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国家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直到2005年，每年麦收前，村干部会挨家挨户上门送来盖着乡政府印章的“售粮证”，上面清楚写着每家农户需要缴纳公粮的斤数。旁边还配上一句话：完成粮食收购任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
1990年，我高考落榜、回村务农的第二年，小麦刚刚入仓不久，村大队书记就在大喇叭上吆喝起来：“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接乡政府的下发通知，从明天开始我们村去粮所缴纳公粮。”他的通知发布中带有恐吓的味道：
“我们村交公粮，三天之内必须完成，逾时不候。皇粮国税那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有个别人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想抗粮不交。逾期不交公粮，乡、村两级政府就要派人牵牛、拉猪，那样就不好收场了，一村紧邻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各位乡亲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自我记事起，父母就开始在土地里耕耘刨食，且活动半径不超过10公里，都是安分守己、老实巴交的顺民，没有见过世面，岂敢“抗旨不遵”拒缴“皇粮国税”？
听完广播喇叭，母亲从粮仓中挑选出15袋她做了特别记号的小麦，那些都是她一簸箕一簸箕扬出的特别干净的小麦。她生怕交公粮检验不合格而返工，就把家中的优质小麦上交公粮。
父亲和我把15袋公粮搬到门口的地板车上，套上牛。母亲对我说：“你和你爹去交公粮，打个下手。”
本家族的德哥过来和我父亲商量，一起去交公粮，到时有个帮衬，单独交没有人能坚持到爬完积麦囤。他也是看我父亲瘦弱，想帮助父亲，并没有过分指望我。
德哥家三口人，我和德哥搬上他家的六袋公粮。父亲坐在地排车前面，靠自身体重压住前后平衡，他驾辕挥鞭，赶着牛车去乡驻地的粮所。我、德哥、德嫂三人步行紧随，路上遇到不少本村去送公粮的车辆，有的是马车，有的是骡车，只有极少数的手扶拖拉机等机动车。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中国有记载的农业税据说起源于春秋鲁国时期的“初税亩”，自商鞅变法开始封建所有制就逐渐确立下来，整整实施了两千三百年以上，被称为“皇粮国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对农村征收所谓“公粮”，就是农业税的俗称，即指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生产队时期，由于小麦产量低，每亩地核定的公粮很有限。分产到户责任制后，小麦亩产量开始增加，大约700-800斤左右/亩，公粮缴纳比例大约为当年小麦粮食的15。5%。后来，“三提五统”也折算加入农业税即公粮中，并且逐年加码，每亩小麦地大约要交公粮近二百斤。
“三提”指村一级收取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指乡一级收取的“五项统筹”，包括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民办交通费。
据有关统计分析，农业税在20世纪80年代初占农民负担总额的44.8％，在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占农民负担总额的49.9％，在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占农民负担总额的29.5％。
以前每年收“公粮”时，乡镇都要派驻工作组入村，再由村干部上门征收，村干部苦不堪言，农民也怨声载道，激化了乡村、干群矛盾。
没到粮所，我就远远地看到各个方向的车流络绎不绝，拥向那里。八点不到，粮所门前的马路上已经排起了长龙般的队伍。
我记得自己小时候跟着父母去明集油棉厂卖棉花，也要排队一天一夜，出现所谓的农民卖棉难，但现在我们不种植棉花了，想不到为国家交公粮也难，队伍排的很长很长，不知何时才能轮到我家缴纳完毕。
因为还不到粮所上班时间，门口有人扒着门眼张望，口里咒骂着，都期盼着快点交了公粮，回田地里点种玉米。
一般而言，“春争日，夏争时”，夏播作物—玉米播种期以麦收后越早越好，以保证到秋前有足够的生长期。麦收以后要抓紧抢种抢栽玉米，时间就是产量，即使遇上干旱，也要积极抗旱造墒播种，不能消极等雨，错过时机，否则玉米苗就会旱死，错过季节，秋收时颗粒无收。
八点到了，队伍开始松动，挤进大门。门口有粮所工作人员把关，到了门口就要给牲畜解套，拴在外面的树上，由人拉车进入粮所。
我家排在较远的距离，我闲着没事，就去粮所院里观看动静。里面，有东南北三个大仓库，对应着不同缴纳公粮的村庄。我村交公粮处是北边最大的仓库。
粮所的检验员正忙着检验公粮品质，他先打开袋子看一下,然后 用一种似尖刀又类似刺刀的中空大铝锥用力扎进公粮袋里，拔出来时锥子中空部分便多了满满一管麦粒，这时他便倒在手上，仔细观察小麦粒的饱满程度、杂质等，以此将公粮定为一等粮、二等粮、三等粮。
有时，检验员还会取出十多个麦粒，放进嘴里使劲咀嚼几下，测试水分是否超标。如果小麦杂质太多或潮湿了,他就会要求交公粮者将小麦全部倒在粮所东边的空地上再扬场除去杂质或晒干。
司磅员坐在磅秤前的木椅上，椅子边立着特大油布太阳伞，遮阳荫凉。他一边拨拉着算盘，一边神气地叼着“大前门”香烟，那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认为农民民缴纳公粮是天经地义的形态，活脱脱旧社会地主从佃农手里收租的嘴脸。
过磅时，交公粮者你争我抢，往往是上一户人家的公粮袋子还没有搬完，周围几个人搬起自己的公粮袋子同时往上放。这时就靠司磅员的发号施令，决定谁家过磅，其他交公粮者敢怒不敢言。
挣来抢去过了磅，还要沿着木垫板板把公粮扛进一丈多高的仓顶。老弱病残者只能求助于年轻人帮助，但除非亲戚近邻，没有人愿意白出力，都挺厌烦爬坡卖力。
那时粮所的不正之风甚至是光明正大的，耀武扬威。多数质检员、司磅员只要送公粮的农民巴结他，送盒香烟，或者熟人事前事后请吃一顿酒席，就是再差的公粮，也能一路畅通合格，甚至能评上一级标准。
绝大多数农民老实巴交，不会变通，他们说不出那些溜须拍马的话语，更做不出请客送礼的勾当，他们如果在举止言谈中得罪粮所工作人员，或者以前有私人仇怨，那样即使再好的公粮也要返工拉回去，再暴晒几天太阳，有的甚至要自掏腰包在粮所过风车除杂。除此之外，粮站工作人员还滥施职权，经常发生故意压级压价、克扣农民粮食的事件。
卖粮难，难于上青天，不少年轻的农民气坏了，毫无顾忌地大声咒骂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有个中年人发牢骚说难听话，拍拍一起来交公粮的儿子的肩膀说：“孩子，你要好好念书，将来当个粮所吃公家粮的，那样你爹就不用再看那些狗日的脸色行事了。”
不料，这句话被一个路过的质检员无意中听到了，他指着那个中年人骂道：“你不用指桑骂槐，就等着公粮晒太阳、过风车吧！”
人在屋檐下，哪敢不低头？那个中年人立即服软了，马上过去给那位质检员赔礼道歉，说“同志，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孩子体验体验农村的劳役苦，将来好刻苦读书吃上公家饭。”他的好话说了好多，那个质检员就是不松口，并且还撂下了狠话：
“今天我看谁敢你过磅。你能今天交了公粮，我就是狗娘养的！”
旁边，有个送完公粮的年轻农民看不惯，骂道：“不就是个顶替父母上班的，有什么了不起？上推几代，谁祖上不是农民？数典忘祖！”
那质检员对他无计可施，把全部怨气撒在那个中年男人身上，他装作做样检验了一番中年男人的公粮，对质检员、过磅员大声说：
“这家公粮水分超标、杂质太多，让他们去重晒、过风吧！”他指着东边的水泥地空场，上面停着几架鼓风机。
那个中年人吃了明亏，又投诉无门，只得拉着地板车去空场爆晒、交费过风。他的儿子年轻气盛，要去找质检员算账，也被他拉住了，不想再扩大事态、因小失大。
中午12点，粮所工作人员停止收粮，去饭店去吃饭了，有人低声下气的陪同者，看样子是请客贿赂。父亲去饭店买了10个烧饼，我们四个人蹲着或者直接坐在地上，就着带来的凉开水就餐。
骄阳似火，柏油路面都快晒化了，烫得脚板生疼。来交公粮的队伍后面仍有新来者，到处人头攒动，把粮所大院围得水泄不通，粮所门口的大路两旁站满了人。
人们为了避暑，有的躲在路边的树荫下，有的躲到粮所附近的房屋阴影中，没地方去的，只好蹲在自家粮车仅有的一点阴影下，勉强躲过强光的暴晒。
即使天气炎热，大家还是忍耐着暴晒和饥渴在无怨无悔地排队等候。处处是人，处处排队。渴也要等，饿也要等；热也要等，累也要等。旁边有年轻人在叫卖冰糕，“冰糕了，冰糕了，又凉又甜的冰糕，五分钱一根了，五分钱一根了！”售粮者谁也没有兴致瞥上一眼，更没有过去购买的。
下午一点，粮所工作人员上班。门口一阵混战，数量粮车因为都要抢先进入粮所，集中卡在了门口，各不相让，谁也无法挪动半步。那时吵闹声、叫骂声此起彼伏，熙熙攘攘。最后，还是粮所工作人员强令几辆车全部退后，重新排队，秩序才得以恢复。这也起到了一定的杀鸡骇猴作用，再没有粮车敢乱插队、乱挤到粮所门口，对遵守秩序的粮车相对公平。
指导四点左右才轮到我家质检、过磅称粮了。父亲诚惶诚恐地看着质检员的脸色，等待着一个不可预知的结论，渴望一次过关。
“好了好了，搬过去过磅！”质检员一边把咬过的麦粒向地下吐出去，一边指挥父亲说。
父亲脸上的皱纹绽开，乐颠颠地和我、德哥把公粮一袋一袋搬上磅称计量。经过司磅员“杆子秤”的称量，还多出35斤，父亲把多余的倒在空袋里。
磅秤上的算盘边放满了香烟了，我不吸烟，不知品牌，不过应该算是相对较高档次的品牌烟。
我们把公粮从称上全部搬下，放到一遍，再质检、过磅计量德哥家的。我来不及休息和擦汗，德哥和父亲已经各自扛起一百多斤的公粮袋包，扛送进粮仓。
我们交公粮较晚，粮库里的公粮早已堆积如山，顶端为半圆形。那时没有传送带，扛粮人是要一步一步走过木垫板，2级跳、3级跳、4级跳，甚至更高，将粮食倾倒到“山”顶。
“山”顶有一个粮所的人拿着趟耙不断将公粮往顶上堆垒，以使粮仓腾出新空间容纳后来搬运上来的公粮，公粮从地底一直堆到了房脊及穹顶。
我们要爬过五、六米高的陡坡才能到达“山”顶。搬上去后，我们要迅速解开公粮袋的绑绳，打开袋口，将小麦倾倒干净，完了再立即口袋收好，从上面小跑下来，顺手把空袋包扔下，再把另一袋公粮搬上去。
搬送公粮进粮仓确实是流汗出力的苦差使。怪不得交公粮的大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子和手脚麻利的女人，女人负责解绳、搭把手把公粮袋送到男人的肩头，男人握紧袋口，扛起公粮袋爬粮囤。
几趟下来，我的后背、前胸衣服很快湿透了。
“给公家干活不要太老实，太老实费力多。”德哥告诫我，他偷偷给我点窍示范，扛公粮袋上夹板的时候，他趁粮所人员不注意，边走边垫板边松开粮包口让公粮往外倾倒，到“山”顶就几乎清空了，那样偷懒轻松多了。
我依葫芦画瓢做了一次，结果被“山”顶那个负责趟耙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他大声叫喊，“怎么素质这么低啊？你这么做，后来的怎么办？”
接下来，我没有敢再偷懒取巧，德哥却不管不顾，对于那个人的叫嚣置之不理。因为已经验收、卸车完毕，粮所工作人员已经没有权利扣留或者惩罚去重新晒粮、过风。
运输完公粮，爸这才拿起腰间的毛巾把汗擦擦。说是毛巾，其实只是一块从母亲用老式织布机织就的粗布上剪下来的布条，类似毛巾而已。在农村干活，大多数男人都是这样，拿块长些的布条系在腰间，干活时方便擦汗，女人大多围在头上。
到粮所会计室排队结算，父亲和德哥拿到结算的单据，方才如释重负，好像完成了重大战役而凯旋的将军。
缴纳了约14袋公粮，我们没有任何一家收到一分钱。父亲告诉我，他细算过今年地里的一笔收支账，种地除掉公粮、以及肥料、浇地等各种费用，辛辛苦苦一年，只落下自家的一点口粮。
“今天交公粮总算是顺利，没有被退回去。”父亲很庆幸，他出门买了三根绿豆棒冰，给了我德哥、德嫂每人一根，他自己却没有要，说自己胃寒，不能吃凉东西。我心知肚明，说不出什么。
那时农村还是穷，多数人家相互间借一盒火柴（2分一盒），也要有借有还，自家散养的鸡、鹅等下的蛋，没人舍得吃，全部拿去集市卖掉换钱。我们冬天的主要粮食以地瓜为主：地瓜粥、地瓜干粥等，再就是玉米面食，小麦作为白面细粮只有在家中有喜事、来亲戚时才能享用。
粮所门前的马路上，送公粮的车辆仍纷纷赶来，一番忙碌的景象，队伍游龙似得有增无减，可能要过夜才能缴纳完。
初中时学过叶圣陶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反映的是旧社会农民卖粮的情景，我觉得和我们新社会交公粮的情景相似甚多，似乎时代没有改变。
在每年冬天上冻前，农民把麦子播种到田地里，靠天吃饭。在寒冷的冬季，农民无不期盼着下几场大雪，“头年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每年期望落空的概率却极大。在来年“草长莺飞二月天”的春天里，若是雨水少的话，还要浇灌返青水、施肥等。到抽穗、灌浆期还要进行再浇水、喷药、制虫等田间管理。到了收割季节，要进行抢收、脱粒、晒干、颗粒归仓。
农民一年年周而复始地劳作着，才能有小麦的丰收年成，却要把其中较大一部分交公粮。
交公粮就是农民将自己的部分劳动果实缴纳给国家，北方缴小麦，南方缴大米，由国家实行再分配到全国各个大小城市里，供给那些所谓的城里人，也就是吃供应粮者或者叫吃皇粮的国家员工家庭。他们却歧视农民，把农民当做是低人一等的奴隶。
对于中国城乡差距的造成根源，直到后来我仔细研读《政治经济学》，才追根溯源弄明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发展工业赶超英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城乡二元制经济体制和政策，就是：学苏联搞重工业，农业哺育工业，城市通过工农贸易剪刀差榨取农村的劳动成果，通过剥削、榨取农村的原始资本积累，将资本从农业转向工业，加速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进程。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成年累月辛苦种地无利可图，工厂却可以轻松地获取超额利益。并且人为地将城市人和农村人划分了两个悬殊的等级，造成了农民比城市居民低人一等的等级制度，农民的收入、教育、医疗、生活消费、就业、政府公共投入、社会保障等都严重低于城市居民。
中国农村8亿元多农民就好像美国独立战争前的黑人奴隶，做牛做马供养着城市户口的人。而那些城市人尽情享受着农民的粮食供养，却从来不知感恩，农民长期处于受歧视受压迫受剥削的阶层。仅劳作一项就无法和城市最低贱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相比。
这些悬殊差距使初涉人世的我痛彻肝脏地醒悟到：做人难，做农民更难。我极其后悔在校时没有拼命学习，考上中专或者大学办理“农转非”（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吃上皇粮。
1990年-2005年，每到麦收后的6月30日前后，我和父亲去乡驻地赶着牛车或者开着机动三轮车，送交了16次公粮。那段时期我痛苦地觉得，中国的城乡差距，有可能就如美国、印度等国家的种族歧视，永远无法从根源上彻底消除。
时过境迁，农村巨变日新月异，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对农业体制进行循序渐进改革，2006年1月1日起中央废止了《农业税条例》以及“三提五统”，意味着沿袭两千年三百多年的所谓传统税收：“皇粮国税”、“制度性交公粮””终结，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转型新时期。
作为老农民，时年55岁的父亲对国家的惠农政策可以说是感激涕零，他们一代农民没有想到有生之年中央会取缔“皇粮国税”，并且每年有种地补贴。他对共产党的英明决策发自内心的感恩戴德，知足常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