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是在晚年开始学英语，其中一个原因是毛泽东自己曾经这样说过。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长达五个半小时。
根据韩爱晶的记录，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孙子兵法》，然后出人意料地自问自答：“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实际上，《孙子兵法》的英文是Art of War，译音应该是“阿特奥夫沃尔”，而不会是“阿特米尔”，不是韩爱晶纪录有误，就是毛泽东发音不准。
但是，毛泽东说自己学外文 “半路出家”不完全准确，他接触英文实际上是很早的。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写的《毛泽东传》中提到，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老家，进入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小学堂读书，那里有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教英语和音乐。所以，毛泽东最早是在17岁那年开始学习英语的。从17岁开始接触英语一直到晚年，毛泽东的英语水平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周恩来的英语水平是公认的(斯诺1936年采访周恩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他的英语口语虽然很慢，但是“相当准确”)，他曾对毛泽东的英语水平有过这么一个评价：“毛主席所知道的英语单词比我多得多呢。”周恩来这么说，倒不完全是恭维和客套，我们有例为证。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由副统帅林彪发表讲话。林彪在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当时“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是一个新提法，陈伯达在起草讲话稿时本来写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但是当时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但是，舞文弄墨出身的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听了张春桥的话，毛泽东就说：“以后就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过程中周恩来不在场，也不知道，所以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毛泽东提出异议。周恩来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这时候，毛泽东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周恩来当下便说：“我懂了。”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九大”时，一批各个语种的翻译事先翻译“九大”文件。在翻译中遇到了如何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的词翻译准、翻译好的问题，因为“思想”这个词在外文里有多种理解和表达方式。有的人还主张翻译成Maoism。有关领导不敢作主，于是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又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经过认真慎重的研究，最后确定了“Mao Zedong Thought”的译法，而不用“Mao Zedong Idea”或者Maoism等译法。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与英语有关的轶事，还有一次。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谈话时，指着在场的王洪文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确立了邓小平的地位，史称“长沙决策”。
毛泽东在文革以后虽然没有再学英语，但是却常常在接见外宾谈话中掺入几个英语单词。1975年4月18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抵达北京，毛泽东当天便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两个老友见面寒暄，毛泽东居然说了一句英语：“Welcome (欢迎)!”可能是因为L、N不分，毛泽东自我解嘲地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当双方谈完了共同关心的国际大事，金日成起身告辞，毛泽东却要金日成“等一下”，然后出人意表地问：“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 sticks(两根棍子)?”
毛泽东与美国人会面的时候更喜欢“秀”一把英语。1970年12月18日凌晨，毛泽东身着睡衣，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在中南海住处与美国记者斯诺海阔天空的谈话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一直到午后1时。
吃早饭的时候，毛泽东宴请斯诺，王海容、唐闻生一个作为记录、一个作为翻译作陪。宾主入座，毛泽东起立与斯诺热情碰杯。斯诺用中文祝酒：“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用英语回应：“Long live Snow (斯诺万岁)!”毛泽东接着又跟坐在自己身旁的王海容、唐闻生碰杯，然后幽了斯诺一默：“我看你这个说了半天woman(妇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 woman，你都不跟她们碰杯……”。毛泽东向斯诺介绍文化大革命，“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到处打、分两派。”谈到1967年7月和8月的外交部夺权，毛泽东还使用了July(7月)和August(8月)这两个英文词。 谈到“四个伟大”的时候，毛泽东准确地说出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英文表达式：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然后加上一句：“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说到中国盛行个人崇拜，毛泽东说：“(现在)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你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毛泽东还说：“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话题转到中美关系的时候，斯诺问：“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泽东回答说：“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 Island(长岛)”。这一段谈话，毛泽东一共使用了20个英文单词，尤其是All-around civil war(全面内战)这个词用的很地道，显示了毛泽东的英文词汇功底。
果然，仅仅在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半年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派遣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始了中美建交和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基辛格先后五次见到毛泽东，其中两次是先后陪同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觐见，还有三次是基辛格单独与毛泽东晤面。美国政府最近解密了这几次会见的谈话记录，人们得以了解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合纵连横的往事，也使我们对毛泽东的对于学习英文的心态略见端倪。 1973年2月17日晚上11点半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王海容作为记录在座，翻译除了唐闻生以外，还有一位沈若云。毛泽东显然对这位翻译不大熟悉，谈话间他当着客人的面问周恩来：“这个中国人的英文能力很好。她是谁?”周恩来回答以后，毛泽东感慨地说：“我们的翻译实在太少了……我们现在的翻译现在只有二、三十岁，如果他们老了以后，就无法翻译像现在这么好了。”睿智的周恩来不失时机地进言：“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毛泽东当即首肯：“我们应该送一些像这样高的小孩(用手比了一下)出国，年龄不要太大。”(顺便说一句，就在毛泽东这次谈话后不久，1974年暮春，外交部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派遣5名中、小学生去美国学习英语。这就是新中国政府公派的第一批赴美求学的小留学生。在这5名少年留学生中，后来有两位颇具知名度：一个叫洪晃，是章含之的女儿，另一个叫章启月，是中国驻联合国政务参赞章曙的女儿)。在毛泽东与基辛格的谈话中，毛泽东还对中国人学外语发表了惊人之语：“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文，其他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基辛格不知如何应对，只好问道：“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不料，毛泽东却予以否认： “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基辛格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恭维的机会：“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对此毛泽东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辞汇-paper 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宾主大笑。1975年10月21日晚，毛泽东再度与基辛格会晤。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毛泽东用英语回答“Yes”，并且写在了纸上。基辛格马上恭维毛泽东“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要求毛泽东把这个字条送给他，毛泽东马上爽快地答应了。这张小小的纸条应该是毛泽东流传于世的唯一英文手迹，而且目前存在美国人手中。
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学习英语呢?
第一个原因：有兴趣。毛泽东说过： “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和汉语比较。” 据章含之回忆，毛泽东曾对英语的组词规律发表评论：“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
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
第二个原因：换脑筋。1959年1月，毛泽东接见巴西外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 ”所以，毛泽东的英文老师林克认为，学英语对毛泽东而言也是一种特殊的休息，看书、看文件看累了，会议开累了，接见外宾累了，就让林克和他读英文，一读英文，脑子都钻到单词、句子里去了，其他别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时他睡不着觉，也把林克找来读一会儿，读着读着打起鼾来了。这是一种特殊的休息，也可说是毛泽东式的休息。
第三个原因：马克思。毛泽东学英文常常那马列著作的英文版作教材，比如《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一方面学了英文，另一方面也读了马列。据林克回忆，毛泽东对他说过，“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这也可说是毛泽东式的幽默，否则毛泽东见了马克思说什么语言、谈什么话题呢?
Last but not least，挑战性。记得我在七十年代刚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买了一本英汉小词典，词典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一条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语言要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当时我很不理解，觉得逻辑不通，难道“不好学”就一定要学吗?但是，对于毛泽东而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 “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学习语言的理由，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挑战。1975年12月31日子夜，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这两位美国年轻人注意到，他们面前的82岁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Class struggle这两个英文单词，既反映了毛泽东的英文水平，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毛泽东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