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9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讲话。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口号。这
无疑是为坚持稳定发展的人们敲响了“警钟”。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不能满意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走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会上通过了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 年到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即所谓的《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 ，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11 月2 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 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11 月13 日的《人民日报》 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的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
1957年12 月12 日的《 人民日报》 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 1958 年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提出“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 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1958年1 月2 日至4 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思想和组织动员，随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就“反冒进”等问题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二、南宁会议上一作检讨
毛泽东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清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这些措辞严厉的批评使“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在1月16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会议从晚上八点多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当天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在他的检讨中，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许多同志从周恩来的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1月2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提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关于“反冒进”问题，他得出的教训是：“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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