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戊戌变法志士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字复生，1865年生于北京。据说，谭嗣同五岁时得了一场重病，昏死三日，竟奇迹般苏醒过来，故名复生。谭嗣同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他认为，中国要想去弱图强，必须学习西方，改革封建帝制，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他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因此得到光绪皇帝的重用。
故事发生在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临朝政变，软禁主张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下令捕杀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戊戌变法宣告失败。事先，谭嗣同已经得到消息，他也完全有时间、有机会出逃，大家也力劝他赶快逃走，但他毅然拒绝。他对劝他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坚定地说：“不有死者，无以鼓士气”，意思说，没有为变法赴死者，就不能鼓舞士气。至于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出逃，他非常赞同，他认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意思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没有人逃出去，变法就会后继无人，将来就没有希望了。他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坐等前来抓捕他的人。在狱中，他剑胆琴心，壮怀激烈，提笔在囚室的墙壁上写下了“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笔诗。全诗激昂慷慨，悲壮从容，充分展示了这位维新志士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崇高人格。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从容就义，临刑前大呼：“有心讨贼，无力回天，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林旭、杨瑞、刘光弟、杨深秀和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
作者感言：趋利远害、避死求生是人之常情，而谭嗣同面对刀丛，知其必死而慨然赴之，是超乎“常情”的壮举，是有志之士坚持正义和捍卫真理的伟大抉择。
为真理和正义从容就义和慷慨赴死，是志士仁人“舍生取义”的高贵品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全人类崇尚的道义精神。如谭嗣同者，是民族、国家的脊梁，是撑起人类生生不息的中流砥柱，纵观古今中外史，不乏其人。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南宋名臣文天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共产党人夏明翰；“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革命家陶铸；“坚持哥白尼日心说，坚定不移与教会、神学作斗争，从容走向火场，英勇就义于罗马百花广场”的科学真理殉道者布鲁诺；“饱蘸革命激情写下《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捷克革命者伏契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无私奉献，哪里有贫困，哪里就有他，一生不懈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古巴传奇性革命领袖切?格瓦拉……我们还可以列出成百上千这样的名字，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永不泯灭的一颗颗明星。
谭嗣同的人生经历，最可贵可学之处至少有三：
可贵可学一：执着的爱国情怀。面对积贫积弱的祖国，面对虎视眈眈的列强，谭嗣同义愤填膺，坚决反对与列强签订合约。为挽救民族危亡，他一生殚精竭虑。
可贵可学二：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面临变法失败，他不气馁、不畏惧，慷慨赴死，谱写了一曲悲壮的人生赞歌。
可贵可学三：强烈的创新意识。他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积极倡导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改造中国的封建制度，积极主张通过发展民族工业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强盛。他著书立说，奔走呼号，宣传维新思想；他努力培养维新人才，壮大了维新队伍；他公开与封建旧制度叫板，力主废科举、改官制、办学校、修铁路、建工厂，他的创新思想有力推动了维新变法。
在肯定和赞美谭嗣同爱国情怀、牺牲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同时，笔者对他“坐着等死”的做法则不予认同。在笔者看来，其不怕死的精神可佳，但其做法不可取。道理很简单，在敌我双方的交锋中，有效保存自己是消灭敌人的必要前提，连自己的命都没了，何谈消灭敌人！而不幸被敌人抓获，是被逼无奈的事情。无奈被敌人抓获的合理情境有三：一是被控制、被围困无法逃脱，二是因受伤不能走动或为守护某种必须守护的东西不能离开，三是为了掩护战友、保护民众或不牵连战友、民众而选择牺牲自己。而如谭嗣同，上述三种情境都不存在，他完全有条件逃往国外，但他没有逃走。他不逃的理由听起来很令人振奋，但实质上并没有太大作用，除了证明他不怕死的牺牲精神之外，没有其他意义，那些真正救国图强的爱国志士，绝不会因他逃出魔爪而丧失斗志，用自己的死去鼓舞士气，完全没有必要，反倒削弱了我方的力量，使维新派失去了一位干将。所以，在敌对斗争中，我们反对临阵脱逃的怯懦，更痛恨因贪生怕死而投降敌人的叛徒，但我们也不赞成完全可以保护自己而主动送死的做法，因为这是敌人的幸事，是我方力量的削弱，这样做是不明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