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毛泽东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态度坚决，他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新中国第一大案敲响拒腐防变长鸣钟。这些年，我们党同腐败分子作坚决地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从刘青山、张子善到新时期的胡长清、成克杰、郑筱萸的脑袋搬家，足以说明这一点。也正是坚强有力、卓有成效的反腐败工作，保证着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发展、不断壮大。这是让我等感到十分欣慰的事情。
但是，腐败分子为何一个接一个前仆后继，难道是他们不怕死?我看还是因为这些人心存侥幸。
吃点喝点拿点用点，出不了多大的事情。许多贪官，都不是一开始就贪，而是在事业有成，官职不断上升，显得有些飘飘然的时候，开始了与罪恶的贪字结缘。有的官员习惯接受同事给点，下级送点，顺手拿点，公家的东西用点。然而，当你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的时候，你可能就离违法犯罪不远了。我们说，久走夜路必撞鬼。不信，你听了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吴鸿玫的忏悔就知道了。她说：“社保案发生后，我先生对我说‘你去纪委主动报告一下，把该说的话说了，卸下包袱’。但我总认为这件事处理得比较稳妥，应该不会出事。在这种侥幸心理的驱使下，我始终下不了决心，几次外出开会途经市纪委大门始终没有勇气走进去，几次想与分管领导讲，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一次次失去了主动交代的机会。我真是后悔莫及，党培养我几十年，我却对自己的组织瞻前顾后。这也反映了我政治上多么幼稚，这些年我虽然增长了干事的能力和水平，手脚长了，脑袋却小了。从一个电话‘你去看看房子’，一直到搬进去住，整整一年半之久，我却从来没有认真地严肃地想想事情后果。可见，我麻木不仁到了何种程度。”
贪得多的人大有人在，攀比心理害死人。在官场上，容易出现的攀比现象是，一些官员开始执行国家某项政策和措施都还是比较守规柜，至少不敢乱来，可是时间稍长一点，发现有的官员做了坏事也未犯事，于是照着做比着做，胆子一天比一天大。可以说是胡作非为，想怎么就怎么。时下，还有一种怪现象，就连贪官包养情妇也已形成一种来势颇猛的攀比浪潮，即谁拥有的情妇多，便说明谁的能耐足。一位副厅级贪官金某创立了“情妇逻辑”：“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因贪官养情妇出现攀比，使贪官情妇多多：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
出了问题大不了下课，不至于脑袋搬家。有的官员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是想如何造福一方百姓，而是想自己如何有利可图。于是，这些人就搞起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穿上合法外衣干起贪婪的勾当，那真是“一朝权在手，弄了钱再说”。尤其是那些官当大了的人，更是得寸进尺，不管百姓死活，只管自己“搞着”，还自认为这辈子进了“保险箱”，出了问题也顶多“下课”。殊不知，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导致了一些官员最终走上了不归路。大家知道，郑筱萸是建国以来的第一个因“犯玩忽职守罪”而获死刑的部级高官。他是这样忏悔的：“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由于我的玩忽职守，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这个账我是应该认的。我今天能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岗位的责任太大，如果我在其它的局级或部级岗位上，即使是受贿的额度再大点，也不至于掉脑袋。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不要以为当官是什么好‘玩’的事，不负责任的结果最后很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下场!”
1949年进城前毛泽东同志就在西柏坡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同志的话，是那样的语重心长。今天，我们重温他老人家的话，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些官员以深刻的教育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