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可能注定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举世瞩目的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与大阅兵仪式于9月3日在首都北京天安门隆重举行！大会的主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作为中华儿女，倍感振奋与自豪。这里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革命先烈们的后人，他们更是一生难忘、永久珍藏。本文的主人公就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他就是我们榆次著名的革命烈士王维则的遗孤——寇敏。
今年的大阅兵邀请抗战老兵与烈士子女，这是今年阅兵活动的一大亮点。当这一画面出现时，寇敏老泪纵横，思绪万千，它就如同一道闪电穿透了寇敏的大脑，激活了他体内每一根的“神经”。
随着9月30日在首都又一次隆重举行了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参加，首都各界群众代表手持鲜花缓缓登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习近平主席亲自为烈士献花并整理挽联。寇敏看着看着激动得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此时此刻寇敏终于愿意重新正视父亲光辉而短暂的战斗历程。一下子他感觉到天更亮了，地更宽了，尘封了76的心结终于打开了！
寇敏，1939年5月28日，出生在山西省榆次王都村。当时他家境殷实，祖父寇戟在包头做皮货生意。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师。他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极大的欢喜，因为他是寇家的长子长孙。当年如果他父亲没有过早牺牲，也许他的人生会是另一番景象。父亲——王维则，真名寇凤岗，自幼习武，练就了一身坚实的筋骨，逐渐养成倔强、勇敢、正直、顽强的品格。当时他武艺超群，在当地很是出名。不仅如此他学习文化也同样出众。1936年他在榆次县第三学校高小毕业。他能双手同时写字，而且字迹工整，深得老师宠爱，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文韬武略型人才。
由于他在校期间曾经受过老师的革命启蒙教育，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回到本村学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这时该村地下党组织经常到学校秘密活动，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王维则开始接触馬列书籍，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建立了王都村党支部，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国中。接着又建立了王都村游击小组、抗日民族青年先锋队，他出任队长，开始忘我的工作。他书写手刻印了《唤起劳苦大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与掠夺》、《坚决不做亡国奴》《论持久战》等传单、标语、小册子到处宣传、张贴、散发。激发了榆太路西抗日民主积极抗战情绪。接着又发展了本村多名进步人士加入地下党组织。开展敌后工作，壮大了抗日力量。
1942年榆太路西公安队成立，王维则任队长，他说服父亲把藏在屋檐下的两只枪拿出来，支援了游击小组。
这一年日军大肆进攻，榆太路西县是当时敌占优势的游击区，斗争异常尖锐，牺牲了许多优秀干部。他带领公安队员收集情报、打击小股日军、铲除汉奸。不久他又担任了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进一步开展情报工作，他先后开设了肉铺、面铺，为地下党做掩护，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情报。
日本宪兵队以活捉王维则，赏洋500元来捉他。但是，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他一次又一次从敌人的眼皮下脱险。日本宪兵队气急败坏，动用大量日军对他实施包围。正遇到一家出殡，他和妻子装扮成这家孝子、孝媳，拄着哭仗，混出村外。日军不死心，又精心组织对他实施了围堵，敌人还是扑了个空，便将王王维则的妻子和一岁的儿子寇敏抓到了宪兵队。为了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他历经千辛万苦，地里吃，空墓里睡，地里办公。
194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顺利的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离东阳敌据点逯村休息。接到指令，王维则精心安排保卫警戒工作，次日中午，他亲自到首长住房，详细汇报了敌情和我方工作情况，午饭他还买了酒肉罐头等食品，受到了彭总的批评。他还担负了护送赴延安学习和延安过来的高级干部和党中央首长及外国友人、爱国知名人士等多达两千余名，还为我军提供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药品等。
就是这样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英雄，没有倒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口下，却被阎匪军用刺刀残害。年仅30岁的王维则面对阎匪军的欺骗利诱、软化拉拢，均遭他拒绝，敌人凶相毕露，严刑拷打，用尽各种毒刑，并强迫王维则呼“蒋委员长万岁，阎司令长官万岁”而他却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他每喊一声，敌人就刺他一刀，丧心病狂的阎匪军割掉了他的耳朵和生殖器，当地周围站着怒不可遏的乡民，哭成一片，英勇的王维则不停地在呼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残忍的阎匪军在他身上连刺40多刀，他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一、苦难童年
1939年5月28日，寇敏就出生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华的苦难时刻，危险时刻都会降临在这孩子身上，他从出生到父亲去世从未见过父亲。由于他在一岁时就与母亲做过日本宪兵队的大牢，阎匪军也经常派人打探他的下落，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不断热化，在加上父亲从事地下工作，他的母亲还要为其掩护，所以他在一岁就断了奶，母亲把他寄放在离他们村较远的清徐县小王村张丑义家。张丑义本人也是一名游击队员，张丑义夫妻用爱温暖地接纳了这个幼小的生命，这也是寇敏出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光。刚到这个家他很虚弱，一看就知道是他母亲没有喂养好这个孩子，所以张丑义妻子为他买了一只奶羊，进行喂养，不到半年，这个孩子长胖了许多，身体也不再虚弱了，开始牙牙学语，并开始喊张丑义妻妈妈，从那时起，寇敏认定，这个家就是他的家。
到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的开始，随着寇敏的父亲担任榆太路西公安队队长后，开展了除奸行动，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宪兵队开始抓捕他的父亲，由于多次扑空就开始想起了王维则的妻子儿子，当时形势非常严峻恐怖，日本人排阎匪军到处寻找寇敏的下落。这个苦命的孩子开始了他的东躲西藏流离失所的童年生活。从那时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寇敏是在极度恐慌、害怕、饥饿和陌生中度过。可以说他没有过一天属于正常孩子的生活，曾有好几次差一点就没命了，那时是众多相亲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他，他的童年是不幸的，但同时又是幸运的，因为他吃过百家饭，有多少人保护过他，他被转移过多少次，谁都说不清楚，也没做过统计。
1942年底最寒冷的一个晚上，寇敏的二舅郝成功与二妗跑了20多公里的夜路来到了清徐小王村张丑义家，急忙说有情况，要将寇敏转移，那天外边刮着刺骨的寒风，气温达到零下20多度，由于走得太匆忙，都没有来得及为寇敏穿好衣服，只包了一个被子就趁黑夜赶路。由于天太冷太黑，又急着赶路，被子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给丢了，冻得寇敏哇哇大哭，这时他二舅脱下自己的棉袄包住了寇敏，由于只顾跑而且他的二舅冻得不行，这样包寇敏的棉袄不可能包得那么严实，等到了北田镇他二舅家时，寇敏已经被冻得身体发僵，二舅从此也落下了终身冻疮。
经过了整整一天一夜，寇敏终于苏醒了，可他一天一夜没吃没喝，身体极度虚弱高烧不退，找来邻村的老中医说这个孩子可能没救了，一点儿脉搏都没有了，无奈他二舅又把寇敏抱到了他外祖父那里，经过外祖父的细心调理，总算从死神那里把他拉了回来，在他二舅家住了半年，这孩子就闹了半年的病，和同龄孩子相比寇敏又瘦又小，而且从来没有一个同龄孩子和他玩耍，眼看这个孩子又不行了。一天，张丑义的妻子到临村走亲戚，顺便来看了一下寇敏，结果寇敏一见到“妈妈”马上就有了精神，从炕上爬起来，说啥也要和妈妈走，母子俩抱头痛哭，没办法为了保住寇敏的小命，还得保证安全问题，最后他二舅趁夜深人静，又把他送回到了清徐县小王村。
从1943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寇敏大多数时间是在小王村居住的，期间，像突然被转移这种事，大约有上百次，送他转移的人有他二舅、游击队员还有地下党组织和无数的乡亲们，从懂事以来一直被关在家里的他从来不敢到外边玩耍，他的童年遭遇了太多的苦难与惊险幼小的心被封闭了，同时他的性格也被严重扭曲。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一天他二舅高兴地来到了小王村，他告诉寇敏“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二舅要接你回你自己的家”。对于自己的家他从来不知道在哪，也不相信自己有家，路上二舅告诉他，“你的家在榆次王都村，爸爸在内蒙做买卖，妈妈在榆次城里工作，你先回到家和爷爷一起生活吧。”
怀着忐忑不安和半信半疑的心情，他回到了毫无记忆的王都村，结果家里的五间东房已被日本侵略者烧光，爷爷见到了这个瘦小的孩子都不敢相信这是他的亲孙子。
二、求学经历
解放后回到王都村的寇敏看到同龄孩子都背着书包上学，就回家吵着爷爷要上学，可那时候刚解放，国民党潜伏的特务经常搞破坏与暗杀，爷爷担心怕寇敏遭遇不测，只能善意撒谎说“等你妈妈回来就送你上学”，并告诉他“现在外面经常有坏人偷小孩子，你可不敢一个人出去外面玩”。可寇敏根本不信，经常趁爷爷不在家时溜出去到学校偷听别人上课。果然，有一天正好爷爷出门的时候还告诉他“不要相信陌生人，更不要和陌生人走”，可寇敏根本不信，那天寇敏一个人在学校门外正听课，突然走过来一个人，又给他糖吃，又亲切地告诉他，是他妈妈让他来接寇敏的。寇敏一听非常高兴，便跟随这个人往村外走，正巧，乡里的两个干部在村口不远处看到他，便多了一句嘴，问他“去干啥呀”，他说“这个叔叔带我去城里找我妈妈”，干部问他“这个叔叔你认识吗？”，他说“不认识”引起了干部的警觉，这时特务趁机跑进了庄稼地溜走了。
这件事发生后，寇敏就再也没有出去过家门，这期间爷爷开始传授他武艺。1952年底突然有一天，榆次专属书记王成旺派人告诉他让他准备一下年后送他到榆次上学，这下寇敏高兴得几夜睡不着觉，天天盼望着进城上学。
1953年初，寇敏母亲接他到榆次城，当时，区专属书记王成旺亲自将他送到榆次专区干部子弟学校上小学，班主任车逸夫接待了他，第一句话就让寇敏感到了温暖与高兴，车老师说“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班集体，一会儿让毕增福大哥带你去宿舍给你安排休息和住宿的地方”，从此寇敏在这里过上了安稳、安全、舒适的集体生活，在这里吃穿用学费、书费一切都由政府负担，不用他们花一分钱。
这种生活和学习环境是寇敏做梦都梦不到事，他感觉太幸福了，可隐隐约约还有种不真实的感觉，生怕突然一天失去了。
车老师是一位慈祥可爱的老师，寇敏一见到她就觉得非常亲切，平时老师对他很关心，寇敏刚来到学校，车老师就让他担任了班长，这下寇敏的学习劲头就更足了，而且寇敏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车老师的关爱让寇敏一下子有了安全感、幸福感，感觉生活一下子充满了希望。
可是好景不长，1954年寇敏所在的干部子弟学校与榆次的东大街小学合并，合并后，寇敏仍然是住校生，其他大多数同学都是跑校生，只有为数不多的农村孩子与寇敏同住学校。原来子弟学校的供给形式也变了，吃穿一切费用都是自理，唯一不同的是，寇敏能每月到教育局领取18元的生活费，当时寇敏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这个钱。
新的烦恼又出现了，一同住校的两个农村孩子知道点寇敏的家事，经常找茬欺负寇敏，当时寇敏确实不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一回事，这两个同学经常故意追问寇敏“你是不是就没有父亲，你父亲去哪儿了，你是不是就是个野孩子？”，还恶意地告诉别的同学，说寇敏的出身不好，他家过去欺压过穷人等不实的情况，好在同学们没有相信那两个同学的话，可能是因为那两个同学学习不好吧。
来到东大街小学，由于环境变了，情况也不同了，再加上总有两个同学经常欺负他，还有就是其他住校生经常有父母亲哥哥姐姐来看望，而寇敏从来没有人来看过他，当时最亲的爷爷也去世了，所以一种孤独感时常侵袭着寇敏的心。从而他又回到了童年时那种无助害怕、苦恼伤心时的状态，学习成绩自然也大不如从前。
在东大街上小学期间，有一天好像是过节，同学们都高高兴兴回到了家，而寇敏压着怒火和愤怒回到了母亲的住所，大声质问母亲“我为什么没有父亲？为什么没有哥哥姐姐”今天你必须告诉我，要不我就去死。”这话把母亲愣了许久。缓过神来母亲对他说“孩子，你和其他人确实不一样，你的父亲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为了革命，他抛家弃子从事着伟大的事业，现在他又为了革命远在他乡不能与我们相聚，等革命成功后你的父亲就会回来。”由于当时寇敏还未成人，所以母亲当时只能用谎言来抚慰这个不太懂事孩子受伤的心。
噩梦般的小学生活总算结束，1956年2月，寇敏又到了榆次二中上了初中，两年的初中生活是比较平静的。寇敏依旧住集体宿舍，这里的环境与同学都比小学好了很多，这里的老师好像都很有学问，从此他的日子好过了很多，自从母亲告诉了他他父亲的情况后，他感觉有一种自豪和荣耀感，两年间，再也没有人欺负他了，他也有了一定的自信心，可是他还是与同学们往来很少，不是他不愿意与同学们相处，是因为他经历了苦难的童年和求学期间种种的磨难，其实他也继承了他父亲顽强、倔强、正直的品格。而且他幼年时也练过武艺，应该也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刚强汉子，结果不同寻常的经历和命运把他折磨成一个懦弱、内向、胆小、乏味的人。
三、职场困惑
1958年9月榆次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计量所招工，当时只要三个人，寇敏就有幸被招了进去，从此全区各种计量器具的检查就由他负责，有了工作今后他就可以自食其力了。那时他干劲冲天，每天都要干十几个小时工作，非常认真的检查着各种器具，同事和单位领导都经常表扬他。那时正逢大跃进时期，各行各业都在争分夺秒大干苦干，人们对新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充满了热情，工作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寇敏更是倍加珍惜认真对待，寇敏虚心向老同志学习，为了尽快掌握检查技术，他经常翻阅有关资料、工具书，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就成为计量检查行业的行家里手。
当时榆次专属所管辖区要比现在所管辖区大，要比现在大得多，一共有21个县市和十个乡镇，当时寇敏承担着全区21个县市和十个乡镇的计量检查任务，所以下乡时经常的事。当时寇敏正值风华正茂的青壮年，而又算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一年四季就有三季多的时间在县乡检查。在计量所四年中，几乎没有任何休息和节假日，只有春节能休息三天。那时只要有下乡的任务他就抢着去干，尤其是去乡镇下乡，那时交通极为不便，道路大多是崎岖不平，全凭两条腿进行长途跋涉，所以鞋子就显得非常重要，有时候一双鞋都穿不下一个月来，所以当时下乡是最“苦”的差事，每次下乡寇敏都是积极主动要求，再苦再累他都从来没有后退过，总是觉得比起旧社会吃得苦，什么苦都不算是苦。
然而，到了1962年初，国家出台了一个精简机构，压缩城市人口的政策，俗称62压。当时寇敏的情况正好符合政策的规定。于是，他被压缩回王都村原籍。就这样，寇敏恋恋不舍的离开了他钟爱的计量所。
当时，由于他老家的房子和亲人都没有了，迫于生活，经本家远方亲戚介绍，他到了榆次区外贸公司打零工，当了一名搬运工。
搬运工属于重体力劳动，对于他这种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大难题，但是不干又不行。因为他知道像他这种特殊家庭的人来说，又缺少来自父母的疼爱，不会有人养他，所以能找一份活，再苦再累也的干。他坚持干、拼命干。当时搬运工的工作是要么没活干，要么是一天就得干十几小时扛麻袋的活，常常是累得腰酸背疼。好在不到一年的艰苦磨练，他挺了过来，而且又磨练出他原有的顽强坚韧的品格。
说来也巧，寇敏干搬运工不到一年，也就是到1963年晋华厂招工，因为当时他是初中生，就因为这一点就被晋华厂招了进去。分配到了清花车间，当了一名维修工，清花车间是晋华厂最苦最累的车间，虽然维修工不如计量检查员工作好，但他总觉得比搬运工好了百倍。于是，他又一次开始钻研维修工技术，工厂的机器都属于精密仪器，对维修工技术要求很高，寇敏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当时工厂规定，学徒工定为三年出徒，可寇敏干了不到两年就出徒了，而且他当前的技术已经超过了师傅，师傅对他很是满意。
攻克了技术难题，又一个新的难题出现了。纺织厂的男工人不多，而且男工人的岁数都比寇敏大十几岁，寇敏在车间里连个知心朋友也没有，所以很困惑也很孤独。
纺织厂的工作制和单位也有所不同，实行的是三班倒，白班中班夜班。长期以来极为不规律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劳动让他的身体让身体有些吃不消，再加上他长期吃食堂，导致寇敏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病魔折磨的他生不如死，就这样他还是默默的忍受，从来没有找过领导为他调换工作。他始终相信坚持就是胜利，而且总是在想别人都能干下来，那些老师傅年龄那么大都干下来自己为什么不行。
就这样他一天天这么坚持着，到了1963年底，他的二舅得知他的身体情况很为着急，发动他所有的亲人为他介绍对象，其实也有车间师傅为他提过亲，可人家一了解了他的家庭就没有下文了，车间有了解他家事的工人都知道他家有问题，而且母亲和他几乎没有感情，所以一个个对象都被吓跑了，最后还是一位远方亲戚的亲戚为他介绍了一个姑娘也就是现在的妻子，因为当时那姑娘的父亲就是晋华医院的院长还是一个有名的医生，寇敏当时就因为身体有病，他想找一个医生丈人，他想他的病很快就能治好
四·喜中之忧
就这样在1963年底寇敏如愿结婚。在结婚前夕，他的母亲才将父亲的真相如实告诉了寇敏，此时寇敏深陷沉思中。多年的幻想与期待终于破灭。于是寇敏将自己封闭起来，这下急坏了他的亲人们，眼看婚期已定，可寇敏还是没有心情。经过二舅二妗一天一夜的苦口婆心的开导，寇敏终于想开了，无论生活发生过什么事情，人还是应该向前看、向前走。从此寇敏将父亲的过去及父亲带给他的重重磨难深深地埋在心底。
从此寇敏这个苦命的人，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并且还有了一位知冷知热的爱人，可好事多磨，刚过上幸福生活没多久，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啦。虽然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中的作风问题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但由于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处理和打击。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开始了，晋华厂的所有干部要求到车间劳动。寇敏的车间主任王小辉，科长张玉全两位领导下放到车间劳动。
当时的形势，让人感觉人人自危，所以，工人们都不敢与两位领导多说话。只有寇敏觉得他们都是工人出生，前段时间一直没听说他们有问题。所以他根本不相信两位领导有问题。因此在空闲时或吃饭时，就主动找领导进行劝导，安慰两位领导不会有事。过几天查清楚就没事了。不仅如此，他还陪两位领导下班后看大字报。
没想到，就因为此事，会给他带来了新的苦恼与麻烦。结果，没过几天寇敏的大字报也给贴出来了。当一位工友告诉他让他小心时，他根本不相信会有自己的大字报。大字报揭发他是保皇派，阶级路线分不清，还说他是四类分子等子虚乌有的罪名。从那时起，寇敏陷入了无尽的烦恼苦闷当中，上班时再也不敢和哪两个领导说话了。也不敢和其他工人多说了。只知道干活，当时弄得他有点不知所措再也不敢管任何人的闲事。尽管如此，还是时不时地有人给他贴大字报。于是他开始沉思。
经过文化大革命风雨的洗礼，寇敏逐渐认清了是非界线。寇敏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是用文化与革命冲洗那些资产阶级的灵魂。而不应该搞互相揭发、互相怀疑、互相整人那一套。他认为像他这种历史清白而且是绝对的无产阶级的人，平时不关心政治，怎么倒被政治“关心”了？
随着寇敏儿子、大女儿的出生，寇敏得到了暂时的安慰，但是运动还在天天搞，他时不时的受到冲击。所以，他开始考虑想换一个工作环境，那段时间，他根本没有心思工作，一心想调动工作，当时他天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可是调动工作当时也很不容易。无奈他只能让妻子回家找岳父帮忙。
经过漫长的等待，1974年他如愿以偿地调到了晋中地区商业局车队。终于摆脱了运动风波。当时晋中地区商业局车队人员少、他感觉政治空气好，70%是复员转业军人，而且大多数人是从农村出来的，很淳朴。不搞相互整人那一套。所以寇敏人生的希望又被点燃起来。于是他又开始了钻研技术、钻研业务，废寝忘食地工作。
当时寇敏主要负责车队的安全、生产、车辆调度。这几项工作也是车队最重要的工作和主要工作指标。于是他早出晚归，虚心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从历史资料开始入手，不敢放过任何一个问题，积极开拓市场，搞调查、深研究，打破以往的不合理经营模式，大胆改革，大胆革新技术。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使商业车队的经营管理、生产、安全等工作都步入了正轨。
经过寇敏的不懈努力与追求，晋中商业车队成为了全省商业车队的系统标兵。太原、大同、长治、临汾等地的常派人到晋中商业车队“取经”、学习。工作业绩多年保持全省第一。从此，寇敏把车队的工作看成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
时间很快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在全国深入推进，商业系统在大潮中迅速响应，积极探索。商业系统成了率先改革的试点单位，当时各行各业大力推行所谓;责任制、承包制、租赁制等多种形式的经营方式。商业车队也开始大搞承包制、租赁制等多种形式的经营方式。可是由于缺乏经验，经营不善。致使车队的经济效益也出现了滑坡。寇敏千方百计找出路，想方设法找关系。亲自上门洽谈业务，同时还得追讨运输费。
1988年的一个晚上，寇敏到榆次南六堡村讨要运费，回来的路上，因为天太黑，又正赶上修路。结果掉进了正修的榆次西外环路上，榆次到太原公路二米深的大沟里。落下了终身残疾。当时幸亏还有一个同事相随，要不然说不定命都不保了！当时商业车队连支付他工资和医药费的能力都没有！
从此，寇敏的一条腿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一瘸一拐，就这样当时车队也未给他报销过医药费而且连工资都没发。从此寇敏又一次灰心丧气了，再也没有了往日争强好胜的劲头。也就再也没有心思工作了。
到了九十年代商业车队出现了严重亏损，成了晋中市商业系统的一大包袱，最后被市场经济的大潮淘汰，被晋中市纺织品公司兼并。
这时的寇敏已到了退休年龄，可是祸不单行。1999年7月寇敏退休时，发现1958年参加工作的档案材料找不到了，最后劳动局让出了个证明材料。可劳资科的同志说：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弄丢的，还不知道是那一派弄丢的。最后退休时就少了四年工龄。
五．晚年的窘境
1999年由于养老保险金发放不规范，各企业都是根据经济条件发放，当时寇敏所在单位车队与晋中市纺织品公司合并后，纺织品公司也开始了经济效益下滑。一年只能领到几个月的养老金。
那时寇敏爱人单位晋中市糖酒副食公司也因经济效益不好，发不了工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窘境。寇敏夫妻俩只能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度日。可儿子、女儿都到了结婚年龄，因为经济困难问题，孩子们的终身大事都给耽误了。最后只能草草解决，留下终身遗憾。从此，一提起此事，夫妻俩都心痛不已。寇敏因腿有残疾，没法出去打工，只好让50多岁的妻子到榆次百货大楼当了二年清洁工，挣钱养家。
两年后，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有了保障，寇敏才又一次对生活有了希望。由于寇敏夫妻俩都在商业系统工作，而商业系统又都属于国家抓大放小的范围内，他们的原单位为他们交的社保金是按最低缴费基数缴纳（社平工资的60%），导致夫妻俩的养老金少得可怜。
尽管有了养老金，可寇敏的生活还是每每拮据，烦心事一个接一个。当时大女儿失业，因孩子无人照料，不能出去打工。只能在家待业。小女儿无业，再加身体不好，打工有困难，出嫁更不敢想。
到了2001年，寇敏爱人单位所在单位宿舍，实行房改，给职工把平房改造成楼房。当时是全额集资。寇敏根本集不起房，可是为了不影响其他职工住房，无奈他们搬出原来居住的晋中市糖酒副食公司宿舍。为了减轻日常开支，他们只能选择远离市区，到安宁村租房。寇敏经常说，那段时间的日子就像地狱般苦，租的房子阴冷潮湿。从那时开始夫妻俩身体都有了病。
最后，还是寇敏的老岳父心疼他，让他搬到老岳父家住。寇敏到现在都买不起房，一直住的是老岳父的房子。为此，妻子的弟弟很不满意，经常向他们要求，要继承父亲的住房。最后还起诉到了法院，法院也不能让寇敏夫妻搬到马路上住，最后经法院调解房子还是让寇敏两口子居住。
到了2009年，国家又出台了全民医保的政策，当时寇敏单位、妻子的单位都给退休人员办理了医保，这下寇敏的“心病算有了”医治“。可好景不长，寇敏所在的单位晋中市纺织品公司已经卖给了一个私营企业，这个企业经济效益时好时坏。所以他的医保也是时有时无。爱人单位也经历了改制，关门走人，没钱给退休职工交医保。这对他们夫妻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俩都有病，每年都要住院。2011年寇敏因突发心梗住进了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当时主治医师建议寇敏做心脏支架手术，可是昂贵的费用使他们无法承受，最后只能放弃手术，等待死亡。现在寇敏夫妻俩的医保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为了医保他们夫妻俩不停的找有关部门，至今还是没有结果。
寇敏一生与苦难相伴，尤其是经济困难问题，从来没有过摆脱过贫困。
直到现在，俩人还没有用过手机，家里唯一值钱的物品是一个旧式的彩电。就这还是大女儿婆家支援的。冰箱、洗衣机、电脑，这些普通人家的用品，在他们家根本见不到。尽管这样，寇敏从来没有找过政府、单位领导。他所在好几个原单位的领导，都不知道他是烈士的后代。他从来都不愿向别人提及此事。
当年，寇敏的儿子眼看着20几岁了，但一直没有工作，最后瞒着家里，自己报名当了兵。因寇敏一直以来，对参军心存顾虑。不同意让儿子选择参军，儿子只能瞒着全家，于1986年底参了军。1989年底寇敏儿子复员，恰好赶上国家实行全员分配。他儿子有幸被分到了铁路部门。大女儿当时进了一家大集体，最后没有两年便失业了。小女儿一直是无业人员。
寇敏一生曾有过不少困难与问题，可他一直默默忍受，从未找过任何人帮忙，他甚至连政府机关的大门都没有登过。
2013年榆次区为革命烈士换发烈士证书。寇敏袪袪地到榆次区民政局办公室询问办理。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还用一种怀疑和藐视的态度对待他，问他：为啥你姓寇，你父亲姓王，谁能证明你是王维则的儿子，烈士证应该在郝林叶手里，为啥到了你手里。这些话极大的刺伤了寇敏的心。当时寇敏只能表示：如果你们不信，请给写个收条，你们收走吧！
说这些话的民政局工作人员，请问你：身为公务员，起码也应该懂点政治，了解点历史吧！如果真的是不懂、不了解。那可能你就是混进公务员队伍里的一个糊涂者吧！
2011年七·一前夕，榆次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来到寇敏家，通知他：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了90周年，晋中市的领导要到他家慰问，可有条件“不能向领导提问题，提要求。”令寇敏很是不解。
到了2012年七·一前夕，寇敏找到榆次区民政局询问是否慰问的事宜，得到的答复是：烈士也不可能每家都慰问，令寇敏无语。
现在寇敏的最大心愿就是早日将父亲的遗骨安放到榆次新建的烈士陵园，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寇敏的一生确实是苦难多于幸福，可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常说：他自己这辈子经历过多次死亡危险，但都挺过来了，比起父亲他赚了很多，得到了很多，享受了很多，应该知足了。”他觉得他的一生很值，起码他为寇家延续了后代。对于他来说，这一生中唯一让他难受的是在民政局从来没有得到过温暖。
父母在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上，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父亲能给予力量与方向，母亲能给予爱和安全感。对于这一切，寇敏都没有得到。他的人生也因此或多或少留有缺憾，不完美甚至不幸福。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痕迹，更是一个民族惨痛的历史和刻骨铭心的记忆！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也许寇敏的人生就是他选择的。他所受到的磨难是坏事，也是好事，他期待着日子能一天比一天好。期待自己的儿孙一代比一代强。
作者：榆次：陈 英2015年10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