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白土地》 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五章 “活着的烈士”
一
我一走进俱乐部大门,得意顿时烟消云散。
室内闷热若蒸笼,烟味和汗臭味扑面而来。
俱乐部里会场爆满,墙壁被一张压一张的大字报披挂起来,白幅黑字的标语挂满两侧,上面写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口号。一千多个座位座无虚席,连过道上、安全门口都挤满了人。前面的人坐在椅子上,后面的人坐在椅背上,有相当一部分人站在会场后面的空间里。人人的臂膀上都戴着红袖章,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伸长脖子望着前面的情况。我钻过大人的缝隙向舞台望去,舞台上灯火辉煌,上面挂着一溜儿横幅:“齐齐哈尔糖厂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大会”,其中那“造反”两个字分外醒目。
主席台上摆着两排桌子,坐着“文革”工作组和造反派的头头脑脑,有人声嘶力竭站在麦克风前说着什么。舞台下高帽林立黑压压一片,至少有三十多人挨斗。前面一排人低头跪在桌子上,后面一排人大弯着腰身,双手高举背后撅成“喷气”式飞机状向毛主席请罪。所有人的脸上都泼满墨水,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着大红叉叉的牌子。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了很害怕,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不久也就看惯了。距离远,被斗的人模样差不多,又不许抬头,我看不清哪个人是父亲,哪个人是母亲,瞪大眼睛在人堆里找来找去。台下有个人正在喊叫:
“我提议,把这个小爬虫揪出来。”
众人应和:
“对,让他滚出来!”
一个哭丧着脸的人从观众席上走出来,看上去他要崩溃了,浑身上下抖得厉害,可见使人变成鬼是非常之简单的事情。会场又响起雷鸣般的口号,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想看得更清楚些。我惊讶地发现那个“小爬虫”也举起胳膊,跟随大伙儿喊起打倒他自己的口号(我猜想他顶多是个科长级的小人物)。大概因为表现不错,造反派才没给他戴高帽、挂牌子,只往他脸上泼些墨水,命令他撅在走资派队列的最边上。那一瞬间我还替他委屈,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自动对位,根本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
“我再问你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他的后衣领揪起脑袋,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眼睛始终朝下提高嗓音:
“这事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说:“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儿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作威作福,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叉开两腿收紧双肩,做出一副挑战的姿态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骑到人民头上当官作老爷,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是一个真正的混进党内的走资派、野心家、阴谋家,他不老实我们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一个比一个骂得凶,父亲依然沉默,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不再说什么,也无暇说什么,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决不哭叫,决不讨饶,决不哀求。
我吓得不由闭上了眼睛,不愿相信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