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云
写下题目，意味着一件拖了好久的事，开始动手了。
那就先试着想象一下100年前——1911年——那个被历史确定为辛亥革命的事件，就发生在那一年。母亲也就出生在那一年。如影随形般一起出生的“革命”和母亲，有着怎样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举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气氛里，我开笔写母亲，会带上什么样的色彩：有意思的？具有微言大义的？抑或是要值得警惕的？
关于辛亥革命，几乎所有的纪念，都着力于挖掘和描述它在宏大叙事中的意义。身处这场革命前沿或中心的每一个人物，也因此获得了人生价值——它们在辛亥革命的熠熠光环下发出自己的光彩。但是，我的母亲，我母亲的家庭与这一切毫无关系。这应该是基本的事实。即使先知先觉者如鲁迅先生，也要在差不多十多年后，才在他的一些作品中间接地、带着明显距离地回望了这场革命，不失批判的意味。
1:
母亲出生于绍兴安昌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我没有见过外公。外婆倒是老死在我家，那时是“文革”期间，我在黑龙江一个农场“屯垦戍边”。记忆中的外婆衰老不堪，终日犹如一个木桩，枯坐着，或者干脆半倚在床头，只有眼睛时不时动一下，才有一丝活气。
外公外婆都不识字，从安昌农村漂流出来，一路有什么故事，我一无所知。外公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故去的，我没问过父母，父母也从未和我说过。我应该有四个舅舅一个姨。母亲排行老大，名字就简捷叫作“阿大”，这名字就严肃地写在户口簿上。我记事时，大舅早已不在人世，大舅母带着一个儿子，嫁给了小舅舅。大嫂嫁小叔，与其说是风俗，不如说是穷。二舅据说被抓了壮丁，开始还辗转有消息来，说在江西，很快就音信皆无了。我懂点事后推测死于江西围剿，不过也是因为少年时知道江西，全都只和红军、五次围剿相关。科学的说法，二舅算是“失踪者”。三舅舅长得一表人才，他从上海皮革厂迁往广西“支援三线建设”时，来杭州住了几天，看望外婆也看望同样住在杭州的丈母娘。哥哥陪他游西湖，留下的照片上三舅消瘦却英气逼人。娶了大嫂为妻的小舅舅，在上海杨树浦一家工厂当浴室工，我小时候随母亲去上海，小舅舅最得意的，是带我去洗澡，而且总在上午，那是浴池水最热也最干净的时候。我唯一的姨也家在上海，不清楚姨父的职业，只知道他识字，这在母亲娘家犹如石破天惊。
我一样不清楚母亲这么些弟妹为什么都在上海。父母亲不在了，才发现家里很多事我完全懵懂。不是父母讳莫如深，而只是我没想到问，他们觉得不值当说。
2:
母亲出场的那年，9岁。
据说母亲自小性子刚烈，缠脚只缠了几天就以性命相争，最后方圆几十里的适龄女孩只剩下她一个天足。9岁那年，她被外婆牵着手坐一夜航船，从安昌乡下进了杭州刀茅巷的一家丝织作坊。我一直无从揣度她心里是忐忑还是对新生活的憧憬。母亲的9岁开始于滚烫的木桶，那里煮着一桶蚕茧，上下翻滚的蚕茧被一双烫红了的小手捞起，一根根丝这时才能被抽出来——这就是缫丝。都说春蚕吐丝是一件呕心沥血般的事情，但是假若这丝最后为人所用，缫丝实在更加痛苦。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过下去，很少有人能够忍受。但对于母亲，很可能她从来不会想到或许还有更好的生活。在开始时，一个人对生活的忍耐力绝对和眼界相关。然后这种忍耐便会成为习惯。也就是说，被太多的人视为地狱的地方，对另一些人可能是正常不过的常态。我在母亲身上时时感受到的就是这一点——她从不曾抱怨过生活的艰难。不识一字的她，绝不会从哲学或别的角度化解艰难。她刚烈的性子也不是逆来顺受所能解释。她只是习惯了面对艰难，并且用超人的坚韧一步一步去度过艰难。她跟我说过不知多少次：做人一世，“在的”就是好的。相比较于“不在”，“在的”确实是好的。这里既有与“在”相伴相随的意思，还有在坚韧度过中或多或少的感恩，支撑她从九岁开始的人生。想明白这一点，我时常对类似“战胜”“超越”这样的字眼嗤之以鼻，因为那里没有滋味，比如一双小手长年累月浸泡在高温中的全部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