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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农民父亲

  我的父亲今年八十高龄了。精神还算矍铄,除了胃有些炎症以外,身体基本没什么毛病。不过他现在每日必须干的一件事还是吃药,吃预防脑血栓的药,吃治疗胃病的药,吃补钙的药……母亲为此常常与父亲拌嘴:你整天就记得一件事——吃药!吃了这个吃那个,没病也吃出病来了!可背过父亲时却对我们说:多亏自己看重身体保养,有事没事就吃药,要不怎么能活到八十?年轻时我以为能活个五六十岁就谢天谢地了。

  

  一

  

  父亲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听说奶奶当年生育了十个,存活的却只有三个,因而父亲与大伯年龄差别很大,几乎与大伯家的哥哥姐姐同岁。奶奶很早就过世了,连大哥都未能见上。爷爷中年丧偶,无心打理家务,便把家长一职移交给了大伯。大妈生性霸道刁钻,奶奶不在了,大伯又是家长,父母亲年龄又小,所以大妈一直行使的是婆婆的权利却从没尽过婆婆的义务。因而父亲母亲从奶奶过世后几乎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连母亲生育的第一个孩子也因此而夭折,否则我该有一个年近六十的姐姐了。后来分家单过时,爷爷跟了父亲,家产却全部被大伯大妈独占,分给我们的只有仅供栖身的一口窑洞和三间老房子。

  

  我们家当时可是远近闻名的“财东家”,不说家财万贯吧,起码也算个小康家庭。当年土匪曾光顾抢劫,结果被爷爷巧妙利用“高窑”(在窑洞侧面半空挖的小一些的窑洞。从窑洞里侧挖进,再向上挖,然后向院子方向挖个小窑洞,开个小窗户。站在窗口可以看见院子里的情况。是那个时代专门对付土匪抢劫的藏身之处。)上存的石头土块一阵狂砸给打跑了,所以家底还算殷实。据说分家时光银元就有上千块,还有一座两层高的木雕楼房,雕梁画栋的,房梁与地板全是纯松木的,更别说其他了。

  

  分了个家,父亲由一个富农子弟一下子成了穷光蛋子。

  

  二

  

  十八岁那年,父亲参加了西北军,成了一名红军战士。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父亲成了他们营长的司机。半年后,由于从小就有的偏头痛病发作,父亲回家休病假。又半年后,部队多次催促返程,可父亲却留恋家乡不愿在外奔波,又不放心留母亲一人在家面对大妈的种种刁难挑衅,于是,放弃了大好前程而回家务了农。

  

  后来,人民公社组建拖拉机站,搜寻懂技术会开车的人才,父亲便成了首选,顺利进入拖拉机站成了一名拖拉机手。每年麦子收割完后,父亲便与同志们一起到各个村子去犁地,偶尔还会给我们带回来一些农家水果或者小吃。父亲人实在,胆子也小,所以干活从不偷奸耍滑,加上在部队学得一手过硬的驾驶技术,地犁得又多又好,受到了各个村子干部的一致好评,所以很快就被提拔成了队长,又一路绿灯似的成了副站长、站长。可父亲始终未能转正成为一名国家正式干部。原因现在听起来有些荒唐:外公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经常被游街示众。据说外公曾经在国民政府里做过事,解放后就被打成了“反革命”。父亲是他的女婿,因而被诛连,被排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干部队伍之外直到“退休”。所以,父亲是我们公社唯一一个当了几十年拖拉机站站长的农民。

  

  一次病休让父亲从红军战士变回了农民,一个历史原因让父亲永远是一个农民。

  

  三

  

  父亲一生身体瘦弱,一米六五的个头让他看起来基本没有男子汉的伟岸可言,倒有几分女性的柔弱。可他一生养育了我们六个孩子,五男一女,个个身强体壮。五个儿子身高都在一米八左右,就是我这个唯一的女孩子也能达到父亲一米六五的标准。村子里的人都说:这是你两口子积了德!你看村子里谁家有你们男娃多?长得好本事大?!母亲也常常提醒我们:你“大”这么一个又瘦又小的人能把你们六个养活真不容易!我知道,确实不容易。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八口之家仅靠父亲一个临时工的工资外加母亲在农业社劳动所得供养,的确艰难得很,需要付出许多常人不能想像的艰辛与努力。即使后来联产承包到户了,我们家分得了自己的地和牛,也因为我们纷纷离家上学读书缺乏劳动力,花钱的人多挣钱的人少而生活依然拮据。父亲肩上的担子从来就没有减轻过,甚至越来越沉重了。

  

  记得我上高一那年,父亲在家里的一块两亩地里种上了甜瓜。那会儿己经有了薄膜技术,父亲领着我们几个孩子用木蛄椟儿一下一下地敲击着箶箕块儿,用耙仔细地耙地,直到整块地被整得平整如镜。然后打墚。父亲用自己的两条腿当尺子丈量着,划分着,用锄头勾出记号,哥哥们便把刚才捣得细碎的土用锄勾起一道一道一尺左右宽的土墚,上面用木板板轻轻压平。,弟弟在前面手里拿上那根父亲交给的树枝量着尺寸做着记号。我在后边跟着弟弟,从背包里掏出瓜种子,在他划的地方用中指抠个小窝窝,捏两颗瓜种子放进去。父亲说,只有放两颗才能保证出苗率。放一颗的话如果刚好是个坏种子就麻烦了,将来必须补苗,会延误生长期的。等一行种子点完了,父亲与大哥一人拉上塑料薄膜的一头儿给种子盖被子——上薄膜。到此为至,瓜就算种上了。我们全家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终于种完了瓜。我期待着瓜熟的日子,那时候我该放暑假了,又有甜瓜吃了。

  

  起初甜瓜出苗率高结果率高长势喜人,可一场鸡蛋大小的冰雹把满地雪白即将成熟的“白兔儿”瓜全部开膛破肚了。没两天功夫,满地苍蝇肆虐臭气熏天,香甜可口的香瓜成了粪堆上的一抛臭粪,留在瓜蔓上的小瓜芽儿已所剩无几,一年的收成宣告完完了。

  

  又过了七八天的光景,被打蔫儿的瓜蔓慢慢站了起来,好像又恢复了生机重新活过来了,逃过了一劫的小瓜也懒懒地伸开了腰。父亲脸上有了些喜色儿。

  

  谁知过了几天后,先前死里逃生的“白兔儿”一个个都像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残兵败将,个个先天不足歪七扭八,样子难看极了。完全失去了“白兔儿”瓜应有的风姿绰约高洁美丽,让人看了除了心痛还是心痛却又爱莫能助。父亲的眉头又紧锁了起来。也难怪!好多事都等着卖瓜的钱呢!

  

  可瓜儿岂知人之痛?不管长成啥样儿,该成熟的时候它便也成熟了。父亲默默地拿起竹编筐子驾在自行车后座上,骑上车子奔瓜地去了,我与母亲紧随其后也去帮忙。父亲说:把能吃的都摘了。我们便四散开来各自摘瓜,没有了收获的喜悦,剩下的只有惋惜与心痛。我们默不作声地摘着,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两筐。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母亲早早给父亲做好了饭菜。父亲急急地吃了几口,把母亲给他包的馍往提包里一塞,提上秤往自行车前一挂,手扶着自行车把儿等待着我们把瓜筐子往后边放。母亲和三哥一人一边抬着瓜筐子,吆喝着一二三放,瓜筐子便沉沉地压在了自行车上,车轱辘马上瘪了下去。父亲的身子明显地晃了晃,他努力地稳住车把子不让车子倒下。由于我们住在沟底车子又过沉,父亲一个人根本没法推着二百斤左右的车子爬上坡,所以每次都要有人帮忙推上坡,到了塬上平些的路段了,父亲就可以骑着赶集去了。集市在离家三十里外的外县,要去得早才能占到一个有利的位置,早卖完早回家。所以父亲每次卖瓜去时都匆匆忙忙,为的是能占到好位置。去晚了就被挤在角落里,买东西的人根本看不见,即使再好的货也买不到好价钱甚至可能卖不完。瓜如果卖不完就只能倒掉成垃圾了。

  

  这次推车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与父亲拚力向前推着,不敢松手歇息。陡坡上稍一松劲,沉重的车子就会往下倒退而无法控制。很快,父亲佝偻着的背上出现了一个湿圈儿,起初只有隐隐约约的鸡蛋大小,慢慢地氤氲开来,成了手掌大小、帽子大小、脸盆大小直至整个背上全部湿透了。我头上的汗水吧嗒吧嗒往下滴,和进了脚下的泥土里。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汗滴和下土”的句子,噢,原来是这情景呀!手里的手帕儿早己浸满了汗水,我干脆不再用它擦,任凭汗水肆意横流,只是当汗水模糊双眼时擦擦眼睛。我想像着父亲脸上必然也己被汗水浸满,看他不时摔头,肯定是眼睛被迷了的缘故。

  

  终于爬上了坡顶,我和父亲可以站起腰身歇歇了。我松开了手,抬起头伸伸腰摔摔手。父亲依然手不离车把子,他把瓜筐子的左边重重地靠在自己的右腿上,感觉稳当了才直起了腰。他回头朝我笑了笑说:你歇一下就回去吧,这下我一个人就能行了!我答应着歇着,想看着父亲骑上车子走远了我再返回。我怕父亲一个人不能骑动那么重的车子,万一摔倒了咋办?谁给他扶起来?……

  

  四五分钟光景,父亲一边催促着我赶紧回家,一边再次擦了擦自己脸上还在往外淌的汗水,回头急急地蹬着自行车往前奔去,猛地跳上骑着走了。看着摇摇晃晃往前冲的自行车,父亲秃秃的头顶越来越小,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的心里充满了酸楚。父亲己不再年轻,他瘦弱的身躯能否承载得住如此重担?会不会把他瘦小的身躯压垮?!

  

  满以为这筐瓜多少能卖点钱贴补家用,可当一脸沮丧的父亲进了家门时,我们仅有的希望彻底破灭了。父亲赶集去得早,确实占到了一个好位置。我们家“白兔儿”瓜品种优良,虽然经历了冰雹洗礼模样儿不再那么漂亮,可味道基本没多大变化。所以,父亲早早就卖完了瓜,换成了四十几元钱,乐颠颠地装进了自己白衬衣的前兜兜里,推着自行车在集市上转悠着,想给我们几个孩子买点好吃的带回家。走到油糕摊子跟前,他兴冲冲地让摊主包了两元钱的油糕装进自己的提包里,伸手掏钱时惊呆了!卖瓜的钱连同从家里带的二十几元零钱一个大子儿不剩地不翼而飞了!父亲呆在原地好久,心里恍惚得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该怎么办!?

  

  四

  

  父亲要给大哥娶媳妇儿了。大哥晚婚,那个年代二十五岁结婚是真真正正的大龄青年了。不是大哥条件差找不到媳妇,而是大哥太帅气太优秀了,方圆五十里竟没能找到一个与他般配的女子。当然大哥心高气傲也挺关键。父母亲要娶的第一个儿媳妇直接决定着将来的家风门风,他们也要千挑万选呢!左耽搁右耽搁,结果二哥三哥的婚事也迫在眉睫了。

  

  农村娶媳妇都讲究彩礼钱,三个媳妇儿紧跟着,确实让父亲为难了好一阵子。我记得那时候,父亲不是上东边塬赶集卖牛就是上西边塬赶集卖粮食,换回来些钱就放进红木箱子里。红木箱子是父母亲的保险柜,除了父母亲谁都不能打开,钥匙被他们藏在不知道什么地方。那一段时间,父亲经常打开箱子数钱。数数钱再扒在粮囤上看看,还不时用笔计算着。由于经济原因,老凑不够娶三个媳妇的钱,处于中间位置的二哥主动表态,他的婚礼一切从简。于是二嫂被二哥带到铜川单位上举行婚礼。说举行婚礼,其实就是简单给大家发个水果糖喝杯茶,等于向大家宣布一下两人己经成亲了而己。为此二哥二嫂耿耿于怀了许多年就不难理解了,毕竟人一生就一次婚礼,女人一生就做一次新娘。可父亲己经尽力了。大哥的婚礼风风光光,还动用了乡里唯一的一辆东风牌汽车接新娘;三哥的婚礼是在家里举行的,虽然不铺张却礼数周到,热闹详和。

  

  我的婚礼父亲提前就告知了原则:不收彩礼,不搞陪嫁。学习现代人的理念结婚,省得将来被人家家里人说闲话。两个弟弟的婚礼也基本遵循这个原则。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母亲目不识丁,可他们始终坚持婚姻自由,儿女的婚事自己做主,他们基本不参与意见,最多提供个建议而己。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为了爱情与家庭抗争的机会。呵呵!

  

  五

  

  如今,父亲已是儿孙满堂了,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时不时地给远在他乡的儿女们打个电话,询问一下生活工作学习情况。说说他与母亲的身体健康状况,提醒我们:他们该吃什么药了!该检查身体了!让我们随时掌握情况确定未来“工作”方向,以免错过最佳治疗就诊时间。父母健在,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分;父母身体健康更是儿女们最大的幸福。如果我们工作忙碌没顾上及时给他打电话,不出一周时间,父亲的电话必然如期而至。我知道,他牵挂着我们,即使他己八十高龄,我们都己过了不惑之年,可在父亲眼里我们依然是他的孩子,虽然我们经常私底下说“父亲现在真像个孩子”,可我们永远是父亲的孩子。

  

  我的农民父亲,一生吃着皇粮却没个正式身份的父亲,用自己低矮的身躯瘦弱的肩膀撑起了我们六个孩子的天空,也令母亲的天空豁然开朗。让我们在饥荒年代没有挨饿,在落后贫脊的农村里都有书读,通过读书都获得了生存本领捞得了一个饭碗。现在,我们六个必须撑起父亲的天空。父亲的天空也该云开雾散艳阳高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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