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这是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写给省、地、县、社、队一封信的开头语中的一句话。现在又到了这个季节，50年后，重读这封信，不胜感概。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讲了六件事情：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前面五件是讲实的，第六件是讲“虚”的。用今天流行的语言讲，前面五件是硬件，最后一件是软件。从毛泽东的思路看，他认为要落实前面五件，就当时来说，最要紧的是最后一件：“讲真话问题”。讲真话问题，既是前面的归结，也是贯穿全文的一根主线。比如他讲包产问题时，写道：“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他在这里反对的是“吹牛”。再比如他在讲节约粮食问题时，写道：“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他在这里反对的是“大话、高调”。反对吹牛，反对大话，反对高调，都是反对假话，从正向讲，那就是提倡讲真话。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分析了说假话的危险、危害。他指出：“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了讲真话的好处：“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毛泽东是从公与私两方面来考量利和弊的。
接着，毛泽东又透辟地剖析了有些基层干部爱讲假话的原因。他尖锐地指出：“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伟人的气质在这里显露出来了。他还吩咐基层干部：“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不仅是“不要管”，而且是“根本不要管”。他给了生产队长一个“尚方宝剑”。没有他这句话，谁敢不听上边的?
说实在的，就是有了他这句话，很多人还是不敢。“县官不如现管”嘛!事实证明，有些基层干部后来并没有完全听他的。毛1959年发这封信时，我作为大三的学生，正在上海市嘉定县马陆公社实习。我亲眼看到在这封信之后，《人民日报》还报道了×省×县平均亩产1500斤的消息，也目睹有些领导同志对这封信“严加保密”的神态。他这封信为什么是写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过去有过这类事吗?没有!从来没有!按老规矩，写给省地级，由省地往下传就是了。作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可能是估计到会遇到“肠梗阻”，才断然来个“一竿子插到底”的。难怪这封信常被人简称为“給小队长的一封信”，而不说是给省、地、县、社的一封信。
毛泽东曾在致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谦称写这封信是“心血来潮”，实际上，不是“心血来潮”。第一，是他蕴酿已久的。比如，他在这封信的末尾讲：“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地，不胜光荣之至。”应当讲，他这类掷地有声的言论早在1958年就反复讲过好多次。1958年7月7日毛泽东针对某些人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提法，批评他们是“穷过渡”，“不知天高地厚”。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三次批评在座的“吹”。他说：“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头脑发昏”。1958年11月21日，他说自已是“唱低调”，他提出“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他又声称，他是“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并且要把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到马克思那里告状。”第二，他在写出第一稿后，既征求过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也听取过一部分省市委书记的意见，“请求修改”，“请直作改动”。比如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对这封信提了两条意见，毛泽东都接受了。在“密植问题”上，毛泽东根据曾的意见，在信中加了句：“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在“节约粮食问题”上，曾希圣建议“杂以其他代食品”，并指出蚕豆、豌豆“可以不作粮食定”。毛泽东都采纳了，改为“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可见，毛的这封不到1500字的信，既是他一气呵成的，也是他深思熟虑的。
在这封信之后，毛泽东就逐步形成了“反五风”的思想。他反对“穷过渡”，反一平二调，就是反共产风。他反对“吹”，就是反对浮夸风。此外，从这封信里还可以明显看出他反对“瞎指挥”。他还写道：“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很清楚，毛在这一句话里，连续三次贬了“命令”。他是反对强迫命令风的。至于“干部特殊化风”那是些一贯的思想。
我这个人，听毛主席的话听错了的事是有的。可我坚信听毛主席的话，“反五风”没有反错。我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社科院，1960冬响应中央反“五风”的号召，在宝山县葑溪公社参加一次反“五风”。1961年春，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刘瑞龙带领下，在江苏省常熟县白茆公社又参加反过一次“五风”。毛主席给小队长的信，是打假的铁榔头，是反“五风”的锐利思想武器。我深感毛主席给生产队长的信大得民心，顺乎民意，激发民智。葑溪人称“五风”是“龙卷风”;白茆人称“五风”是“羊癫疯”。
再者，这封信的文风是很泼辣的，不是温吞水。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导师庞季云为了改造我的文风，叫我背这封信，还要求我写学习心得。我背倒是背了出来。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还能把其中的精句说出来，只是学习心得没有写。导师已经仙逝，拖到今天才写出来，算是迟到的作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