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这样走完她一生的
——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
邪恶帮还未做好我彻底平反后，而应给我做好善后工作还我讲师职称时，母亲过世了。
母亲十分的勤俭，但她又是道地的文盲；身材高挑健康，可是小脚一双；畏权势，却是全家的女皇。
她生育了我，又抚养我成人，该是我的母亲了吧？然而，我在她面前却叫不出“妈妈”这个最充满恩情和亲情的称呼了。我在汇赡养费给她时，写上“母亲”笔重似山，揪着心，带着伤痛。以致有多半干脆在短小附言栏上留个空白。我觉得她只是我的一个生母兼养母！
养育之恩被她多次逐出家门，因我被打成右派学生，连累了全家，失她的面子。最后与支宁的大妹合谋，以书写“诬蔑”伟大领袖走上歧路的文章，触犯皇上，被大义灭亲，推进了“四人帮”的人间地狱。由于书生气十足，不与劳改霸头、残渣余孽同流合污而当了十年有余虽在伺机反抗的奴下奴。
在这人间地狱，有母无亲毫无接济却又书气十足的囚徒，不仅受犯人的奚落，也为管教人员所歧视。
粉碎“四人帮”，平反出狱获得自由后，开始只当个乡村中学教师，工资低，无家产，寄居于学校单人宿舍。她不知道儿子的潜能，不知道知识就是财富。她始终认为儿子遭劫吃苦都是因为不听她的安排，而死要走上读书求业的她捉摸不了的道路。对过去斩尽杀绝行为她并不反省，依然心高气傲。含辛茹苦把你养大没有回报；养儿不防老，一脚踢开，无可非议。
她独占了父亲的遗产，够她享用一辈子了；没有子女的赡养也无妨！所以，在我开局不利，与教导主任徐大幸交恶，在她小屋多待了一天，以为我这胳膊又扭不过大腿的讨债鬼又要落魄了。她叫嚷我要霸占她的小屋，继而竟恶狠狠地用双手力推我出门。当然这是由于我对她过去耿耿于怀，没有好脸色给她看，叫不出“阿妈”有关。她老话重提：“我养你十八年哩！”对于偿还不了生育之恩又不低声下气的儿子，她认为打之骂之诅咒之，以致逐出家门、“大义灭亲”，都无可厚非。在我忍饥挨饿受尽磨难的十三年，多次恳求，她毫无恻隐之心与骨肉之情；一分钱、一口炒米粉都不接济。还叫人写信骂我向上海大姊要求接济，“害得永利要和她离婚了！”另一面她对乡亲邻里说：“他死了！”
到了第十三个年头，由于得到北京寄去的我的“右派改正通知书”，在有识之士劝告下，由象山姑妈陪同，前来探监。姑妈捎带一斤饼干接济我那个多半日子是在生命透支的她大哥的儿子，一个瘦长单薄的中年囚徒。然而，当听到在一旁监听的“丘八”队长说：“你儿子表现不好，对毛主席一直不认罪”时，她认为这是“人民政府”的结论，肯定我平反不了，竟至将姑妈要递给我的一包饼干突然抢去，说：“我们中饭还没吃哩！”那时我头上确有一圈叔齐伯夷饿死在首阳山的光环；不待姑妈回还，我便昂然而别。
由于我在大学读书时追随名师，接受钱老信中提及的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生坐标。五七年反右期间，上了全国各大报。以致九十年代出版的一部《中国百名大右派》中也能找到我的名字，被标榜为“北京学生界57探花”；当极左路线受到清算，实行公开审判需要辩护律师配套时，我在当地法院排队摸底中，成了首任律师。随后又在群集于北方的校友们关照下，成了一名大学教师并兼职律师，这时候，她的态度始有根本的变化；对我也笑脸相迎，并且说了：“我错是错了的。”然而，从此我远离故土，在外地创业，继续我从小确立的人生追求。除了按时寄去赡养费，不想见到个人名利重于骨肉亲情曾置我于死地的母亲了。
她生于1910年夏日。长在象山港边，有一个古老渡口的村庄。渡口那个深入洋面、潮汐与风浪昼夜冲刷、沾满贝壳、色泽苍老的石帮码头，标明这个村庄商品交换意识的感染已年代久远。幼时见过外祖父，高大粗犷，务农兼烧制蛎灰出卖。在没有机动车、沥青路的当时，步行肩担在卵石铺砌的交通线上，不断过往的旅客中，也有海盗土匪的影子。外祖父深更半夜在野外靠近海涂村道边拉风箱烧贝壳，常有蒙面客光顾的。他家的柴门，又在三叉路口，去洋北、白墩或县城的必经之地。他一次暴病中不治而死，才五十出头。
母亲是长女，没上学，从小跟着外祖父母为一家的温饱在劳动生活中磨练，深感人生第一要义是自家的温饱。她在家里起了长子的作用，杀鸡宰羊都干。她除了文盲农妇固有的短视、利己，又在外祖父身上熏育了自我中心、好胜要强。她从不认输和认错。她觉得面子与肚子一样重要，两者是双胞胎中的阿大阿小。商品买卖中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路数，她套用于生儿育女上了。
她认为生儿育女是菩萨安排的一种长期投资，“养儿（不包括女的，未出嫁时的女儿以帮家务，邻弟妹当辅助劳力来抵偿生育之劳，一般是不让上学读书的）防老，积谷防饥”早就流传在商品交换的初始阶段了。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欠债要还。佛教的观念是：死了来世也得还。然而，她又是急性子，对于今世偿还不了养育之恩的儿子，尤其在生活日益窘迫下，对不听她人生道路及至婚事安排的长子，她是恨得要命的。
她嫁进了山岙小村，与祖祖辈辈立足于几亩薄田并感受山林大自然恩泽，而与世无争的父亲相结合。在儒学主宰时代的象山，并不轻视农家子弟（除去女性）的启蒙教育，三、五里内都有祠堂私塾。到了父亲小学时代，民国之初，私塾教学，在“人之初，性本善”之外，新增了珠算一门实用课程。文静内向的父亲早早练就了一手苍劲的毛笔字，还学会了打算盘、记流水账。母亲嫁过去后，靠着她强健的体质，坚毅的意志，里外劳动都出色。虽说与毫无夫权思想的父亲做到了平起平坐，但她却不时受到祖母的礼数上的管教，一言一行多受束缚。章村太闭塞太闷气了。只有向外部世界闯！她要让生活多些活力和声色，从事小时耳熟能详的买卖，将本求利，丰衣足食。也只有闯出去，独立门户，才可以成为一家的主宰。终于，她促着肩担一头行李一头刚满周岁的大女的丈夫，迈开了她的四寸银莲，日夜兼程，开始了独立自主的人生道路，在隔港鄞县陶公山落户了。
不到三十岁的一对外来夫妻从事豆腐豆芽生产和买卖，起半夜，落初更，夜以继日；一分钱、一两米的积累。对邻里和当地权势（包括地痞），她不失自重的笑脸相迎。她在外面受到气恼，为求心理平衡，心情舒畅，往往在家出气。颐指气使，吵嚷打骂尿床的二女儿。父亲只是默默劳动，挑担买卖，在与世无争逆来顺受以及抽烟等一些问题上受不了母亲唠叨（家庭利益受到地痞或保长侵犯，应该是男人站出来的，为何总是她出面应对、说好话）时，便避在作坊谷柜当作的床铺上抽闷烟。有几次避着不入席吃饭，她才有点着急，叫我去拉。父亲爱我，当时她也爱我。
她一共生了十二个，长大了九个。五女四子。尽管自己也是女身，却沿袭传统重男轻女。我是第三胎，第一、第二、第四、第五都是女儿，在责怪父亲阳刚不够同时，她对我寄予了全部希望。在我未成年时，她对我额外爱护、吃好穿好是可以想象的。她的理想儿子是成为上海的一个工人。谁想到我硬要走上读书求业道路，结果被打成右派，成了农民都不如的二等公民，连自食其力都成问题！何谈防她的老，对她养育之恩的报答？（前世）“讨债鬼”（投胎来讨债）成了她的口头禅。她的全部失望、怨恨与敌视全集中在这三个字上了。她的怨恨与敌视又因为大跃进造成了半饥不饱而加剧，忍痛变卖了一部分防老金，借以活命。她那外园内方的人格只能加剧对自家不听话儿子的发狠与压迫。她不知道极左搞的贫穷和专制的社会主义是老百姓灾难和悲剧的总根子。她不理解55年检举了逃亡在上海的地主姑父，57年在大学里怎么会去反对共产党？她无法理解，也不想弄个明白，只怪他不听她的话就是。章家祖祖辈辈是靠手艺靠劳动吃饭的，上海来了机会让他去学徒，偏他死要读书。打成右派后又不咬紧牙关劳动，硬着头皮当它几年二等公民，这是圣旨，是命。她不理解儿子不愿在农业生产队当二等公民，外出流浪打工是一种反抗和寻求出路。她却咒骂我“懒尸懒骨，不要再剥削我了！”这种咒语是官冕堂皇的，而常在当街表演。她断定奉化的蒋介石打不回来了，毛泽东是要万岁下去的。并且她把我看死了，决定一刀两断。文盲与无知相连，她的气质又是易走极端。
当支宁的三女儿，小学里的共青团支部书记告诉她，“讨债鬼”给她看了“诬蔑”当今万岁爷的文章，便合谋检举揭发。支宁英雄在她竭力怂恿下窃走“黑文”并送交公安局，争一个“大义灭亲”的光荣；面子上从此再不会是右派亲属，而有红五类的光彩了吧。
可是父亲为我的跌落，为章家一颗闪光星星的暗淡，郁郁成疾。他不断的抽闷烟消磨他劳累中的间隙。原本有肺结核感染的肺部，终于酿成了肿瘤。市内华美医院准备在他未转化为肺癌之时，割除这个隐患，已经住院观察了五天。然而，她，我的母亲将他叫回家了。她当着护士与众病友面前说：“我家拿不出动手术钱的！供销社报销一半也不行。”她没说家藏几两黄金是防老的。父亲默然无争地离开了医院。他不是没有一年之内肿瘤将恶化的知识，他的生命之火就要熄灭。他不是不想活下去。但是生活的拖累太沉重了。在三年人为灾害发生时，对着我这个右派大儿子，哭着，重复叨念：“我连几个孩子都养不大！”他不怨天尤人，不怪罪“三面红旗”，也没有怪我长子不得力，只怪自己能力不够。老人家双手扶着藤椅把，端坐而哭泣的情景是令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铭刻在心、负疚终生的。父亲的宽容胸大与无私的奉献精神与日月同辉。
一年后的1965年10月，父亲归天，终年60岁。癌魔折磨了整整两个月，肺癌的剧痛是牵动整个身心的。作长子的在灵床边值夜后回独居的小屋，嚎哭至五更。有人说：“没有长夜嚎哭的男子，不会懂得人生。”我为再也无法报答慈父的养育之恩而仰天长嚎。我彻夜抗议这世界的不公道，我呼吁不存在的头上三尺的神明为什么好人受尽磨难，不得善终！
1984年，我在河北省属高校专业归口，后转至本省杭州任教并兼职律师。在调去河北前夕，我去她小屋取走“文革”浩劫后仅存的一帧与少先队员合影（那时我高中毕业即在一所初级中学任教，并被市团工委聘请为该校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挂着丝绸制的红领巾）。就在弄堂底的小山岗上的宁波师院的红卫兵是光顾过她的小屋的。师院造反派组织知道那里有一个右派妈妈。她面对一拥而入的小将们，不好意思声称她已大义灭了亲，只忙忙的拿出这帧合影去应付。红卫兵胡乱地翻了一阵，没有什么反动的东西，只一副银耳环与“四旧”沾边，也就不了了之。
而今，她见我高升远离，忙忙地从一小盒子里取出钱把重的一只蚂蝗金戒来，递给我说：“本来留着一只大的，等你结婚——今天先给这一只吧。”我拿着，捉摸着。在我刚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她突然带着哀告的声调说道：“我76（岁）了。好几次，雷雨交加的夜里，雷声就在小屋顶上打滚，轰隆隆、轰隆隆……电光劈下来，房子就要塌了。我赶紧裹上被头，躲在桌子底下……”她告诉我这些，是想引起骨肉之情和怜悯之心的。但也反映了有亏于丈夫和儿子而不安吧。她那天说了“我错是错了的。”这句话。接着，老脸露一下尴尬的笑：“（可怜）老头没享一天儿女的福，全让我享了。”这话也是不失自尊的一种反省。我回答她：“这只蚂蝗戒我收下了。算是我继承了父母的遗产。”想起尚有几根金条由大姊保管着，对长子秘而不宣，我说：“说实在，你一点也不给我，我也会按时寄钱给你的。”我的言词和口气明显地冷淡。她觉得讨了一场没趣，脸色就冷了下来。事后我便去嘱咐两个在本村的三弟、四弟：“每天派子女轮流看望她一下，有什么困难给予解决。另外小屋门窗缝隙不少，不妨用壁纸糊好，防冬日的寒风又防夏天的热浪。这是你们在家乡的责任。”这所已经倾斜的木结构小屋，原是她22岁风华正茂时与父亲一起在陶公山的定居点。
调回本省省城后，每次律师工作去宁波出差，即使路过老家，我也总是避着她，怕见面，怕伤痕累累的心渗出血来。但每次汇款给她，她总关心我“在外”的冷热。总说她“在家”也好，不要挂念。如果我在逆境中得到如此关照，那才是正常的母亲。我对她看风驶舵的“慈爱”，提不起兴趣，燃不起母子之情。我那伤痕累累的心灵经过二十余年反复碰撞，已经凝固，对她的感情闸门封闭了。 这样过了几年，我只有汇款，不去见面。她也无话，她知道我有积怨。感情这个东西不是靠一些言辞或书信可以扭转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何况她早已斩钉截铁地声明过：不再吃我的饭，用我的钱。因为她料定我在毛朝永不会有出头有钱的日子了。她不自食其言，从未直接向我要钱，也不计较我给多给少。或许她从小就确认：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加等价交换关系，骨肉同胞归根结底也离不开这不近人情、人性和人道的铁律。她不去儿女家合住，生活自理，享她的清福。只要有这几万元私蓄，到时候不怕没有人来讨好、护理及至送终。在保持俭朴的家风和习惯同时，也讲究吃点营养的和味道好的。比如常常磨制些胡桃、芝麻滋补品。她对来世未雨绸缪，吃起全素来，初一十五去庵堂念佛，又在家里每天念上两三小时，并向菩萨捐献，每年二、三百元。对陶公山流丐不多的行乞，她恢复了合作化前的慷慨解囊。也去听书，家里也有收音机。 不幸的是在外地当武功演员，曾在“文革”中演杨子荣，扮相出众的大弟，由于体内积聚了过多的酒精，兼带徒弟搞副业太过劳累，作息少有规律，突然病逝，终年才过五十！这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大弟嗜酒，汇款很少。但他19岁时就给她生了孙子，舞台上又出过风头，在乡亲邻里面前，使她在面子上得到了满足。在掌握了父亲全部遗产，三个在外有单位工资的女儿按期又有汇款；“防老”不成问题的情况下，面子，或说名誉已占生活需要的首位。她不在乎二儿子赡养费的多少。可是他先她而去。这对她的打击太沉重了！下面两个儿子是农民，不大景气的。大儿子恨心又久久不解。当然她不强求，听任自然。她是硬气的。 1999年夏，当她90大庆时，我在汇款单上破例写了：“祝贺90大庆”。我内心中是说：你长寿百年吧，这点赡养费我是永恒的。她回信除了一如既往的问好、谢谢，新加了“食要吃热”老年人经验之谈。她不说自己的健康已经恶化，来日不多，而继续向我攻心。似乎有所打动了；使我的恨心与痛心交织。 三弟当了苗圃农场的门房。月薪500元。他容易知足，身体胖了。他来电话：“老阿娘眼睛瞎了”！我的痛心骤然上冒。这无疑来自母子之间的天性，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她是因为二儿子中年亡故哭伤了眼睛吧。于是彻底告别了生活自理的岁月，她雇佣了本村的一个外甥媳妇做钟点工。这是1999年秋，她已89岁。已在外地当上初中教师的长孙要陪她去医治。他小时是寄养在她身边的，她在他身上百分之百体现了人伦之常，正如我小时所受到的关爱。对爱孙的再三提议，她拒绝了。 是她对生已失兴趣？相对于34年前逝世的老头，觉得自己活得够了，应该知足。将眼睛医得能看清人的面貌，她的全部私蓄必然泡汤，也不一定医好。她已算计定当：保管在上海大女儿的三、四万元私蓄，决定还给这三位三十余年一直寄钱来的女儿。她认为女儿是外人，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她欠她们。在眼不见只可耳闻的日子里，她多半孤单单病卧在床，难以排遣的人生皆空阴影，使她迅速衰竭了。 2000年春节前汇款，她的回信中有了这样突出的一笔，只这几个字： “我有话要和你说。” 我预感她来日不多了。我的心紧缩了，创伤未愈的心灵隐隐作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觉得不管什么话，都无甚意义，我自己也有65岁了。好话、善意，物质上有利于我，这是肯定的。但我对整个老家已无不可分割的联系。“杭帮”对我的诽谤诬陷虽已争得彻底平反的文件，但还未善后，乡亲对我的尊重敬佩尚待恢复，办丧事无足够钱大排场一番，这是符合我自负心理的。。四弟奸刁的嘴脸又在妨碍我回乡探亲之路。这一血肉的和至亲至圣的联系早在35年前，随着父亲的归天而扯断了。她肯定会给我一只大金戒，但是要我去见她。将近十年没见面了吧。这时她肯定不再提要我结婚的先决条件。可是平反以来，我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生活伴侣。不能为了这只戒子，去胡乱凑合。她是想用这只带不到阴间去的金戒子的魅力，化解母子之间由来已久的疙瘩，并主持她的葬礼，给她死后一个面子。她不会忘记，老头就在见了这大骨头一面、听到他哭叫阿爸之后，才合眼的。然而，这不是物质能够医治的精神创伤。台湾作家隐地说得好：“聚是欢乐，散是悲凉。但友情和爱情（在我这里是亲情）走到后来，有人硬是宁选苍凉而弃欢乐，必有其锥心之痛。” 而她也不强求。破镜难得重圆，何况她是硬气的。你不做这笔买卖，不来送终，我仅留给你6块“袁大头”（银元），命大女儿交给，却与一半金条一起被吞没了！（六十块银元是埋在地下的） 她的一生中，也从未有向人低头求饶求恕的记录。1950年初，一群蒙面抢劫犯深夜入侵，将她的嘴用毛巾堵住，明晃晃的刺刀对着她，她哼哼着拒不拿出几件金银手饰来，直至睡在搁楼上的二姊爬出窗口，站到屋脊上大喊救火，抢犯们仓皇逃窜…… 同年清明节跟，三弟突然来电话：“老阿娘一边脸上生了皮肤癌，卧床不起，眼睛全瞎，看样子要死了！我不会骗你。”三个一直负责赡养的女儿也赶到了，包括远在宁夏已从一所重点小学校长岗位上退下来的三女儿。她们议决：每人每月出资一百元，共三百元，叫在本村的二女儿日夜护理，直至亡故。 二姊比我大二岁，未让上学，从小帮领弟妹，稍大挑担赶市做豆芽生意，后嫁了一个强悍的农民。多次遭受毒打，吃过农药DDT。由于小时尿床，又出天花，留下一些浅淡的容易磨平的麻点，这本是大人的照顾不周或不懂护理所致，却遭到母亲的歧视。女儿也实在太多，二女儿成了出气筒，常受她的细竹棒（制豆腐皮工具）的殴打与恶声恶气的咒骂。所以一直不和。八十年代一次回家老娘告诉我：“一只很大的铜火春给她偷走了。”我理解二姊这种为求心理平衡的偷窃而不置可否。现在，她病危在床，议决冤气尚存的二姊妹护理，这合适吗？很快就以事实证明：这一议决是十分失策的。加速而不是延缓老母的死亡，加深而不是化解老母临终前的痛苦。老母终于对二女儿护理作了评价：“三百元……太多了。”这句言简意赅的话（要知道她讲话已经十分艰难）可以想见二女儿护理很不尽心，根本不体贴。老母此时虽看不见什么，但尚能觉察身边的什么。当三弟告诉我老母这句抱怨时。我说：“看来她还会活一段时期。”三弟说：“最多一个月了。我不骗你。”我要他转告二姊：“好好护理她去见父亲。二姊的晚年，我也会接济的。”回答是：“二姊再也不干了。老阿娘一向看不起她，这是报应。也看不起我。”是这样，三弟在激烈的人生竞争中，不会冒险，不会伤害别人，而总是让在一边。他有父亲的基因。四弟不同，他文化比三弟低，连看报写信记帐都不会，可他手低眼高且心猛，眼看村里镇里集体企业的大量资金被干部以承包、转（股份）制名义不断流失，他也想走歪门邪道。做了几笔水产生意，以次充好，好中夹次，退货腐烂，大亏其本。通过铜陵的四姊借得老母四千元，三姊妹议决，要他每逢老母忌辰，做羹饭，烧纸钱还债。 四弟在几个姊姊面前竭力主张：尊重老母拒绝去市医院治疗皮肤癌的意愿，而叫来邻村一个农妇，每月六百元护理费。老母这时已经气息奄奄，闭着失明的双眼，忍着脸上的癌细胞的折磨，确实一再摇头拒绝再破大钞去请医吃药。昼夜忍受着病痛，把钱节约下来，又不带进棺材，这很有点悲壮意味。她的头脑还是清楚的。比起老头牵动全身心的肺癌剧痛，她觉得她的表皮痛楚不及一提。她比老头多活了三十年，说什么也至少享了二十年的清福，如果她将三四万私蓄（一半是老头的遗产呵）泡在几乎毫无意义的激光治疗上，她，太对不起老头了。也许老头尚在阴间，也许上天成了菩萨。唉，老头老实一生，辛劳一生，总是忍受我的吵闹，不让他住院动手术，不让他多活五年十年，他也顺从。全陶公山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好的。老头呀，等着我，没有几天了。只有老头才是最好的。将女儿几十年来寄来的钱还给女儿，妈妈我并不自私。为娘硬气一生！掌握着一笔防老金是想一辈子不求人，不惜将生活不能自食其力的大儿子逐出家门。何况三年人为灾难中她是饿怕了的。老母一生勤俭，精打细算过日子，此时此刻又不乏一种悲壮。 就在这些日子，奸刁的四弟突然打来电话，先亲热地叫声“阿哥”，接着说“大阿姊有话要和你说。”上海大姊竟一开口就责备我为什么不共同负担老母的护理费！她说老母的半边脸皮流脓渗血，恶臭难挡，“你要立刻寄钱来！”我深感震惊。她不叫我立刻前去，给老娘一点精神赡养而光要钱。这是刁弟的点子，人去就会产生遗产的分割问题。我一向尊重大姊。在十三年生命多半透支的日子，她在我再三请求下，寄了五元钱，几件旧衣衫。这是漫长的囚禁中惟一的邮寄。在我蹒跚学步的幼年，她领我扶抱我。我是感念不止的，曾多次邀请她来杭小住。今天才明白这实际是父母的钱，也是父亲的遗产。邮包寄自乡下，老母却不说是她的钱物，因为她认定自己早已没有扶助我的义务了。何况共产党要大家敌我分明，彻底划清界线。你纠缠不过，只得寄你一次，作为条件，“再不要写信去上海，永利就要闹离婚了！” 现在，在自以为足智多谋的四弟挑唆下，从我地方捞几百元也好。可是我回话说：“护理费我不寄了。我已许诺于三弟，一旦老阿娘亡故，我负担五百元丧事费。至于父母的遗产，我一分也不要。”保管着父母三五两黄金价值的大姊立即说： “她还有什么东西呀！” 这一笨拙的造话，让我丧失了对她的一贯尊重。我立即挂断了电话。 2000年6月24日上午7时许，三弟报了讣音。老母于凌晨五时左右断了最后一口气。他问我去不去？我说“我心难受，毕竟我是她生的、养大的。但我不去了。我知道母亲盼我去，但有人不欢迎。我也不愿听宁夏来的校长大妹对我的开导（她曾在信中抄录许多要我宽容语句）。……我立即寄钱去。”三弟说：“钱有。三个姊姊各得七千元。还有七千用来做丧事。小屋留给长孙。实物归我和四弟。棺材、寿衣寿被由她自己早已准备好了的。阿爸的坟穴一半归她自己了。”看来七千元全用来招待四方亲友的。我说：“我一定立即寄去五百元，代我好好招待象山去的亲戚。”他说：“我已给你定做了一只花圈，写上长子某某，好不好？”我沉吟一下：“不一定要做，多少钱？”“二十元一只，给我面子吧！”“那就有劳了，拜托你了。” 寄钱只化半个小时，但我的心久久不能舒坦、平静。时不时作痛。我不知道诸葛亮挥泪斩稷时，是不是这样的心境。我所断绝的是母子血缘之情，能不痛及心肺？而诸葛亮斩的是他左右手，一样痛及心肺的。即使超然于骨肉之外，眼看一位手腕壮实、小脚强劲，刚强似男子汉、意志坚毅象马拉松长跑选手，在魔王乱世的人生舞台上为温饱与小康拚搏了不下于六十年的女性，却在肉体和精神折磨中皮包骨头般的死去；她认面子为第二生命，却让脸上的恶疮伴随着进了坟墓，也是够让一个多愁善感的书生感伤不尽的。我拒绝前去见她最后一面，听她临终的善言，母子和解，是合乎天理人情的吗？ 专制魔王就是要搞惨绝人寰的株连政策、要通过践踏人伦和人性来维护它无上的权威，我从小没有听从她人生道路的安排，更促使她骨肉相残。 她的死是早晨发现的，弥留时没有一个人在身边。没有一个子女舍不得她，尽管她生育养大了九个。她只能从内心中发出“老头！老头…”的呼喊，她只能孤苦伶仃地去另一世界追寻三十五年前离去的我的父亲。…… 她外园内方，长长的送葬行列，但哭声只发自七十岁的大姊一个。这与送葬父亲的哭喊声、唏嘘声弥漫里弄差远了。为了自身的安康，她错将章门最有希望但多灾多难的大儿子推向绝境。她这斩尽杀绝行为并不是母性的一时错位，无被迫因素。这是长达二十余年的母性在暴政挤压下的变异与着魔；她的气质、性格具有极端倾向，自恋与自我中心。极左气氛笼罩下的她的人生舞台，又使她的偏激不断升级以至于走火入魔，为自身温饱和自以为是而置骨肉于死地。她的一生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作为文盲，她自然弄不明白人生为什么如此复杂和难以捉摸。临终时，她只能归结于冥冥中的天公，归结于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