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社会》是一本由Frank Pasquale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9.00，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黑箱社会》精选点评：
●通篇的阴谋、吐槽，也不见有建设性的方法，作者成书目的是想要削弱国家核心竞争力？
●翻了一遍中文版，发现致谢中作者感谢自己同性伴侣被翻译成了感谢其”合作伙伴“…Well。
●确切的译名应该是《黑箱社会：控制金钱和信息的“秘密算法”》，“secret algorithms”。
●手滑…买错了的书…中文版看起来果然飞快～
●还行吧 不过哥官府比都是小菜
●貌似信息开放的社会 我们却相对变得更加无知及被蒙蔽 微信决定了我们是谁 搜索引擎决定了我们的思考路径 而存疑的心也无法和巨大的网络抗衡
●翻译的一般，观点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但是部分观点值得思考，太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背后的事务如黑盒一般，既可以帮助我们记录生活（如飞机上的黑盒子），也可能默默地记录和输出信息给其他人。
●文科生的主要问题，是用想象代替客观认识，并对自己的想象深信不疑；当想象到达极限时，动物本能就带上面具上台了
●看看
●作者在中文序言中将本书最重要的批判洞见总结为一句话：数据的金融化和金融的数据化。人对存在的异化认知与异化认知对存在的量化异构，这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之一，五、六章中的各种规制尽显其意，就毫不意外了。作者以“透明化”和“简单化”尽量涂抹、模糊，消解意识形态，力图呈现某种完整的技术性，不过这样一来，对黑箱构造的机理描述也就简化了，割裂了黑箱与内外环境的政治经济关系乃至人与网络服务之间的心理欲望。本书在美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中信的包装、翻译和抛弃注释，成功将其转化为机场读物。
《黑箱社会》读后感(一)：大数据时代的红与黑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政治经济的书籍，这本书讲述了数据失控时代的网络信誉；隐藏在搜索中的逻辑学；当代金融算法，最后提出可行的监督手段以及如何重建信任，如何使黑箱透明。 这本书改变了我对美国信誉体系、搜索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一般认识，我以为的那个健康有活力的经济体制原来是披着外衣的侵害普通人利益的黑箱。计算机的负面作用在搜索排名和复杂的衍生金融工具中被不断放大，政府和华尔街的旋转门让监管部门只能毫无作为。 美国资本主义的改变是非常难的，虽然医疗体系的改善可以起到借鉴作用，但是华尔街并不会基建和民生等产业，而是更多的把目光聚集在通过大数据垄断的互联网等中介公司上。 大数据的问题不容小觑，因为其中的算法就是黑箱。首先是各个APP的商品排名，是否会将和这些工具签订协议的商品排在前面，而忽略质量的因素呢？其次是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的数据被卖给不怀好意的销售商，这些销售商会利用人性的弱点进一步加深你的欲望。其三是信贷公司会对信用评分不高的借款人以更高的利率，但美国信用评分的计算并不透明，可能只是一个小问题导致高利率而引发破产。这些问题的解决和政治制度紧密相关，监管者必须起到应有的作用。 最后重要的金融和互联网公司都需要审视自己巨额的盈利和真正贡献的生产力是否匹配，政府也应注意现行体系惩罚的金额和巨额收益相比仅仅是九牛一毛。
《黑箱社会》读后感(二)：好书都被译者给糟蹋了
正在看英文版，在网上找书的时候发现这本书已经有中文版了，然后买了一本来看，结果发现“好书真的让译者给糟蹋了”。
作者的书名是 The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黑箱社会：控制金钱和信息的秘密算法》，但译者翻译为《黑箱社会：控制信息和金钱的数据法则》。
作者原意是“控制金钱和信息的秘密算法”，全书重点是在讨论商业公司通过算法营利的算法，显然是强调金钱。但译者的标题将信息和金钱打了个颠倒，让读者误以为作者强调信息，这是第一处错误。
第二错误是副标题，作者清楚地表明了“秘密算法”的主张，但译者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数据法则”，作者的标题中哪里有“数据”的概念？译者自以为是地将“秘密”译成了“数据”，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第三处错误是最不能忍的，作者原本是一本学术著作，原本中都有详细的学术注释，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有很好的指引作用，但译者将所有的注释全部删除，硬是将一本学术著作译成了《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畅销书，请问谁给译者的权力来强奸作者？
真后悔买了中译本，完全没有心情看了，只是给各位提个醒，吸取我的教训。
《黑箱社会》读后感(三)：偶尔也看一看专业书
，很早之前写的书评了，搬到豆瓣里来。
花了一个星期时间读完整本书，倒不是因为书中的内容晦涩难懂，反倒是因为对事实的揭露太过直白，令人发省。作者以Google搜索以及信用评级系统为例，描绘了在所谓“公平算法”下，互联网企业神话以及金融帝国背后，依靠“个人隐私”数据搭建起的庞大利益链条。个人是透明的，黑箱是神秘、受法律保护的，冰冷的标签化社会有违公平的初衷。
恰逢AlphaGo与人类棋手对战之际，人们对算法的热情达到空前的程度。但一个可以自主学习的智能机器，终不能脱离初创者设计的目标。我们无比期待一个公平的神的出现，但一个“中立算法”是否真正存在，作者采访到Google高级工程师，也只得到遗憾的回答。
翻到书的最后，“基于十年的研究成果”令人肃然起敬。想比国内一年恨不得出数本回忆录的做法，即便亚马逊的相关推荐算法在我的购物车里加上这本书，虽然我并不知道这类算法是否已经偷偷窃取了我的隐私，屏蔽了掉可怜的竞争者，但起码现在我是满意的。
偶尔也看一看专业书的小熊至上
本书中作者对主要网络和金融公司的商业惯例进行研究，并重点探讨这些公司如何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使用专有的信誉评定、搜索和金融技术，揭露了金钱、权力和数据交易的基本模式。
最初的档案建立者是那些信息的收集者，然后会有无数的数据经纪商对信息档案进行演化，其中包括征信局、模拟消费合作社、直接营销商、名录经纪商、附属公司等。信息收集是利还是弊不在于信息本身，而取决于如何利用信息。选择决定着将处于优势还是劣势。
我们赋予搜索行业的权力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它决定着我们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有时这些技术能够实现高效运作，有时则会损害经济发展和个人权益。搜索引擎让混乱的网络世界变成了井然有序的合作平台，但也滋生了模糊营销、不公平竞争和各式各样的现实畸变问题。搜索服务尽管以客观和中立自称，但其决策却常常带有争议性的价值倾向（信任危机：透明度、竞争、报酬和控制）。
每个行业都希望站在信息的制高点，从而帮助它们锁定最佳客户。现代金融中存在的巨大悖论：其主要操作者更擅长于为产品（市场定价）创造供需要求（沉迷于速度、失败的规模扩张、被投机资本所迷惑），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提供产品。
本应使金融管理更加科学的软件代码只是为了投机行为做了掩护，甚至更糟。机会主义的模型和账目系统解释了为什么交易的复杂性是为了追求复杂而复杂，而不是出于真正的经济或投资目的。听命于首席执行官的投机交易者们将似是而非的数据输入模型中进行操控。在华尔街和硅谷的诱导下，注意力已经从务实经济转向一种带有神秘面纱的商品和服务估值体系。这些公司将其算法标榜为中立、客观的程序，其实只是让特定阶层名利双收而已。极端的复杂性不仅能够麻醉公众，而且可以被金融工程师或贸易商或经理们用来唬走评价机构、会计师和监管者等把关人员。
目前，金融部分更加注重购买力的竞技，而不是增加商品和服务供给。这是一项零和博弈，其目标不是进行可持续投资或创建更加持久的价值，而是通过欺骗粗心者来实施复杂的风险转移行为当合同作为一种对冲风险的方式被用来交易时，它们也可以造成巨大的损失。
没人能够自信地断言公司投资、账目或文档编制操作的准确性质。金融危机并非不可测事件的汇总和无端爆发，而是黑箱金融系统的必然演变结果。政府勤于情报采集的过程中和许多利益集团建立强大的秘密联盟，而这些利益集团关注的不是公众福祉，而是私人利益和个人成就。国土安全部的融合决策中心以‘信息共享’的名义让政府能够从私营行业收集信息，从而绕过了宪法对于信息采集行为的限制。融合决策中心是一扇门，门后有着丰富的数据资源，用来所有的数据都可以用于执法、审查，或者秘密地炮制犯罪调查行为的恰当理由。
在黑箱的掩盖下，权力可以被神秘地解读成为知识，运气成为技能，偶然性成为必然性，垄断成为竞争，强制成为同意。信用评估者、搜索引擎、各大银行和运输安全管理局将数据进行转化后用于计分、评级和风险计算，并生成具有重要影响的监察名单。除非有告发者提起诉讼或揭露实情等特殊情况发生，否则这些专有的运算程序都无须接受审查。
监管部门应该承担起更正数据的责任，对大型企业和数据经纪商的存储信息进行审核，查找可疑数据并追踪数据来源，并确保数据来源的可靠性。但审核力度远远赶不上数据的滥用程度，并且很少有滥用行为受到惩罚（监管人力不足）。
如果无法对交易细节进行审核，就永远无法对风险模型做出一个确切的结论。执法流程的不透明性让许多细节得以隐藏，只有少数具有特权的业内人士才能获知。
黑箱代表着信息时代中的一个悖论：无论是从宽度还是广度而言，数据的延伸速度都非常惊人，但有些会对我们产生重要影响的信息却只有局内人才能获得。以前是通过透明化实现合法化，现在是通过保密实行保护，这一转变就是黑箱社会的滋生土壤，它导致了信息时代中的很多社会危害。
如今的美国只管推动经济领域中的超级大腕，而无心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国家的无限强制力和执行力都在为搜索公司、信誉评定公司和金融行业的黑箱技术提供支持。技术进步带来的是政治和经济联手的逆行回归。学者们也忽略了真正的危险，幼稚地想要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寻求解决方案，这一处方只会使经济陷入瘫痪或更加糟糕的境地。
创建黑箱社会规则的是人，而不是‘行业’这种莫名而抽象的事物。金融管理的核心是信息披露。广泛的监督是一种必要手段。
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不会出现稳定的静态平衡。要么政府推动行业活动实现公共价值（比如尊重隐私或投资于可持续增长项目），要么行业人员会促使监管者实施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政策。
作者建议通过征收金融交易税阻止复杂的暗箱交易，并且避免由此引发金融动荡。作为公民，应当适时地要求对重要的金融和通信基础项目进行变革，尽快使其具有可理解性并且接受独立审核。它们将成为公开记录的一部分，并且人人都可以成为相关信息的查阅者。
我曾经搜索过“糖尿病”，很快收到许多药物的网页推送，还有相关邮件发到我的邮箱，甚至有纸质广告寄到我的居所。这类情形经常发生，我们都习以为常，大数据分析可以给未来的决策提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科技的双刃剑效应再次显现，有多少人意识到其中隐藏的危险？
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信息被记录了，这些信息会传播到哪些地方，有哪些人或组织会分析、利用这些信息，依据这些信息作出的判断是否准确，是否会产生歧视或者错误的结论，假如这些信息泄露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在美国科普作家、信息权威学者弗兰克•帕斯奎尔看来，这就像每个人都配套了一个黑箱，这些对个人产生重要影响的信息往往只有局内人才能获得，帕斯奎尔想要通过《黑箱社会：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一书，打破这种神秘的黑箱运作机制。
该书在2015年初被世界知名科技刊物《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先后推荐。作者砸出了几轮重拳，对手都很不简单：搜索引擎、金融巨鳄和政府。策略上循序渐进，作者先提出了警告，然后理直气壮地要求“知情权”，接着分析数据失控时代的网络信誉，重头戏当然是针对三个对手发起的“有理、有力、有节”的攻击，最终落实到建立一个“可被了解的社会”；战术上要灵活运用，论据充分，逻辑周密，每一拳都很有效率。在近年来大量涌现的大数据书籍之中，这本书难得的自省、清醒，鞭辟入里，而且很实际地想要解决问题，笔者阅后感触很多。
面对搜索引擎龙头——Google，作者的组合拳来自于搜索巨头们引发信任危机的4个方面：透明度、竞争、报酬和控制。搜索引擎致力于“更好的用户体验”，但个性化设置也有令人不安的一面，Google给出的结果和排序是它希望我们看到的东西。企业家伊莱•帕里泽曾将这种现象称为“过滤泡沫”，即同质化倾向所带来的偏狭。作者还举出了许多实例证明Google对竞争对手的打压，比如“Foundem事件”在公众舆论的浪潮中终于被列入了“白名单”，但我们无从得知，还有多少被Google定性为无用或垃圾而被刻意隐藏的网站，其实只是因为它们威胁到了垄断者的利益而被扼杀在摇篮里？作者还批评了Facebook通过付费来推广帖子的一项业务，笔者联想到我们国内搜索引擎的类似推广业务，正如Google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尔在1998年承认的，“依靠广告资助的搜索引擎将不可避免地偏向广告商并远离消费者的需求”，作为互联网企业追求盈利需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笔者认为，搜索引擎公司有它的行业特殊性，在引领和塑造公众价值观方面，互联网是大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具有脱离行业属性的更广泛的标杆作用，因此必须要关注这类企业的职业伦理边界，这也正是本书作者所说的必须打破的一个黑箱。
针对金融界的黑箱现象，作者重点讲述了两个方面：非法服务过程中的欲盖弥彰，以及由复杂所致的不透明性。作者认为，这两种情况给了金融公司内部人士充分的机会来谋取私利和任意妄为，而公司通过复杂、隐秘的计算程序隐藏风险的做法，就如同埋下的地雷终有一天会引起连环的剧烈动荡。回望2008年的次贷危机，我们不能不同意作者的看法。这场危机其实肇端于美联储在格林斯潘时代实施的低息贷款政策。无保障收入者可以轻易通过贷款政策获得多处房产，各大银行、金融公司对于账面利润的盲目追求，次贷市场、债券及其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复杂，都让身处市场漩涡的华尔街人渐渐迷失，甚至连专业人士都不清楚那些复杂的债券的内涵，更勿论洞察其中隐藏的危险。鲜花着锦和烈火烹油，只有一线之隔。豪伊•许布勒，摩根士丹利的明星债券交易员，最终以90亿美元的巨亏，刷新了华尔街历史记录。为什么一个席位就能亏掉90亿？为什么整个公司都没有人发现许布勒即将犯下的错误？在大众眼里，金融精英是聪明、敏捷，可以快速应对突发状况的大人物，但这场危机无情地剥下了他们闪亮的外衣，裸呈出内在的苍白、软弱、保守，以及贪婪。精英们不仅缺乏想象力，并且长期在安逸的环境中，因而形成了僵化的定向思维；他们按照评级机构的报告分析，却忘记了长久的合作和利益勾连，早就稀释了这些评级报告的权威性，漂亮的账面信息掩盖了背后隐藏的危险。金融黑箱仿佛潘多拉魔盒，终有一天会被打开，随着纸牌屋的倒塌，世界付出惨重的代价。
“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大众有权了解和自己的信息有关的所有问题，如作者所说，“我们可能无法阻止信息的收集，但我们可以限制它的使用方法”。本文开头举到了糖尿病的搜索，其实笔者只是出于对患病友人的关心而做出这一行为，但类似的搜索记录曾经给一个找工作的德国姑娘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她仅仅因为浏览过不良网站而被默认辨别为特殊行业从业者，这一类过错不应该成为永久的困扰，所以作者提出的追踪数据源的建议的确是很必要的。大数据库中的错误数据一旦扩散，目前几乎是无法控制的，作者提出的建议是，当有公司建立个人信息档案时，当事人应当拥有审核和更正的权力，如果发现错误就提请更正，正确的数据可以通过链接传输给数据库的后续使用者。目前全世界还没有这项技术，基于这一工作的庞大和复杂性，没有数据操控商有意向去做，而这就是政府必须发挥的职能，这应该是通过法律强制规定的保护公民隐私的举措。作者明确发问：监督者由谁监督？作者认为，公共政策不应当鼓励“绝对保密”的商业战略，没有证据表明不能保密就会有碍创新。这一看法显然因其激进会招来质疑，就笔者之见，这一问题的关键应当在于政府尽力明确保密项目的边界，当企业的大数据分析损害个人获得信贷、工作、住房和其他重要利益时，个人应当至少能够获得通知并有权对这些信息提出质疑，而目前个人的维权处境充满了艰辛，遭受各种冷漠的对待，这是政府需要尽快完善的工作职能。
很显然，作者将打破黑箱的希望寄托于政府，通过黑箱的危害性的展示来唤醒民众，并且提请互联网企业和金融界规范自身的行为。这是一种可行方案，开放式的信息应用或许会带来一种多边互赢格局，我们对此拭目以待。另外，作者还提醒我们要注意数字经济的一大特征，即营销能力比生产能力更加重要，这有时候会导致“产品好不如广告做得好”的情况，制造业如果不把重心放在创新、反而一个劲儿钻研“怎么卖”的问题，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有可能造成虚假肿胀的局面。因此政府工作的重心必须注意大方向的把握，比如我国今年提出的“工业4.0”，就是要以高科技推动产业革命。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所有的数据分析，最终都是为了生产服务的，归根结底是让百姓生活过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