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她出生于1949年的春天，但具体是哪一天没有人说得清，我的外公外婆及一家七口大人在她满月后两天内相继死去，她是镇上的一个疯癫的兰娭毑带大的。每当说到这个事的时候，母亲总是说兰娭毑到街上捡到她的时候，襁褓里肯定会有字条写了她的生辰，只是被不识字又疯癫的兰娭毑弄丢了。母亲上学的时候，说不出自己的生日，老师随意地在表上填了一个9月1日，之后户口本及身份证上出生日期就成了9月1日，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母亲才有了别人给自己安上的生日。
外公外婆为什么在先后两天去世，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母亲不肯告诉她的儿女们。
母亲说，她十七岁那一年，兰娭毑也死了，死得很突然。后来她想，兰娭毑可能是自己饿死的，因为那些年没得粮食吃，兰娭毑把唯一的蕨粑粑留给她便撒手去了。母亲说她童年很可怜，因为父母被划为地主恶霸，她的阶级成分不好，受过很多欺负。母亲现在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她说就是小时候被人打的，最开始只是模糊，也没人带她去医治，时间一长便看不清，二十岁的时候就彻底瞎了。母亲说，好在半疯癫半清白的兰娭毑养着她，别人欺负她的时候兰娭毑装疯卖傻地拦住了，那些人不愿惹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婆子发狂，后来就不怎么敢来欺负母亲了。本来母亲的成份不好，是上不了学的，是兰娭毑疯疯癫癫地缠着学校去闹，跑到政府去闹，村干部们不堪被一个疯癫的人纠缠，拿兰娭毑没办法，既讲不通政策又不能打骂，无奈给了她一纸上学的介绍信，就这样，母亲读了高中。
母亲上完高中后因成绩优异，在公社当过代课老师，教小学，她很喜欢教书，能当上老师她很满足，但也因为成分不好，一直没有转正的希望，再后来干脆被清理出学校了。
母亲在二十六岁那年嫁给了五十公里外同是孤儿的父亲。
父亲没上过一天学，但是能识字，会算数，还知道一些历史地理，这些全部都是结婚后母亲教给他的。记得小时候，姐姐、我、父亲三人一字排开，端端正正地坐着，母亲便在前面用木碳写字，父亲便和我们一道一个一个字地读，一串数一串数的算。后来我们上学了，母亲买铅笔和本子都是一次买三份，有一份是父亲的。父亲因为是孤儿，没人教养，他脾气不好，易动怒，但是识字算数的时候却特别乖巧，当真跟个老小学生一样，啷啷念书。有时候父母吵架，父亲嗓门大，骂得话特别粗，母亲往往争不过，于是就用一些成语或反面典故人名来奚落他，说他是法西斯。父亲听不懂，但明显知道是母亲在贬他，于是他便要我把那些词写给他，然后他悄悄地拿辞典挨个词去查。
从小到大，不管我怎么调皮捣蛋，母亲都没有打骂过我。母亲说，家里一穷二白，她给不了儿女好的东西来疼爱儿女，唯一能给的就只有骄纵。所以母亲不舍得打骂儿女，儿女犯错误的时候，她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讲着道理。那些年，家里穷得没办法形容，我的小时候几乎没有穿新衣服的印象，衣服都是近邻远亲给的，是他们家孩子穿过的，有烂洞的地方母亲把它缝补好。这么多年以后，我仍记得，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家里才有香皂和牙膏用。
和所有穷孩子不一样，我并没有好好地上学读书，我很顽皮，打架斗殴，逃学旷课，在学校劣迹斑斑，成绩糟糕透顶。我上高二的时候，正值姐姐上大学，家里负担繁重，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母亲也因劳累生了一场无钱送医的大病。家里交不起我的学费了，不懂事的我倒挺高兴，因为本来就不爱读书，上高中也是被母亲逼着去的，这回可以真的不用去学校上课了。开学的那一天，母亲带着病怏怏的身子，把我连拖带拉地去到校长办公室，央求能不能先欠着学费，等有钱了就给。校长告诉母亲没有这个先例，况且你家儿子也读不进书了，何必弄得这么辛苦。母亲跟校长说，如果他不读书，他这一生就废物了。但不管怎么求，校长坚决不同意。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母亲让我先回家。半晌后母亲回来告诉我，你明天可以去上学。我很惊讶地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没有说。后来我的同学们告诉我，他们看见我的母亲站在校长办公室过道上绝望地跟校长和老师们说，如果我孩子读不了书她就从这四楼跳下去死了算了。
打那天起，我不再胡闹了，我流着泪重新收拾书本认真读书。
因为功课荒废得太多，我没能考上大学，母亲决定让我参军，她说部队是个大学校，去当兵对我的人生也是一种深造。母亲揣着五十块钱去了几百公里外的省城，求了一个我们不曾知道的远亲，那是部队的一个大军官。母亲凭着打听到的消息去戒备森严的部队院墙外等他，在院墙外露宿了两个晚上，最后得到了远亲说只要我符合条件就保证我参军的承诺。母亲很高兴地回来，到处去向当过兵的人打听当兵的事。我去部队的前一天晚上，母亲把我拉到身边，把家里仅有的一百八十块钱塞到我的手里，嘱咐了我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关于吃饭，她要我去了部队上以后，第一碗饭不能装满了，只装半碗，快点吃，这样的话我就能抢到第二碗；第二件事是关于抢险救灾或打仗的，母亲说遇到救灾或打仗，我要冲到前面，快到战场的时候就摔一跤，让后面的人冲过去再站起来跟着，这样我既能得到勇敢冲锋的奖励，又没有危险。
第二天上车的时候，母亲怕我忘记，硬是要我把她的嘱咐重复了一遍。
我不知道母亲是从哪个当过兵的人那里打听到的部队的事来嘱咐我，到了部队以后我发现完全跟母亲说的不一样，已经是新世记了，生活条件好了，部队的饭管够，并且吃不完，六菜一汤，并且碗里的鱼肉也比家里多多了。还有，我被选为无线电报务员，自然也没有冲锋的时候抢在前面摔跤的机会。
母亲不肯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个远亲军官告诉我了。首长去部队视察，单独跟我谈话，因为母亲从来没有向我提过他，我甚至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只能傻傻地叫他首长。首长看得出来我的生分，他自己向我介绍，并告诉我说，我的外公家祖辈从咸丰年起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做着湘南、粤北、赣西一带的桐油与药材生意，家业颇丰，名享湘南，外公四兄弟早年在长沙读过书，很开明，兄弟四人个个才华横溢，文笔出众。抗战以后有三个兄弟投笔从了国军。因为要打理家产，留着外公没从军，但在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时候，外公捐了家产给国军程潜的前线部队。但解放的那一年闹土改运动，因为捐资过国民党这事解释不清，还有就是兄弟有三人当了国民党的军官参加了内战，是反动派代表人物，其中有一个逃去了台湾，于是外公一家被不分清红皂白的激进分子带领着穷人们给抄了，老外公和老外婆被斗死在台上，是打耳光打死的，外公没去台湾的两个兄弟被枪毙，走投无路的外公和外婆于一个晚上在老街上自尽了，留下我那六岁的舅舅和母亲在街边，那时路人无人敢捡这两个孩子，第二天我的舅舅走失了，不明生死，母亲则被家里的老用人就是疯婆子兰桂花到街上捡回来养大。
听了首长的话，让我想起小时候经常看见母亲在煤油灯下写东西，孜孜不倦，每次都是厚厚的一叠，到处寄。我们很好奇，很神秘，但母亲从不给我们看，还把写过的稿纸锁进抽屉里。那一刻起我才知道，母亲写的是请求政府给外公外婆平反的材料，写过很多很多份，寄给过很多人，甚至，她还写过信给朱德的女儿。母亲写了好多年都没有回音，但她从不曾放弃，一直到现在还在坚持写，不过现在写字没有那么利索，眼已经花了，手一直在抖。
八十年代台海解禁后，有很多台湾那边来大陆寻亲的人，那时候来大陆寻亲的人都很富有，父亲跟母亲说，你的伯伯去了台湾，你也找找吧，或许会资助我们家。母亲始终不肯寻找，也不准父亲和我们向别人提起这事，因为母亲害怕，在历史的大江大海面前，普通人的命运是脆弱的，她害怕还会有政治运动，她害怕再经历一次家破人亡，害怕他的儿女像她一样失去父母。
小时候我很羡慕伙伴们，他们总会兴高采烈地说起他们那个欢乐的外婆家，而我却没有，我没有去过那个令我神往外婆家，因为我压根就没有外婆家。母亲嫁给父亲几十年，回娘家的次数用一只手都能数过来。母亲不回娘家，是因为娘家根本没有娘家人。
当我们长大成年以后，母亲却突然老了。我参军第四年后回家探亲，那时候通讯没有现在发达，父母不知道我回家探亲。当我推开显得破败院门的时候，我看见母亲正在压水井边淘米，我叫了两声妈，母亲才听到，她反过身来的时候，我看到了她满头的白发，酱黑干枯的脸上尽是皱纹，穿着因为劳作而脏兮兮的衣服。因为当兵的这四年我长高了五公分，又壮实了不少，而且穿着严整的军装，当母亲认出我以后，瞬间泪盈眼眶，张大了嘴却没说出话来，手里的淘米盆掉在了地上。
我根本没有想过，四年时间，让母亲变成了两眼婆娑，步履蹒跚的老人。我放下行李，迎上去抓着母亲的手，母亲挣开了，背过去擦着眼泪，嘴里不停地说着我的小名，长高了，长高了。
我问过母亲外公外婆的死，母亲如触电般的紧张神情吓了我一跳，我事先没想到母亲竟然会如此强烈的反应。母亲问我，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了母亲首长的话。母亲打断了我，严厉地警告我，不准跟任何人提起。
母亲老了，记性不好，开始丢三落四，有几次过节过年回家，她在做饭的时候忘记按下煮饭的按扭，当一家人欢喜地上桌时，打开盖来锅里却是一锅水。每到这时候父亲总会在一旁尴尬地跟我们说，别生你妈妈的气，她老了，总是这样子。但很奇怪，母亲能记得人们口中她的家事，记得笔和纸放在哪个地方，而且依旧在不停地写出来。母亲经常找不到钥匙，有一次我的妻子调侃她，说只要把钥匙放在她的信纸上就不会找不到，母亲淡淡地笑了一下连续说，是的，是的。我看出母亲脸上掩饰不住的难堪，还有惊慌与失落，我对妻子说，今后不准调侃咱妈写东西，咱妈这一生的苦难悲痛我们这一代人没办法体会。
在母亲的眼里，无论我们多大，永远都是孩子。我想起网络上的一个段子，说，有一种寒冷叫做你妈觉得你很冷。我笑了，笑得很幸福。因为我的母亲正是这样的，总是在天冷的时候坚持让我们多穿一件衣服，睡觉前给我们加一床被盖。母亲佝偻的身子精心地喂养了十几只母鸡，鸡和蛋无论什么价钱都不肯卖，给她的孩子们吃，她说给孩子们补身子。每次拣满四十只鸡蛋，母亲就会送到城里来。母亲老了，城里车多人多，我们不放心，让她别送上来，但母亲很坚持，她说只有吃她亲手喂的鸡和蛋她才会放心。
后天就是2015年的母亲节了，我的好朋友子淇跟我说，她要制作一期母亲节的电台节目，让我写一首关于母亲的诗给她的节目，我写了好几首，但都放弃了，因为我觉得再华丽的赞美都不能形容我苦难和伟大的母亲。我决定还是像煤油灯前母亲一样，平静地写篇关于她的文章。
我知道这两年母亲很慌张，因为她老了，而且老得越来越快，她快拿不稳纸笔了，她就快看不清纸上的格子。因为祖辈的反动派罪名，母亲受过常人难以捱受的苦难，母亲不停地写平反材料，是因为她害怕她的儿女子孙还会遭受她那样的苦难，这种害怕无时不在，犹如刀子一刀一刀地割在她的心上。有一天深夜，我来到她的案前劝她早点休息，她跟我说，她活着的时候这些事情还能说得清，如果她过世了就没有人能说得清了。我跟她说，那段历史已经一去不返了，不会再有那种政治运动了，母亲很倔强的无言，我能听见她心里说“如果万一呢”的话。
文章写到最后，我想马上去到母亲的跟前，告诉母亲不要害怕，今后我会常回家，她要写的平反材料可以由她来诉说，儿子来帮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