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我论守孝”的故事出自《论语?阳货》。故事说，宰我，字子我，亦称宰予，春秋末鲁国人，是孔子的高徒之一，他思想活跃，好学深思，善于质疑提问，是孔子弟子中唯一一个敢于对老师的观点提出异议的人。孔子极力主张周朝礼制的“三年之丧”，即君王、父母或丈夫死后，其臣子、子女或妻子要服丧守孝三年。宰我对此提出异议，说：“三年的服丧守孝，时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出来治理国家或家庭，不参加礼仪活动，国家或家庭必乱，礼制必坏；君子三年不练习音乐，对音乐必然生疏忘记。去年的粮食吃完了，今年的粮食又收获了，钻木取火用的木头也换了一个轮回了，守孝一年就足够了。”
孔子问：“你脱下丧服，你吃着好粮食，穿着好衣服，你能心安吗？”
宰我说：“能。”
孔子说：“你能安心，就这么做好了。君子守孝时，吃饭没味道，听音乐不快乐，起卧不安心，所以才不去做。你既然心安，你就去做吧。”
宰我出去之后，孔子说：“宰我真没有仁爱呀。”
“郑板桥改诗”是广为流传的一则名人轶事，真实与否无可考。郑板桥即郑燮，清代著名诗人、画家，“扬州八怪”之一，“板桥”是他的号。故事说，郑板桥从小天资聪颖，才思敏捷，他读私塾时，一日陪老师一起出去踏青。他们来到郊外，踏上了一座小桥，走到桥中间，忽然发现桥下的河水里有一具少女的尸体。惊讶之余，老师即兴吟诗一首：
二八女多娇，因风落小桥。
三魂随浪转，七魄泛波涛。
板桥听了老师的诗，立刻提出疑问：“请问老师，您怎么知道这女子二八一十六岁呢？又怎么知道她是让风吹落桥下致死的呢？三魂什么样子？七魄又什么样子？您怎么会看见它们随浪旋转、泛于波涛呢？”
老先生一时语塞，但立即转窘迫为喜悦，高兴地反问：“那么，在你看来，这首诗应该怎么改呢？”
郑板桥想了想，改道：
谁家女多娇，何故落小桥？
青丝随浪转，粉面泛波涛。
先生听了郑板桥的改诗，非常高兴，摸着他的头说：“你小小年纪，善于思考，这诗改得好！好好学，你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
鲁钝生感言：我们说这两则小故事，是想借此讨论两个问题：
问题一：作为学子、晚辈，怎样对待师长和专家学者等长辈、权威人士的意见、言论、观点或理论？
就一般意义讲，师长和专家学者与弟子和普通人相比，前者肯定比后者知识丰富、阅历深广，其意见、言论、观点或理论可能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但是，这并不等于师长和专家学者说出的话句句都是真理，做出的事件件都是正确的。原因有二：
原因一：人无完人，谁的智能都是有限的，谁也做不到所思、所说、所做的一切都符合事物的规律性，都准确无误，师长和专家学者亦无例外。
原因二：宇宙是无限的、知识是无限的，人类所了解和掌握的那点知识，只是无限中十分有限的一点点，如沧海之一粟，谁也做不到完全了解和把握宇宙的全部，师长和专家学者亦然。
既然师长和专家学者都有可能说错话、做错事，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和提出不同意见。所以，宰我对孔子“三年之丧”的观点提出异议和郑板桥对老师诗的修改，就有其正当性、合理性。而事实又证明，宰我和郑板桥的所说所改又都是正确的。宰我说守孝三年时间太长，有一年就足够了，说的有理有据，让孔子无法反驳，只能退一步说“你觉得安心就去做吧”；经郑板桥修改后的诗，更具有形象性，更贴近事实，所以先生非常高兴。
无疑，宰我提出的异议和郑板桥的改诗都是随机的，都是就事论事，并无有意批评老师和否定老师的想法，而两千多年前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恩师柏拉图的否定则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亚里士多德17岁就拜柏拉图为师，持续了20年，他始终热爱和崇敬柏拉图，视他为良师益友。亚里士多德这样赞美柏拉图：“在众人之中，他是唯一的，……这样的人啊，如今已无处寻觅！”然而，随着学识的丰富和研究的深入，他发现老师的哲学观点有严重问题，师生二人在学术上产生了激烈争论。两人的分歧是：柏拉图倡导“理念论”，认为具体事物只是理念的“基本”和“影子”，具体的个别事物是不真实的，只有它们的理念是真实的；而亚里士多德则力主“实体论”，认为具体的个别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在我们日常看到的实体以外，还要假定比实体还真实的“理念”，是毫无用处的，一般的、抽象的、概念性的东西不能脱离个别的、具体的东西而存在。
亚里士多德坚信自己的论点是正确的，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自己恩师的错误观点。这在当时当地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指责亚里士多德是背叛自己恩师的忘恩负义之徒，而亚里士多德则坚定回击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历史已经经证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从唯心主义向朴素唯物主义的迈进，尽管这种迈进还很不彻底，但难能可贵。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载入史册流传两千余年的名言，就是我们对待师长，对待专家学者和一切权威理论的正确态度和做法，亚里士多德、宰我、郑板桥榜样在前。
问题二：作为师长、长辈，怎样看待学子、晚辈提出的异议或批评？
面对自己的学生或晚辈提出的异议或批评，作为师长，作为长辈，应取什么态度？孔子对宰我提出的异议显然是不满意的，宰我走后，还背后说宰我“没有仁爱”；而郑板桥的老师则对郑板桥改过的诗做出了肯定，并给予鼓励。我们认同后者的做法，理由有三：
理由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这是韩愈《师说》中说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学生不一定非要比老师差，老师也不一定非要比学生强，老师只不过年长先学了一步，再说，由于生活阅历、智能水平和兴趣爱好和所钻研的学科不同，师生各有专长，超越老师的学生比比皆是。
理由二：学生能够和敢于提出异议或批评，说明学生勤于思考并有勇气挑战权威，这是学生最可宝贵的精神品质，也是一个人能够成才的必备素质之一，作为师长、长辈，理应鼓励学生、后生这样做。
理由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就是在后人不断超越前人、学生不断超越师长的过程中，创造了今天的文明。作为师长、长辈，弟子超越自己，正是自己教有所成的标志，理应由衷高兴。这一点，复旦大学中文系美学家蒋孔阳教授就做得很优秀。1980年，他出版了权威性专著《德国古典美学》，书出版后备受好评，但他的一位学生却发表文章提出了四点批评意见。正在日本讲学的蒋孔阳先生读到这些意见后，立即给这位学生写信，明确表示：“你的文章对我的肯定超过我做到的，对我的批评则太客气了，你所批评的几点还是有道理的，我以后有机会一定加以修改。”
做学生，应不畏权威，敢于超越，如宰我、郑板桥、亚里士多德；做师长应雍容大度，闻过则喜，如郑板桥的老师、蒋孔阳教授。
顺便说一句，孔子和柏拉图不买宰我和亚里士多德的帐，倒不是孔子和柏拉图有师道尊严，怕丢了自己的面子，知错不认，而是他们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错。我们知道，孔子和柏拉图是世界文化圣哲，毫不夸张地说，两千多年前，世界同时升起两轮太阳，一轮是东方的孔子，他的思想光辉始终照耀着整个东方哲学乃至东方文化；另一轮是柏拉图，他的思想光辉始终照耀着整个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两人的思想至今仍在东西方世界发挥着重要作用。两位圣哲岂能因弟子的反对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
孔子坚持“三年之丧”的礼制，并以人的情感为依据确立了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他说：“小孩子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三年之丧，就是对父母怀抱我们三年把我们抚养长大的一点点回报，这是天下人都一样的，宰我有三年怀念父母的心情吗？没有，所以，他是没有良心的。”而宰我则是以社会实际生活需要为依据，批评了这种做法的不合理性，两人立论的出发点不同，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孔子极力提倡仁爱、恕道、中和，对待异己总是具有东方的温和，对学生的人格还是很尊重的，所以，他没有当面斥责宰我，也没有强迫宰我改变观点，只是背地里给宰我下了一个“不仁爱”的判词。
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组成，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影子，它由各种现象组成，而每种现象因时空等因素体现出变动性和暂时性。由此出发，他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是天赋的，它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知识不是对世界物质的感受，而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对人的教育过程，就是对理念的“回忆”过程。而亚里士多德则是西方现实主义的鼻祖，在哲学上，他认为世界是由各种本身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组成的，“质料”就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如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存在了，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质料”（物质）。由此他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而不是象他老师柏拉图所说的知识先天地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教育的过程就是培养人从不知到知的过程，而不是象恩师柏拉图所说的是理念“回忆”的过程。两人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和思维进路不同，照样谁也说服不了谁。可这师生二人谁也不客气，两人长时间激烈争论，一直吵到柏拉图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