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有两段经历决定了我整个一生：一是“三年大饥荒”时期饿肚子，一个就是作为知青下乡，在农村呆了4年多。
我永远觉得，这一段知青生涯并没有过去，它已成为我的血，我的肉，我的精、气、神，我的梦幻和现实。在这一篇短短的文字中，又怎么能说得清、道得尽个中的丰丰富富、朦朦胧胧、恩恩怨怨、苦苦甜甜呢！也罢，朋友，我且随着意识流，顺手采撷那深沉的海中偶尔激起的几朵浪花，奉献在你面前。
读书和打架
我下乡带了不少书。
单调、沉闷、日复一日的永无变化，只有书是唯一的慰籍。
我那时正着迷于黑格尔的《小逻辑》，就像解数学难题一样啃他那些晦涩的思想，每有会意，便欣喜若狂。甚至一边干活一边在紧张地思考。为了理解辩证法，我还自学微积分。
出工当中有歇息的时刻，女人纳鞋底，男人抽旱烟。我就带两本书。所以每次出工我都背个书包。生产队长，按村里人话说，是个“半吊子”，照说这事他不该管，可是他看着我不顺眼。
一次我刚走出门口就被他叫住了。他说，你出工怎么还背个书包？我说，我上工时又不看书，是歇息时看。他说，那也不行，出工就出工，不准背书包！我说，休息时看书又不影响出工。他说，那也不行，你再带书包就扣你工分！我觉得这家伙欺人太甚，顿时一股无名怒火猛地窜了上来——那时我对农村的粗话已很熟悉了——就狠狠地说，你敢扣！老子今天就要带，你还把我的xx咬了！他说，那好，我来咬你的xx！我拿锄头，他拿扁担，两人就要动手。村人们围上来把我们拉开了。
我照样背着书包上工，歇息时照样拿着书看，但由于生气，什么都没看进去。晚上，跟我关系很好的记工员跑来悄悄对我说，队长还是没敢扣你的工分，今天工分照记。
从那天起，我才获得了背书包出工的自由，再也没人敢来干涉。
那天我带的是两本《列宁全集》，还有笔记本。
追捕
后来我在公社一个片（即几个大队）的学校代课，教了一年多的书。本来教得好好的，因为得罪了校长，遂招来了大祸。
校长是我所在大队支书的小舅子，他找了他姐夫；他姐夫觉得直接出面不好，又通过什么关系找了公社武装部长。武装部长亲自出马，把我带到公社，说是让我受受教育——在当时就是要让我受受皮肉之苦的意思。在动手之前，他临时有事离开了，要我站在那儿不动。这家伙以为我不敢跑，因为经他手下不知打了多少人，恐怕没有一个敢跑的：当地的乡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但我马上就逃了出来，一口气跑回生产队，跟一起下乡的同学匆匆说了几句话，见天色已晚，恐怕对方会追来，遂赶到另一个大队知青点的同学那里借宿。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动身走了几十里路，返回城里。
后来我才知道，对方果然当晚就大肆搜捕，如临大敌，出动了整整一个大队民兵连。他们没想到我会藏在另一个大队的知青点上。当时如果被他们抓住，即使不打成残废，至少也得脱层皮。
朋友，你看，这是不是很有点日本电影《追捕》的味道？
后来我找了县“知青办”的同志，反映了情况，要求他们帮助解决我受迫害的问题。具体办这件事的是一位女同志，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很好听，叫程胜男。她很同情我。经过这位大姐的多次交涉，对方才保证我回队后不再受迫害。其间已近一年。不久我就离开这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县的知青点上。
两年后，这个公社的书记专程找到我，代表公社，为我所受的迫害郑重地向我道歉。
牛棚和“摇篮曲”
我那个知青点就我一个男的，“半吊子”队长遂把我安排在牛棚里睡。应该用于盖房子的安家费被队里挪作它用了；不过，队里也穷。
当中一个天井，对面是仓库，右边是大门，左边是牛栏，我住的这间原先是装火灰的——潮湿的牛栏要经常用火灰来垫——现在就腾出来给我住。
我住的房和牛栏都没有门，每晚睡时，群牛腹鸣如雷，反刍如磨，排泄如雨，煞是好听。而且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天井外或一碧如洗或阴霾如墨的穹空，另有一番情趣。
但天气渐热，蚊虫开始来攻，这异样风味的牛棚终于呆不下去了。好心的菊生大伯要我在他家堂屋搁个睡铺。他的老伴江家妈（她娘家姓江，当地都兴这么叫）有个纺车也放在堂屋。江家妈每晚都纺线到半夜以后，大约只睡三四个小时，又起来出早工。经常是我一觉醒来，她还在纺线。我撒泡尿再接着睡。
这样的情景已在我头脑中形成定格：昏暗的屋里一灯如豆，一缕弱光似有似无，唯有“嗡嗡”声不绝于耳，一个衰老的身影不停地摇动着，重复千篇一律的动作……，这成了我每天的摇篮曲，我好像回到胎儿期，安然沉入梦乡。
母亲，老人，我祝福你们！
凄惨的腊月
有一年的春节我没回家，就在农村过。这一年的腊月，湾子里接连死了两个临盆的产妇。一个有四十大几，她的儿媳妇和她同时怀上了。当地人认为这样大年纪怀孩子是很丑的事——何况还和媳妇一起怀——于是她就一直保密，采取的措施是用布把肚子裹得紧紧的。她的难产也许与此有关。
另一个是新媳妇。人很能干，用村人的话说，很“嘹亮”。她男人是当兵的，结婚没几天就走了；公公是个老光棍（儿子是由侄子过继的），人很古怪，对她很坏。但她似乎没有什么怨言，整天快快活活的。
她对人热心快肠。我记得她的“连场”（字典中叫连枷）打得特别好，她看我不会打，就很热情地教我。到后来我也打得很不错。这连场打顺了手、对了节拍，是很舒畅的事，越打越有劲。我因此很感激她。还有一次出工歇息时，她看我手上长了一个肉刺，疼痛难耐，就拿针给挑了出来，虽然流了不少血，但从根本上解除了痛苦。
苍天无眼，好人薄命。腊月间接近年关时，她二人相继死于难产。这一年天气特别冷，朔风肆虐，大雪弥天。我一个人睡在仓库里（队里要我守仓库），听外面风声、雪声夹杂着一阵阵凄厉的号哭声，真不知人间何世！
两人都是生不下来，最后抬到公社卫生院死的。若医院条件稍好一点，断不会丧命。
手帕情
我是那一块知青中唯一戴眼镜的，于是村人以为我特别有学问。一些当地青年便有意结交。
其中一个家里是上中农。他父亲也粗通文墨，母亲却瘫痪了，虽然坐着，那两只萎缩得很细的手不停地抖动着。且神志似乎不怎么清楚。他还有一个姐姐，会缝纫。
时间长了，我跟他们家都很熟，但关于他母亲的病情，谁都没说什么。
一次我去他家，这青年和他父亲都不在，病残的母亲也歇息了。他姐姐留我坐下，说了很长时间的话。他告诉我，他原有一个哥哥，年纪跟我相仿，已上了大学，后来得病死了。她母亲受了很大刺激，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她还说，她每次看到我，就想起了她的哥哥。她觉得我很像他的哥哥。她说的时候很动情。我听了这话不知该怎么回答，感到有点不自在，因为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于是我就起身告辞。
她没有留我，但等我刚走出门，她又叫住我，过来塞了一样东西在我手上，然后就进去了。我低头看时，是一条洁白的手帕。
这一下我完全明白她的意思了。
我虽然对她全家都有好感，也包括对她，但只是一般朋友关系，从没有往这上面想。感情这个事是无法勉强的。她虽对我有意，怎奈我却没有同样的感情。
此后我去她家少了。因她弟弟的关系有时也去，但尽量避免同她单独接触。即使同她谈起话来，也装作书读得太呆，对她的暗示一无所知的样子。
后来，我看她像是对此死了心。
这样好。
由“小芳”所想到的……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这首歌风靡一时，许多人都爱唱，特别是当过知青的。
我听了之后不知为什么，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别人唱犹可，那些当过知青又同“小芳”这样的农村姑娘有过感情纠葛的人们，唱这首歌时不知有何感想？
我总觉得这里有一种传统的“才子落难遇佳人”的腐朽气息在作怪。“谢谢你对我的爱，我今生今世不忘怀；谢谢你对我的温柔，让我度过那个年代。”——她让你度过那个年代，你让她怎么样呢？你让她怎么度过被你抛弃的年代呢？
这里面不平等：你在农村寂寞了，苦闷了，拿她解闷；最后你返了城，她仍然留在那个你不愿意呆的地方。你实际上是逢场作戏，说得严重一点是玩弄了她的感情。所以你仍然心中有愧，就唱出了这个“小芳”。但有愧的同时你仍然有一种优越感：你已回了城，你同她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所以你才有心情唱这样的歌。
再看看电视剧《孽债》，有同样的问题。
就这样唱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朋友，你不觉得自己太肤浅了吗？
也许有些知青哥们听我这样说不高兴，但我就是这样想的。
如果城乡差别就能阻断一个人的爱情，那它就不是真正的爱情。
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你能说得清楚吗？也许一辈子都搞不清楚。
人实际上多么容易随着境况变！
人实际上又是多么软弱的动物！
从知青生活中学到什么
最根本的就是认识到自身的软弱、矛盾和平常。
下乡前在省重点高中读书，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骨子里有一种精神优越感。“文革”中要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更加深了这种自命不凡，以为当今世界，非我辈其谁——要不，我干嘛下乡时还带一整套《列宁全集》？
下乡后发现，“百无一用是书生”。对于生产队来说，我只是一个占用他们口粮的人。我发现自己除了多读了一点书，不比周围的任何人强。跟他们一样吃喝拉撒睡，跟他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甚至跟他们一样屁股后面别着一根旱烟袋（那时我抽烟抽得很凶）。
书读呆了的人凡事要找个道理，而许多事是没有道理的。村人似乎比我更懂这个道理。文化人，总以为自己充满了理性，殊不知你如果以为理性可以支配一切，那你的无意识的存在马上就会同你开个玩笑，拿你的理性来演一回傀儡戏——这个道理还真用不着弗洛伊德来教。
如果不只是在精神梦幻中遨游，在实际生存境况中的文化人总是尴尬的、软弱的。如果他想超越，不甘心或沉迷于梦，或沉沦于世，他就得首先正视自己的软弱和矛盾，然后咬牙坚持下去，以平常心去做那些平常的和不平常的事情。
写于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