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六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里面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饿得没劲教课，小朋友们饿得没劲玩耍，幼儿园被迫取消了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失败的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社会必须正视这些它自己制造出来的灾难，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三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的是主人能尽地主之谊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伯汤”，老师和孩子们都可以多吃，不要钱和粮票。“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伯汤”是一种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伯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三十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两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
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那年过生日，母亲曾拿出二十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六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闪烁着冰冷的蓝光，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叮叮当当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电车蜗牛一样蠕动，驶得很慢，拐弯时与铁轨的磨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车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三个一伙，五个一拨地追逐戏闹，沿着大下坡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
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母亲哄我说家里晚上吃红烧肉，咱们得快点儿赶回去，路上就别贪玩了。有红烧肉吸引着我，是一件十分诱人的事情，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