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太阳偏西的时候，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一家人都很高兴，邻居们也都来问寒问暖。
母亲一面抬凳子张罗客人们坐，一面忙忙地抱柴给我煮饭。我给大小客人们散发着纸烟和糖果，孩子们很快就把我围在了中间，说着，笑着，把个小小的院坝给闹腾起来了。直到母亲把一碗热腾腾的鸡蛋涝漕面条端到桌上，大家才在不停的挽留声中散去。
“爹呢？”我问。
“他呀，赶场还没回来！”母亲笑了一下，显出几分安慰和不以为然的神情。
是的，从我懂事起，父亲就常常赶场，他穿一身染黑的农头白布长衫，前襟捞起来掖在腰带上。外套一件打了无数补巴的棉坎肩，而且腋下的布纽子很少扣着。他随身带的旱烟袋、竹烟锅之类的东西就是从那儿揣到里面口袋里去的，并且还在胸前微微地鼓起一个包。一到冬天，他的头上总是戴一顶满是汗渍的旧毡帽。由于门牙早已脱落，嘴唇有些微瘪，他肩上挑一担菜苗篮或是背一个没有锁口篾的半截蔑背。虽然无情的岁月早已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皱纹，但他的浑身却透着一种压不跨的骨气，包括他那微微有些佝偻的脊背，也显示出一种不屈不挠的刚毅气质。
父亲回来了。
“爹，您老人家……”我迎了上去。
“啊，永丰回来了，刚到家吧！”他的脸上顿时充满了喜色。从父亲说笑时露出的那一口齐展展的假牙和他的穿着来看，我明显地感觉到父亲有些变了。互相问寒问暖一番后，我们又谈了些这一年来农村形势的变化，谈起这些，父亲非常高兴。当我又问起他常做的一些小生意的情况时，他先还踌躇满志，但接下来就把话题岔开了。
我看出了父亲好像有心事，问他，他不说，这不由使我想起了七年前的一件事。那天，已经很晚了，父亲赶场才怏怏地回到家里。早晨担出去的菜苗篮子没有了，浑身的衣服揉得皱巴巴的，脸上有两道血痕，步子迈得很吃力，一拢屋，就闷闷地坐在板凳上，双手托着下腭，发直的眼神里很有几分惶恐和悲哀，不吃饭，也不抽烟。母亲上前问他怎么了，他不说话，半天他才惊惶地问我：“丰儿，你说，我卖点菜苗瓜果，全是我靠劳动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一没偷，二没抢，三没投机倒把搞贩运，这犯了那家王法？”我有些莫明其妙，问是怎么回事，他又不说，只是“没啥没啥”的，但他的神色却很不安。
“你爸，菜苗篮呢？”母亲大概想去淘菜。
“啊！菜……菜篮……呜——”父亲话未出口，竟哭起来了。
我和母亲都吓了一跳，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反复问父亲，才知道原来是今天在市场上遇到了市管会的人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父亲和还有很多的人的菜苗菜篮一齐给没收了。父亲在争执中去强夺，还被挨了几耳刮子。我那时虽然自我感觉思想还比较先进，但凭良心说，我是知道这打击对父亲的分量会有多大的。
父亲是一个老实而近乎软弱的农民。我那时虽然因为要表现好而反对过几次他做小本生意，但我还是知道父亲所做的那些小本生意对家里的作用是多么地大。已经高中毕业的大哥、二哥及正在读书的姐姐和我的学费钱，差不多都出自父亲那小小的菜篮里。虽然两个哥哥都因“知识越多越反动”而困在农村打牛屁股，可父亲却从无一句怨言，好象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同时还非要我和姐姐继续读书不可。父亲每次在给我们学费钱时，他都是把钱从左手数到右手，再从右手数到左手。即使这样，他也还要用拇指和食指把一张张纸币摁得“嘎嘎”作响，好象生怕哪是两张而便宜了我们似的。直到三块或五块钱数完时，那上面已经留有了他的体温。最后，他总是又要多给我们一角或是两角零花钱，然后叮嘱：“钱难挣啊！俗话说：‘挣钱好象针挑土，使钱就如水冲沙’，不该花的就不要乱花呀！”每当这时候，我不免有些讨厌他的吝啬，特别是当我偶尔看见他为了一分两分钱和买主讲价钱的时候，我更有些讨厌。但父亲却从不以此为耻辱，反而为争得那一分两分钱而感到满足，把收来的钱在手里认真地数过之后，小心地揣在贴身的衣袋里。遇着相识的熟人，他会少收五分或是一角，然后在嘴上不停地说：“熟人，承让点儿，承让点儿。”所以但凡这种时候，我都会不好意思地走开去，但父亲却毫不介意我们做儿女的这些举动，回到家里，他会和往常一样，找来一张算盘，要我们或是自己一笔一笔地算一遍当天的账，直到钱账相符，父亲就高兴地装上一锅叶子烟谈论当天所发生的事情和预测一下下一场的市场行情。可是，父亲的菜苗篮子当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难怪他这么痛心啊！
“爹，你以后就别再去卖那些了嘛，免得人家……”我说。
“……”父亲不说话，也不哭了，隔了许久，父亲才说：“我晓得你们都讨厌我这个‘资本主义’，是我使你们脸上不光彩，但这家里的油盐钱，还有你们读书的书学费什么的，从哪里来呀？”
“我不读书了，免得你……”我有些感动了。
“那可不行，书非去读不可，至于钱……我想想再说。”父亲显得很为难，我知道，他是怕自己是资本主义而误了我们这些当儿女的前途。看着父亲那可怜的样子，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从这以后，父亲不再明明地挑了菜苗篮子去赶场了，而是把菜苗装在背篓里，上面铺点别的什么，好在那些老买主儿们都知道他背的啥东西。就这样，父亲的小本生意仍在暗暗地进行着。见了我们，他不再象以前那样高兴地喊一声，而是惴惴地躲开，好象他是一个有麻风病的人，生怕传染给了下一代似的。晚上也不再叫我们帮着算账了，也不再象以前那样讲述他的欢乐或苦衷给我们听了。但到了该交学费时，他还是照样把钱给我们，而且也和往常一样多给一角两角的，只是不再叮嘱我们这钱如何来之不易，应该如何珍惜之类的话了。
不知怎的，从那时起，我更爱我的父亲了，也更珍惜他交给我们的每一分钱，从不乱花。但我总还是觉得父亲有些吝啬，满脑子想的都是钱。慢慢地，我感觉到我和父亲之间有一道隐隐的高墙，这墙不是金钱的拮据、生活的困难，而是思想上的戒备。
父亲明显地苍老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的小本生意都合法化了，但我知道父亲还是很为钱着急的，因为两个哥哥和姐姐大学都还未毕业，每年用的都是他那一分两分凑起来的小菜苗钱。父亲个人的生活境况并没有多大改善，只是前不久，在一家人的再三劝说下，花了点钱去安了一口牙齿。随着父亲菜苗地面积的扩大和品种类别的增多，他的精神面貌好多了，看上去真还有些返老还童。那么，今天他又是怎么了呢？
“爹，你好象有心事？”吃饭时，我问父亲。
“啊……没……没有！”他回答得吞吞吐吐。
“有啥，你就说说吧！”
“没啥，没啥……噢，快吃这，这好吃！”父亲关切地给我往碗里夹菜。
“他呀！其实没啥大不了的事，还不是为了点儿钱……”母亲正要说下去，我见父亲乘我不注意给她递了一个眼色，于是，母亲也就不再说下去了。
“钱”“钱，”我一听这个字，心里又有些很不舒服，我知道父亲一生就为了几个钱。
“爹，你也六十好几的人了，差不多的就少劳累些吧！大哥、二哥都分工了，不要光为了几个钱……”我本想说“说起来不好听得很！”但我猛意识到这有伤老人的心，于是马上改口说：“把身体累坏了！”
“没事的，没事的，啊！快吃这，这是你最爱吃的豆腐，这是灰菜，也好吃……”父亲脸上露出一丝欢悦而又带着不安的苦笑。
吃了饭，我心里还是很不踏实，总想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母亲清楚，但父亲好象知道我的心思，总是一步不离地和我摆龙门阵，直到我睡下为止。
我有些怀疑父亲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件错事，但根据父亲多年的为人和对我们一贯的教育来看，我相信肯定不会。
夜已经很深了，但我却睡不着。“不准给娃儿们说呀！我活了六、七十岁，也没有碰到过这些事，说出去多羞人！”忽然，我听见隔壁父亲正在和母亲说话。
我心里愈加怀疑了，“难道他真的……”不会，父亲决不是那样的人。
记得七六年闹饥荒，好心的人要贫病中的父亲只要把肾炎说成是水肿病就可以领到二十斤贷粮，父亲坚决不肯。
睡了多少瞌睡，我不知道，反正觉得夜出奇地长。
我终于有了问母亲的机会，那是第二天煮午饭的时候。
“他那个人，你不晓得，其实没啥……”说到这，母亲不说了。见我不停地催问，母亲接着又才说：“有个啥嘛，不过，他叫不给你们说，免得象那年一样给你们思想上背包袱”。
我浑身的热血顿时奔涌了一阵，我知道，这都是割资本主义主义尾巴时，我疏远父亲留下的阴影。
“他那个人，一生都是，生怕自己有什么给后代留下了个污点点，”母亲笑了笑，“其实嘛，根本不能怪他。”
母亲终于说了。
原来，前几天父亲卖菜苗时，不知哪个无意间给他多出了五块钱。他晚上回到家里算账时才发觉。
“我活了六、七十岁，没用过人家一个冤枉钱！”父亲如坐针毡，第二场就揣了钱去找那个人。可是，一连几场，都没碰到一个来问他的人，因此，这事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嗨呀！这有什么难嘛！只要写一张广告出去，那个人不就会来认领吗？”我说。
“使不得，使不得，你爹最怕人家晓得了说他不正道，混人家的钱，给你们些娃儿丢脸。”
“这是光荣事呢！”
“不，不，你爹说既然钱在他身上，他就有责任，就不光彩。”
看来，他们的思想我是说不通了，于是我只好建议说：“那何不交到公社去，让他们帮找一下。”
“你爹也考虑过，他说，那样人家会说他是假积极，拿自己的钱买名誉，以后运动来了要受整。其实，他又不是个图名的人。”
“那他准备咋办？”我有些讨厌他顾虑太多。
“他要悄悄找到那个人，把钱交给人家算了。”
正说着，父亲又赶场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兴高彩烈地说：“找到了，找到了。”喘了口气，他又说：“我穿了那天的衣服，同样背了菜苗去卖，同时在面上放了五块钱，专门看有人懂我的意思不。果然，不一会儿就来了一个人，我详细地问了他那天买东西时的经过和斤头，一算收的钱，正好多了五块钱。”
“会不会是冒认？”母亲说。
“不会，不会，我记得他的样子，没错！”
“那他要感谢你！”
“才不呢？我叫他千万别说出去，羞人得很！”父亲如释重负，显然，他已经忘了还瞒着我呢！
其实，当天晚上，我就听到了公社的广播里在表扬父亲。
一九八三年元月16日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