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春风吹绿小河两岸
改革的春风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终于吹到了我们的小河镇。
镇领导层从上到下，当然也就两层，镇领导和村领导，高度重视。有多高？首先是启动新一轮的宣传攻势。那个足足有十年没有使用的村头广播响起来了，每日都要播几遍党中央精神和镇领导的决定，尽管他们决定了也不算数。再者就是村村轮流放电影，放影之前都会有镇领导到场讲话，宣传党中央及镇政府关于“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那三个词对没有读过几年书，没有广播和电视的乡亲们来说太拗口了，于是，这三个词被乡亲们演绎成了“解开搞”（在我们当地，“解开”发音为“改开”）。
在“改开搞”的大好形势下，镇上的经济真的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个层次就是乡亲们知道卖东西了，他们养鸡、养鸭、养猪不再是只是自给自足，在自己“消化”不完的情况下，会拿到镇上去卖掉，再买一些生活日用品。第二个层次就是这种饲养开始由面到点，村上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户，我们家就是一个“养鸭专业户”，尽管一年才100来只。第三个层次就是到有些老乡开始离开土地，到镇上摆一个小摊，一年10个月在镇上经营小摊，2个月回家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最高层次就是到镇政府去办一个证明，交上几个钱，把自己的家彻底搬到镇上去，做专业的个体户，这也是镇政府所宣传的典范。
长年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晓刚对外面的形势非常了解，但是对自己的厂子的形势却非常不了解。他与那个合伙人经营的厂子没两年就散摊了，原因是厂子严重亏空，运转困难。事后的了解不是这样的，他那个合伙人暗地里做手脚，把厂子的资产给转移了，留下了一个空壳。再次受伤的晓刚带着全身的疲惫和三十万元钱的散伙费重新回到了小河镇。
刚回到镇上的晓刚成了镇上的新闻人物，也成了镇长的座上宾。三十万在我们那个小镇可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时候“万元户”就够时髦的了，何况三十万。镇长们与晓刚经过了长达数月的“考察”与“讨判”，最后，晓刚成了我们镇上的供销合作社社长，是不是叫社长我已记不清楚了，反正是一把手。供销合作社是什么，简单一点，就是镇上的“百货公司”，只要乡亲们能想到的东西，那里面一定有卖的，当然，乡亲们那时候能想到的东西也不多，无非是盐糖、布料、化肥、铅笔等一些很初级的东西，大部分能自己种的东西都不用买。我们一个镇有近两千人，但一年的购买力也就十万块钱，晓刚的加入没有很大改变合作社的状况，直到春节之前。
春节之前，小河镇发生了一件大事情，牵动了每一位农户的神经，晓刚彻底搞活了小河镇的经济。这件事还得从82年讲起。当时小镇都非常穷，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国家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于是在全国发行“国库券”。当时国库券虽然和现在的“国债”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并没有人要，更不用说排队购买了。国库券都是摊派下去的，每人10至30元不等，部分参考家庭经济实力。这国库券在老百姓手里一呆就十年了，尽管当时摊派的时候说过几年就可以换成钱，但那花花绿绿的票子，但谁也没有想到它以后还能买东西。
晓刚还在外面跑的时候就听说国家开始回收国库券了，就开始在合作社允许国库券买东西，一元当一元用，其实，这时候国家回收的价格是一块六。这个消息就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飞入小河镇的每一个农户家。乡亲们纷纷从箱子底、墙壁缝里找出国库券，去合作社里换春节用品，买布、买糖等等。合作社那点现金底子很快被拉空，造成很大的现金流压力，晓刚只好不断拿出自己的钱来填补。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购买力增长需求，合作社不断调低国库券的价值，最后一元国库券只能当八角使用。在晓刚花光了自己的三十万之后，小河镇的国库券换兑风波终于平息了，不仅仅小河镇的国库券被回收了，附近几个镇的国库券也都被收了进来。
国库券是“不动产”，是不能当作现金再购买新商品的，合作社的经营成了问题。但日子还得过下去，特别是合作社是全镇人民的最大商品库，它几乎代表中政府的形象。镇政府按一元对一元的价格清算了晓刚的所有资本，重新引进了新的合作社社长。晓刚是搞活了小河镇的经济，但搞死了自己的经济，三十万的现金被换成了花花绿绿的国库券，有到期的，也有没到期的。
后来的国库券兑换之路非常的不平坦。首先，我们的镇上除了一个信用社，没有任何银行，国库券只能到县里去换。第二，县里的银行说没有这么多钱，如果要换的话，只能先把钱放到他们那儿，回去等，要分期分批的换。第三，国库券在当时是不可以流通也不可以囤积的，如果要到省里的大银行换的话，需要由当地县一级政府开证明，说明国库券来历合法。为此，晓刚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跑了十几趟县政府之后，又跑了十几趟省银行之后，那一堆花花绿绿的东西终于又成了人民币。三十万国库券变成了五十万人民币，扣除“中间人”费用后还剩三十万。但是，换完的那一年是1994年，中国的经济通货膨胀达到了最高时期，银行的一年存款利率都是12。6%，保本储蓄的利率甚至达到26%以上（据查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5％，1994年达到24％）。尽管也是三十万，但显然今非昔比了。乡亲们并没有记住晓刚的好，这些事情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就知道一块六的国库券被当作八毛钱被合作社收了，那个“黑心肠”的一把手下台了。
小河镇的经济也在这次事情之后发生了很大变更。供销合作社的经营尽管仍在延续，甚至是现在（2007年）来到我们的小河镇，你仍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合作社。尽管斗转星移，花开花落，供销社的那个老房子已墙皮脱落，但刷在那墙上的“阶段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红色大字依然清晰。老房子里面的经营仍在延续，但供销社的主体地位已发生了改变。大大小小的服装、食品、农贸集市、专业的粮油店都相继开张并很好的发展下来。小镇也开始有几家银行了，甚至象保险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也有了，以后会不会有证券公司就不知道了。
“一把手”晓刚的倒台的事情乡亲们很快就忘记了，但晓刚到南方“一夜暴富”被一再演绎，简单都成了神话。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开始从小河走向全国，每个月都有大把大把的钞票从全国各地汇往小河镇。小河的经济彻底搞活了，党的改革春风终于吹进了小河镇，吹绿了小河两岸的松柏与杨柳。
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晓刚不再愿意与政府合作，他计划着就在小河干出一番大事业。
二十世纪末期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充斥着这个时代，甚至都充斥到了我那个离“现代”很遥远的小河镇。一条致富信息让晓刚在后面两年再一次成为小河镇的焦点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