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长，是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李家寺镇枣树坪村人，1897年出生在故居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原名世元，又名德元，字子长、浩如，化名秋阳。
（一）豹川播火种
谢子长在学生时代，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经杜斌丞先生教育救国思想的引导，中学肄业后于1919年在家乡办学任教。1922年春投笔从戎，以救国为民、以武装打垮旧世界的思想，考入阎锡山办的山西陆军学兵团。
1923年毕业后，曾赴河南及京津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探寻革命道路。1924年春返回家乡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4•12”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10月10日（农历九月十五）继南昌起义后，唐澍（唐东之）、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等，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陕北清涧发动起义。起义部队受挫后，指战员分散活动。
1928年1月1日（农历腊月初九），唐澍和谢子长在韩城县西庄镇又组建起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他二人分任正副指挥，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1月中旬历经艰险转战来到南梁附近的豹子川。这时，所剩的指战员仅有唐澍、谢子长、阎揆要、雷恩均、郝怀仁等29人。在寡不敌众的严峻形势下，他们在豹子川一带坚持活动，向贫苦民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推翻旧社会，建立新国家的革命道理。从此，豹子川民众知道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打着红旗为天下贫苦人民打江山的好队伍。
1928年1月20日（腊月二十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唐、谢果断决定队伍就地遣散，要求指战员们先各自到群众中去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待时机成熟，再组织较大的武装斗争。
（二）聚义三道川
1928年8月，谢子长为了调查陇东的人文地理，扮作皮货商，在太白活动时，被陇东民团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抓捕。黄给他施以酷刑，险些丧命，但谢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展现了共产党人无比英勇和坚强的高大形象。后经刘约三托其干爹李绪增相救，才逃出虎口。他在曹力如、刘志丹、刘约三家养伤痊愈后，返回陕北，之后倾向于搞兵运活动。
1930年夏，谢子长和刘志丹分别带领自己组建的武装一同开赴庆阳县三道川（今属吴旗县），在陇东民团清乡司令谭世麟部挂名建军。谢、刘分任其直属三团正副团长，刘兼二营长，周维祺任一营长，张廷芝任三营长。刘、谢打算深秋后发动三道川起义。团部和一营驻三道川齐家阳坬，二营驻张家沟和白豹子川，三营驻金佛坪。这时，谭世麟被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委任为庆阳警备司令，并给了骑兵旅的番号。刘志丹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谭很器重，想拉他为己用，叫他来庆阳参加其晋升庆祝会并帮助整训部队，襄赞军务。张廷芝本是洛河川小军阀，他入谭部纯属政治投机。此时，张乘机用金钱美女（把自己亲妹妹假许给周维祺当妻子）收买了周维祺。因谢子长、周维祺等疏于防备，一夜之间队伍被张的人马吞并，接着刘志丹的二营也被打散，幸好，谢子长脱了险。
（三）月明大改编
经过许多艰难的斗争后，1931年11月，谢子长、高岗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经平凉来到南梁统一负责领导刘志丹和阎红彦、师储杰的游击武装。通过整编这支600多人的队伍分为两个支队，师储杰、刘志丹分任支队长。后和陇东军阀陈珪璋谈妥，仍将部队编为陈部十一旅，谢、刘分任正副旅长，部队由二将川移驻悦乐镇新堡和城壕获得陈部许多军用物资。部队在悦乐、城壕驻守期间，打富济贫，曾没收过新堡庞家、城壕张家富户的粮食和财物。撤走时烧了地富的楼子。不久，省委指示要整顿队伍，很快打出红旗，要求把部队开到陕西三原、韩城一带建立根据地，并指示部队成立临时党委会，谢任书记，刘志丹和荣子清任委员。
12月下旬，部队沿子午岭南下。1932年元月初，到正宁县月明塬北桥子村，荣子清代表省委宣布正式将部队称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刘分别任正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指挥部下设两个支队，一个警卫队。2月，部队移驻正宁三嘉塬。
这个时期，谢子长和刘志丹紧抓了部队纪律教育和整顿工作。遗憾地这时发生了“三嘉塬事件”。2月4日（农历大年初一），谢子长指挥一支队缴了二支队的枪，并打死了二支队一大队长赵连璧和谷聚山、周毛牛2人，还收了刘志丹的枪。第二天刘景范、杨培盛、马锡五等40多名干部战士含泪离开了同盟军，回南梁去了。2月6日，一支队长师储杰也率100多人出走，投降了杨虎城。这次收枪事件，大大削弱了同盟军的战斗力。正如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所说，“当时，王明“左”倾路线正统治着全党，即使是走向胜利发展的地区，也很难免在某些方面，某些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和干扰。”但对一个人不能求全责备，功过是非分清就行了。刘志丹、谢子长是陕甘红军的创始人，他们不是神，工作中难免有失误，然而其革命功绩是主要的。陕甘人民革命领袖的地位，这是历史形成并确定的。
(四）寺村塬割据
1932年2月12日，受陕西省委指示，陕甘边红军公开打出红旗，将“西北同盟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此后，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在正宁、三原、富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革命队伍又壮大起来。4月3日，在寺村塬新庄子组织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称寺村原革委会）。主任由车家沟贫苦农民张进元担任。寺村原革委会是在甘肃成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革委会成立后在游击队支持下打土豪、分田地、镇压豪绅恶霸，建立了一小块红色区域。但时日不久，寺村原革委会在4月下旬被敌人破坏，虽然很短暂，但毕竟开创了陕甘边建立革命政权的先河。
1932年4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指责谢犯了许多错误，撤消了谢的职务，派他到甘肃兰州、静宁这一带搞兵运工作。之后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先后由刘志丹、阎红彦担任。6月底靖远起义失败后，8月下旬，陕西省委又重新任命谢子长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10月1日，陕甘游击队由于连吃败仗，不得不退到南梁地区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梢林里休养。谢子长、吴岱峰曾带30多人留守此地，照看60多名伤病员和少先队员，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极寒苦的严冬。 （五）创建陕北红军
1932年12月18日，杜衡再次来到陕甘边，在宜君将陕甘游击队正式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兼军、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谢子长、刘志丹等的职务被撤销，令他们到上海去受训、大家据理力争，杜才让刘留在部队给了一个政治处长的职务。
1933年11月，谢子长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任命为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他回到陕北后，于1934年2月恢复建立了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5月发展到40多人。7月8日在安定县阳道峁组织恢复重建起红军陕北游击纵队，部队6个支队，共五、六百人，谢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
7月28日，他率陕北红军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南下陕甘边根据地，在南梁阎坬子召开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和陕北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会上分析了斗争形势，商讨了反“围剿”大计，决定由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这次会上不愉快的是传达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批评陕甘特委的两封指示信，因受王明“左”倾思想影响，给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林主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大帽子。但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人仍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正确主张。他们和谢领导的陕北红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还派四十二师红三团跟随谢去陕北作战。一路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不幸的是8月26日谢子长在指挥清涧河口镇战斗时负了重伤。
谢子长百折不挠、不顾伤痛坚持工作，在数年奋斗的基础上，1934年9月18日，组建起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1935年1月，将陕北红军一、二、三团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他终于实现创建陕北正规军和根据地的愿望。1935年初，他病重时听从党中央驻北方代表巡视员黄瀚的建议，约请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二团到陕北，共同商讨陕甘、陕北统一指挥大事。刘志丹到赤源县（今属子长县）后，数次探望谢子长。1月21日，刘在白坚陪同下在水晶沟灯盏湾首次探望谢的病情，并进行了长时期的深入交谈。其它见解都一致，唯有在谁任军委主席问题上各抒己见。刘说谢“你是老大哥。只要你在一天，就还是你当。”谢最后严肃的说“我以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名义，指定你为西北军委主席！”战友情谊，感人肺腑。重要的是谢子长在逝世前，他已经看清只有刘志丹能担当此重任，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没有把军事指挥权交到极“左”分子手中，这是谢子长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能够“硕果仅存”的一个特殊的重大贡献。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不幸病逝，结束了他短暂、战斗的一生，年仅38岁。毛泽东主席为子长烈士墓亲笔题词：“谢子长同志，虽死犹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