争”所带来的影响。学者张国刚和吴莉苇指出：“原先极力灌输中西宗教相似性的耶稣会士在时代变局中遭受巨大冲击，他们的失势直接影响欧洲人对他们所塑造之中国形象的重新评估。”这其中孟德斯鸠、狄德罗是代表性学者。
孟德斯鸠从24岁遇到旅居巴黎的中国人黄嘉略后，对中国产生兴趣，之后便开始了关于中国的阅读。在波尔多孟德斯鸠拉布烈德故居里，依旧保留着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籍。主张三权分立的孟德斯鸠，对中国政治显然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孟德斯鸠虽然维持了对中国较低的评价，但不是完全否定中国的学者，而狄德罗对中国则没有这么客气了，他对中国的批评基本上是以所有中国人为对象的。比如他认为中国人实际生活在双重暴政之下，一是家庭暴政，二是皇帝暴政。对于当时在欧洲受到广泛赞扬的中国人温顺、矜持和彬彬有礼，他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奴性。
从赞美到贬斥，“红与黑”的巨大差异，却是当时“中国风”在思想、社会上的一体两面，本质上说“中国”不过是他们指摘欧洲时弊的一个想象的存在，尤其法国重农学派的兴起，更是一次“中国风”在欧洲的实践。
重农学派的插曲
18世纪初，宗教背景下的讨论逐渐让位于有关社会发展的讨论，对中国的解读也不再由宗教人士所担任，而改由社会改革者承担，并以此影响本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伦理与政治合一的特点成为关注的核心，有关论述基本都围绕此展开，如英国的党派之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正反论调等。而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法国重农思想的兴起。作为农业国家的中国，自然成为法国重农学说思想家魁奈所想象的他者。
当有人批评魁奈的学生杜邦·德·奈穆尔的经济思想时，他反驳：“看来你没读孔子的书！”很难想象当时重农学说人士的这种自信，汉学家安田朴后来就不无讽刺地说：“魁奈和他的朋友们在耶稣会士的记述中发现了中国神话。”
1768年的春天，在重农学说的影响下，法国王太子甚至仿效中国皇帝的亲耕礼而亲自扶犁，此后魁奈的密友杜尔阁成为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实行改革，努力实践重农主义的思想。应该说，这是重农学说在法国乃至欧洲地区践行的高潮。
中世纪之后的欧洲进入了商业社会，这种拿中国自然经济时代的土地制度针对当时政策的想象，分明是一种颠倒时代经济的错误，它快速走向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不过，我们还是要认识到，没有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华，就不会有欧洲的“中国风”；但是没有社会改革者对欧洲未来的希冀，以及欧洲本位主义的形成和作为“欧洲人”意识的上升，“中国风”也不会在欧洲绽放得如此瑰丽。
毕竟，相比于17世纪，18世纪的思想更为多变，曾经鼓吹开明专制的法国学者，在面对与英国争夺殖民地而接连失势的法国时，也开始不满于法国政体；而法国似乎也开始对越来越多异国风情开始感兴趣，土耳其、波斯、埃及、日本都曾是其所追逐的古老国家；与此同时，曾经风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重农思想很快湮没在对新的理想政治愿望的寻求下。一切都像是一个插曲一般，瞬间划过。
基本上，18世纪的欧洲下半页，欧洲逐渐确立了进步观念，等待法国的将是影响世界的大革命。
结束，也是一个开始
法国的“中国风”虽然形成的比较晚，却为整个欧洲带来最广泛的影响，后来法国也成为汉学研究的重镇；德国与法国相反，呈现另一种风貌，它的汉学研究起步最早，不过“中国风”在这个国家却从未形成一种全民性的风潮；英国则又是一个独特情况，英国的舆论对“中国风”整体评价并不高，18世纪英国甚至都没有向中国派遣一个传教士，不过英国人对中国的园林艺术却情有独钟；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卫匡国、闵明我、郎世宁都是17、18世纪中西交流的重要人物，然而“中国”却并未在意大利引起什么反响；而更吊诡的是早期传教士葡萄牙籍最多，“中国风”却从未在这个国家掀起任何涟漪；又如荷兰，早期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包括茶在内的众多中国商品最早就是从荷兰运往法国的，可这个国家也从未形成中国风尚，反倒是一些中国元素影响了新兴的资产阶级。
然而，这一跨越近两个世纪的“中国风”，最终还是以近乎“断崖式”的方式，消失在欧洲人的生活中。当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而获得空前成功的掌声未歇，当洛可可风格刚刚在欧洲大陆走向巅峰，甚至都还未及沉淀，当法国人还兴奋地把真正从东方运来的繁琐精致的瓷器与欧洲仿制品混合在一起的时候，转眼之间，对中国的赞美、歌颂就开始被另一种否定性的话语所代替，甚至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我们依稀还能听见的对孔夫子赞美之声也被大革命的呼声吞噬。
有学者指出：“中西文化本身就有巨大的差异性，18世纪时两者的社会发展趋势又截然不同，当极力寻找两者相似性的动机解除之后，它们之间的差异自然而然愈发明显，直至建立起‘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这样一种认识”。
我们所熟知的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来到中国后，他们的骄傲已经非常容易地让他们得出中国是一个被启蒙时代理想化了的国家，他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竭力摧毁这个神话。
我们终于明白，“中国风”不过是欧洲历史的一次浮华记录，它以结束撕开的是“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思想的显现。当想象烟消云散，留下来的只有一些如今成为珍贵古董的家具和工艺品。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欧洲真正迈步走向乃至走进中国还时日遥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