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复旦投毒案”发生一周年前夕，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本该是最亲密朋友的室友，为什么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室友为何成最亲密陌生人？
“你最好的朋友来自哪个阶段？”面对这个问题，在受访的100余名大学生里，却有超过80%都回答是“中学同学”。
“毕业以后，你还会和大学的室友联系吗？”
“也许会，出于功利的目的。”在上海一所大学读大四的夏黎想了想说，“但更多的可能不会。毕竟大学4年，和寝室同学从来都称不上真正的朋友，大家应该也会心照不宣地不再联络了。”
寝室同学关系成了“容器人”
听说复旦投毒案时，夏黎很惊讶，第一反应是开玩笑说“谢室友不杀之恩”。但在读了案件的报道后，她渐渐“有些理解”了：“像这样的寝室矛盾其实很多，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日积月累形成的。这个案子，只不过是用极端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在武汉大学担任辅导员的陈菊平说，在他的学生中，宿舍人际关系紧张的有不少，经常有学生来找他反映问题，要求调换宿舍。究其原因，无非是由于生活方式、作息规律、卫生习惯、家庭背景的不同造成的。
“大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夏黎细数着自己和身边人遇到的寝室矛盾：有人喜欢深夜淘宝、看电视剧，电脑屏幕的光会影响别人睡觉；有人走路时爱跺脚，敲门的声音特别大，或者用脚踢门；有人睡得太晚，有人起得太早，有的同学脚臭，有人则晚上睡觉会打鼾；有人会质疑平摊水电费的数额，有室友在暗中是学习上的竞争对象，互相较劲……
有时候，常常被外界景仰的“学霸”，在寝室里也会成为被讽刺的对象。华中科技大学的谢刚说，每当自己背着书包去学习时，被某个同学撞见，对方就会用奇怪的语气说“又去自习啦”。“这让我感觉很别扭，他自己不去自习，也不愿看到别人去上自习。”谢刚说。
就是在这些细小的争端中，不少人逐渐习惯不再对室友交心。在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刘彦的印象中，寝室同学关系还不错，也偶有“卧谈会”，但聊天的话题仅限于“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即便是这些“形而下”的方面，她也会谨慎地“不去涉及价格”，因为大家消费观不同，稍不注意就会攀比。而人生理想和目标、在学习和工作中的感触，则都属于“绝对不会聊的内容”，因为容易引起利益冲突。
“寝室聊天都是聊八卦，不会说掏心窝子的话。”在仰恩大学2011级的林雅看来，最典型的“掏心窝子的话”，就是自己对未来的计划，这是聊天的禁区。
她经常想，寝室同学关系有些类似日本学者所说的“容器人”：人就像是透明的玻璃罐一样，不断接受外界的信息，但内心世界却是封闭的，人与人之间不能进行正常的交流，如果试图走进对方的内心，两个容器就会发生碰撞。
目睹这样的一些同学关系，总会让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感到诧异。“现在的一些大学生奉行个人主义，更多地考虑毕业后如何找到一个好工作。”在他的记忆中，自己读大学时则是“集体时代”，闲暇时间，大家就集体去看电影、郊游，同学们的偶像都是中国女排，目标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除了父母的关爱外，看到更多的是竞争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意与同学分享自己的情感、经历，就像企业的经营者不愿意与竞争对手分享商业秘密一样。”乔新生说。
期末考、保研等关键时期矛盾最突出
寝室关系的演变，在已经当了12年大学辅导员的张帆看来，尤为有趣而深刻。1994年，张帆自己刚刚走进大学校门，对那时有些羞涩的他来说，周末的舞会是最能锻炼勇气、胆量和交际能力的场所。
而十几年前的学生，彼此之间的关系似乎表现出比现在更“和睦”的状态。“过去的学生经历多，大家庭里可能还有兄弟姐妹，要处理邻里关系，也看到过父母的坎坷经历，知道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时，考大学也不容易，所以他们比较互相忍让。”张帆说。
在他看来，现在的一些学生最大的特点则是“个性鲜明”。“个性是中性词，但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往‘脾气不好’上偏。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家里也是独门独户，和邻居不认识，往往受不了一点委屈。志趣相同是闺蜜，意见相左则冷漠，如果有矛盾或不合自己意愿的事情，就会下意识地自我保护或反击。”
张帆发现，学生之间有矛盾时，往往不会让老师和家长知道，而是倾向于私下解决，更多的则是搁置下来、让时间冲淡一切，但却往往导致积累到一定程度，“如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如今的校园环境，也已经与当初不太一样了。在奖学金、助学金申请时，在期末考、保研等关键时期，往往是班级和寝室矛盾最突出的时候。奖、助学金的金额少则几百元，多则几万元，而考试成绩，则与保研、出国、找工作有着密切关系。“由于这些和自身利益相关的机会含金量增加，大学里的同学关系开始变得不那么单纯了。”就读于重庆大学的刘昊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班里每次都考第一的女生和总考第二的女生一直都形同陌路，平时聊天时，只要有人谈到“第一”，“第二”就会自动退出讨论。到了评国家奖学金时，两个女生不相上下，“第二”女生便找到院办和辅导员百般哭诉，最终，辅导员便提高了她的课外活动成绩，让她的总分上升到了第一位，取代“第一”女生拿到了一等奖学金。从此，两人更加势不两立。
李燕今年在一所二本高校读大三，家里一直很贫困，还有三个兄弟姐妹。但就因为害怕被室友孤立，此前两年，她甚至都不敢参加国家助学金的申报。同寝室的同学即使已经一起生活两年多，但每当申请国家助学金时，不管谁递交申请，寝室同学都会冷言冷语，似乎这些人都不应该得。
李燕说，如果看到同寝室有人拿了助学金，其他人都会聚在一起说风凉话，“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缺钱，或者自己想拿，他们也没有参评的资格，但就是看拿的同学不顺眼。”
在社交媒体创造的“舒适区”里逃避人际交往
刘昊发现，身边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的同学开了微博，却从不和自己的室友互粉，每当和室友有矛盾后，就会在微博上“吐槽”，以此来发泄情绪。
刘彦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爱熬夜玩游戏的室友，有次又玩了一通宵游戏，她觉得太吵睡不着，便赌气下床，抄了一夜的笔记。她没有当面指责对方，而是将自己的不满发在了微博上，随后，也有班上其他同学看到，并告诉了那名玩游戏的同学。“但她还是自顾自地打游戏，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刘彦说。
对湖北大学的杜琼来说，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似乎已经超过了与身边同学交往的需要。“坐在一起吃饭经常没有话说，都是各玩各的手机，看到好玩的段子，才和大家说一说。”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余晓莉认为，新的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室友关系更加弱化，也创造了一个“舒适区”，使得一些大学生开始更加逃避现实中的人际交往。
“大学4年，我的手机通讯录里存了200多个号码，为了接收通知的需要，微博、微信也加了不少人，但估计一毕业就都成了‘僵尸号’。”夏黎说，毕业以后，她的微信朋友圈应该也会屏蔽包括室友在内的班级同学，因为不希望被了解到自己的近况和心路历程，“这种感觉怪怪的。”
她也感叹，“室友本来应该是最亲密的朋友，但有时候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社会阶层分化凸显在日常交往中
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武汉大学新闻系主任夏琼也有感到不可思议的时候：学生之间相互嫉妒、挤兑，“说得好听是竞争意识，其实是失去了公平竞争的责任感。”
在夏琼看来，部分学生的自我意识的确有偏离的趋势，“自我意识是什么？是自私，还是自我履行责任意识？是简单的不择手段的维护自我利益的意识，还是有自我承担能力、勇于负责任的意识？”
她觉得，这也许是被功利性的教育影响过深的结果。“自我意识和换位思考不是对立的，在明确自己权利的时候，还要明确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夏琼说。
“崇尚自我、以自我为核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因为只有在乎自己，才有可能在乎他人。”乔新生说，“但是，如果过于在乎自己，就有可能损害他人的利益。”
每次面对学生调换宿舍的请求，陈菊平基本上都不会同意。“我不赞同换宿舍，你在一个宿舍待不了，去另一个宿舍还是待不了。换宿舍没法解决问题，关键是对群体生活的认知要提高。”
刘昊觉得，身边凡是人际关系处理比较得当的，大多是性格不那么要强，又懂得一些交往技巧、能够迁就别人的同学，他们喜欢帮助别人，经常借人课本、帮人取快递。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谢宏忠则认为，高校学生之间关系的变化，其实是社会的缩影：更注重社会契约，更有维权意识。“加之整个社会的阶层分化，异质性的凸显也反映在大学生的交往之中，这种改变是必然的。”
张帆则觉得，学生需要接受更多人文学科、伦理学方面的教育，需要全面地培养心智，不能光有智商，要同时有情商。而现在学校一些化解矛盾的措施却停留在“假、大、空”的层面上，难以有效和深入，往往是治标不治本。“但问题出在多种原因上，也不能把责任全归咎到学校这一个社会链条的环节上，需要家庭、社会群策群力，输入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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