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准确的语言可以为我们描述出人生的况味。而且在这种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面前，其实所谓的人生，所谓的命运，所谓的人，何其之大，又何其之小。
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放开自己天马行空地想象，你可以展开你的想象力，你的灵感，你的天才，但最终发现，你写的剧本还是敌不过命运这个大导演为很多人所写下的剧本。所以我就想说几个被命运之手写好的小人物、普通人的人生剧本。
好多电影或者电视剧，开场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黑屏，上面写着“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是下面这几个故事，我想前面一定要加上这样一句话：本故事纯属非虚构。
第一个故事，四块钱的故事
《羊城晚报》上曾经登载过一篇小豆腐块的文章——《多年黑户终得身份证》，说有一个老人，在上海住，四十多年一直没有户口身份，后来终于补发，他激动不已，说恨不得把身份证裱起来挂在墙上。以我们的直觉觉得这事听起来挺奇怪的，就想探探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见面发现是个一口上海话很瘦小的老人，叫曹瑞华。
十六岁的时候，工厂派他到外地出差买扳手，12个扳手，每个八块钱，剩四块钱。回到工厂，正赶上吃完饭，有个工友没饭票了，就问他，能借几块钱不。他一想，反正会计也下班了，先把钱借人吧，明天还了再去报销。然后一切如常，钱也还了，销也报了。
但是几天后，工厂里突然来了一队民兵，当着众人宣布，“曹瑞华挪用公款，贪污，立即逮捕，劳动教养！”众目睽睽之下，曹瑞华被带走了。十五岁，他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贪污这个词儿，走出那个门儿整个人都是懵的。
后来就一直在农场干活，一干就是六年，1968年， 农场开大会，（那个时候文革，有一段时间流行在人民群众中抓特务集团。）领导说：“现在有个反革命集团，叫反共护国军， 他们的司令已经被抓了，经人检举，还有个头子就在我们这儿！”
曹瑞华一听，觉得挺稀奇啊，他还有点兴奋，左看右看，谁啊谁啊，这时候，领导怒吼，“反共护国军上尉连长，曹瑞华，来了没有，站起来！“ 曹瑞华傻了，呆呆立在那儿，耳边响起震耳欲聋的喊声。
这一次和贪污被抓那一刻，他用的形容词都一样，整个人都是懵的，那种表情像是在开自己的玩笑。
后来继续劳动改造，他被发配去养猪，勤勤恳恳地喂猪，猪喂得也不错，几年以后了，有一次领导来视察他就赶快跑过去问领导，领导说你早就被平反了，你不知道吗？
但还是没有什么理由放了他。就这么二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大家都挺同情他，周围的人也觉得他怪可怜的，有个军代表就说，我放你走吧，偷偷走，但是没有地方接收你，你就没有身份了。于是曹瑞华终于回了家。但也就此成为了一个黑户。
那个年代在上海，没有户口身份意味着没有工作，没有粮油，没有房子，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认为你是一个好人。隔三差五他就成为公安局嫌疑对象，周围的孩子们也特别怕他，觉得他是带点神秘色彩的坏人。
他找不了工作，就去给人推桥头，就是在小桥边，有车子上不去，他推一把，一次五毛钱。有一次，推到了自己的一个小学同学，人家回头看他，他无地自容。
他结了两次婚，但仍然家徒四壁，因为所有家产，尤其房子不能写他的名字。到五十岁的时候，曹瑞华还是一无所有，没有家，没有家当，没有房子，没有身份，是彻彻底底的一无所有。
但是有一次，曹瑞华遇到了严重的车祸，没有了呼吸，人们给他送到了火葬场，马上就要烧的时候，发现他没有身份证。于是，躺了几个小时之后，他醒过来了。醒了之后，曹瑞华仰天狂笑。命运啊！
2001年，59岁的时候，他终于拿到了一纸身份证。他有一番话让人哭笑不得：“我现在看见人有时候把身份证乱放，我就急啊，身份证怎么能乱丢呢，那是命根子啊，命根子，那是灵魂啊，我今天终于有了灵魂了！”
这就是曹瑞华，他用了“灵魂”两个字。
有这么一句话：不知道是谁的小拇指动了一动，他的人生就离自己的原点十万八千里了。
这就是曹瑞华，小人物的故事。他最后怎么总结自己的人生呢，他说：“4块钱，40年，太贵了哈。””
第二个故事，台湾特务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也住在上海，但是住在上海一个特别特别偏远的郊区，据说那是上海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地方。
他说他是一个台湾间谍，而且他觉得自己是在大陆唯一公开身份的台湾间谍，一个叫阚中干的老人。
阚中干还真是一个台湾间谍，而且不是外围的小间谍，他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加入了台湾的军情局，作为顶尖的人才接受特殊训练，他最终被委派的任务，是到大陆去执行爆破和刺杀军政首长的任务。这绝对不是一个小间谍可以干的事。所以可见阚中干应该在这方面还是很有天分的。
那个时候他20出头，是热血青年，一心想着打到大陆去拯救水生火热中的人民，他的父母也在大陆，他也希望能团圆，意气风发到了香港中转待命，等待时机进入大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改变他一生的事。他恋爱了。而且爱上的是一个有夫之妇。那时候阚中干22岁，迎来了他的初恋，一下子爱得昏天黑地。因为他整个的人生都是和父母分离，从小长在一个非常冷酷的环境下，又进行这样非常冷酷的间谍训练，突然而至的温情让他如痴如醉。两个人真的也是爱得如痴如醉。
但很快就被发现了。上峰警告他如果不马上停止，就把他遣送回台湾接受处理。阚中干完全没有想过割舍感情，他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私奔！先到大陆执行完任务再回台湾戴罪立功。
阚中干跟他的恋人小珍一说，两个人一拍即合，欢欢喜喜拉着手就过了罗湖，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几十个小时。到了大陆以后没多久，啥也没干就被逮捕了。其实他早就被盯上了。
两个人都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他被判22年，小珍被判5年。分开的时候，没来得及说一句话。有一次他在窗户里看见小珍在楼下放风，脸色很白，他说，也不敢叫，心都要跳出来了。
22年，他每天都像做功课一样想她，他觉得自己可能会死在监狱里，但是小珍又像是他生命里很微弱的一盏灯火，一直没有熄灭。
22岁入狱，44岁出来，他连马路都不会过了。小珍出狱后一直在农场改造，于是他走了好几个农场去找她。他说到那一幕，完全是电影一般的画面，
“几十里的路，鹅毛大雪，公交车也没有了，站在冰天雪地里拦车，孤零零的，内心说出不是激动还是恐惧”。
最后总算拦到一个拖拉机，但是到了农场，小珍没有在那里。当地人说，你怎么不早来呢，她一直在这等你，等了十七年，五年前，她得了一场重病，差点死了，实在熬不住，嫁给一个老右派，回上海了。
于是他又赶回上海反复打听，终于在一个单位的办公室把小珍给找到了。他一推门，小珍一回头，两个人谁都没认出对方来。定定神，44岁的阚中干，50岁的小珍，互相认出了彼此。然后什么也说不出来。一句话都没说。
后来阚中干手里有了一封信，信上面的字体特别娟秀，字里行间完全像是言情小说。这个信不是写给他的，是写给他弟弟的。大意就是说我和老阚见面太痛苦了，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这就是小珍给他写的这封信。他天天揣在身上，想看又不敢看，每次看又觉得特别特别地痛苦。
他住在这个楼群里，周围没有任何一个朋友，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是谁。他非常怕邻居们发现他这个人有什么特殊之处，可是他一直还保持着一个老特务的习惯：他随身带一个小本，记录着楼上楼下每天干了什么。他每天最大的一个生活内容就是去社区的图书馆，最喜欢看的还是两岸关系。实际上在他当年被捕之后，台湾当局已经宣布他死亡了。
最后阚中干是怎么总结他的人生呢？他说：“大概我这个个性不太适合当间谍吧。”
但是有一件事他说得特别理直气壮。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还住在上海吗，这里这么贵——
“我知道小珍在哪儿。我知道她现在身体是什么样，她有高血压。我知道她儿子在哪儿上大学。我现在人生剩下来唯一的任务就是等着她的先生死。”
第三个故事，我是王成
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部电影叫《英雄儿女》，那里面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英雄王成在一片炮火当中，向自己的战友呐喊“向我开炮”。然后他牺牲在了“向我开炮”的那一刻。
那个英雄王成的原型，叫蒋庆泉。
不过，现实中，他没有牺牲在那英雄的一刻，不仅如此，他并不英雄的命运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的。因为他没有死。而且生活总是比电影还要离奇吊诡，事实是，当他喊出“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之后，并没有炮弹向他袭来，因为，我军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炮弹了。
蒋庆泉晕过去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一个美国大兵正在踢他的身体，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怎么办，我没有死！
他成了战俘，他在战俘营待了几年的时间，后来被关到了韩国战俘营，终于九死一生回到祖国。当年在战俘营经历了非常血淋淋的一场甄别，最终选择回到大陆的，都是冒着极大的生命代价。后来他背了一个处分，复员回了家乡。
50年代村子里放露天电影《英雄儿女》，他一看，那个人不是我么？他抱着孩子，把头抵在孩子的后背偷偷的哭。回到家，被窝里偷偷哭，他说，哭了一两个月这个事才过去。
实际上不仅是那一刻，这之后的三十几年，还是没有人知道蒋庆泉和王成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从来没有跟周围的人，也没跟自己的儿子孙子说过他在朝鲜战场上打过仗，更别提是英雄了。只要提打过仗，他觉得别人必会想起“战俘”这一个他自己认为巨大的耻辱标签。
但是有一个人知道他就是王成。就是当年写那篇战地通讯的记者洪炉。蒋庆泉当时是一个步话兵，当他喊出“向我开炮”的那一刻，步话机那头听到他喊这个话的人叫陆洪坤，陆洪坤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战地记者洪炉，洪炉马上写了一篇通讯。这个通讯大家都觉得特别感人、特别好。但是就在马上要发表的时候，上级就获知了蒋庆泉被俘的消息，通讯马上被撤下来了。但是这个故事后来还是被改编成电影。其实后来几十年间，洪炉一直在想着，我知道这个人是蒋庆泉啊，他去哪了呢，还在世吗，他知道自己是英雄吗，如果不知道，该多么遗憾，所以这几十年，他一直在找他。
直到2001年的一天，《电影传奇》播出了一个对《英雄儿女》的采访，其中就采访了洪炉。洪炉接受了《电影传奇》的采访，专门提到了呼唤王成蒋庆泉，这个节目恰好被蒋庆泉村里的乡亲们看见了，就告诉他儿子说好像电视上说你爸的名字呢。儿子赶快跑来问他，他还是不敢承认，蒋庆泉说，“重名重姓的人多了，肯定不是我。”
直到又过了很多年，洪炉带着另外一位老人来到了辽西的这个小山村，找到了蒋庆泉。蒋庆泉一看来人，扑上去抱头痛哭。然后喊着：“你来了，我就有证明了。”
这个人就是当年步话机那一头的陆洪坤。陆洪坤的出现才让蒋庆泉敢于承认他就是王成。蒋庆泉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82岁了，但是声如洪钟，腰杆挺直，还像一个战士。特别让人惊讶的是，他有三十多年，从来没跟人说过他打仗的经历，人家问他，是不是去过朝鲜啊他，他就说，我给你唱首歌吧，混过去。可是三十多年没讲过，他对所有的细节记得一清二楚，一气呵成。完全不像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的记忆。
他很朴实。他说他原来是被国民党抓壮丁，后来觉得太小就跑了。跑的路上又被共产党的军队看见了，说小鬼，你留下来吧。我说你这回怎么没跑呢，还是那么苦。他说我班长对我特别好，他天天给我洗脚。就是最朴素的一个概念让他爱上这支队伍，爱上这些人，然后从此认为自己就是应该无比忠诚。
讲到打仗讲到战俘营，所有的那些都像讲别的人的事情似的，经常就是放声大笑。
他讲到当年那场惨烈的战役，狮岩洞北山，他说天上一个蓝亮一个蓝亮的，地上掉一根针都能看得见，身边是噗噗噗战友倒下的声音。160多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20人了，所有排级以上的干部全部阵亡。上级就说你步话兵现在就是阵地的司令。他把战友的尸体摞在一起，坐在上边死守。看见敌人越来越近，40米。20米，10米，他冲着步话机高喊：“向我开炮。”
步话机那头喊，那太危险了，他说，少废话！
就在他晕过去之前，他说他看到天上一抹血红，身边的战友都站不起来了，趴在地上挣扎着摸手榴弹。
蒋庆泉有个心结，他说他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炮兵。他最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年那个炮为什么没炮了，为什么没有把他炸死。他说甚至很多年以后去参观一个军事博物馆，他到了炮兵的橱窗前面，差点给人家砸了。就是因为没炮，他觉得让他过了截然不同的一个人生。
最后一个故事，一个老大娘的故事
这个人叫文香嫂。她在海边开了一个特别小的小旅馆，只有十几间房。二十多年了，这个小旅馆还是这么大规模。可是她在当地特别特别有名，为什么呢？
文香嫂有一个习惯，就是没事的时候就到海边去溜达，专门去看那些神色有点不一样的人。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从海边捡回来100多个自杀的人。
二十多年前，她看到一个逃婚的姑娘陷入人生的绝境，想要自杀。她就把她请到自己的小旅馆里，然后陪着她，最终送她重新回了家。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在这20多年里，她捡回的这100多个自杀的人，有外遇的，有被强奸的，有破产的，有找不到工作的，有打游戏离家出走的，有传销的，有得了绝症的，等等等等。
人们问她说你有什么特异功能啊，可以把这么多不同的形形色色的陷入人生绝境的人都拉回来。她说我有什么，我一农村老大娘。我又没文化，我有什么特异功能，我有什么绝招啊。
“我就是给他们煮碗热汤面，陪他们哭一场。然后再给煮碗热汤面，再哭一场。”
她给他们专门准备的旅馆的房间一定是有两张床的，一张想自杀的人住，一张她住，整晚上都不敢合眼。我也问她为什么呢。她就说了一个特别简单的话：“我不能撒手啊。我是最后一根稻草。我不能撒手啊。”
但实际上，当她把这些人重新送回原来的生活之后，她撒手撒得是非常彻底的。回到自己生活当中的人，很多人给她写信、给她打电话等等各种方式找她。她都从来不回。因为她觉得这些人是死过一回的人，他们肯定不会愿意再想到这一刻。她也不希望他们能记得这一刻，记得她。所以我们到那儿去的时候，她也是坚决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一个她曾经救过的人的联系方式。
而且在过去的这20年当中，可能这些人的故事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极致的悲欢离合在她的这个大戏台上，或者在她的这个万花筒当中一一上演。你甚至可以看到时代变迁最真实的一个缩影。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也挺像文香嫂。我们其实也是和文香嫂一样，在人生的海边不断地溜达，不断地逡巡。然后非常有幸地捡到了一个又一个我们所认识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们。
其实你可以看看，曹瑞华，阚中干，蒋庆泉，文香嫂。没有哪个人长得特别像一场电影的男一号女一号，没有哪个人特别像是一个真的非常光鲜的电影的主人公。可是他们的故事在我们心里有了那么多的触动。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是每个人长得都像电影的主人公，不是每个人都长得像电影的男主角女主角，可是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说，又有谁是配角呢？每个人都是这场人生的主人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