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搬上荧屏背后，文学顾问、剧本组、文字统筹、导演多方博弈
红楼专家“盗梦”李少红
新版《红楼梦》9月2日登陆北京、安徽等四家卫视和百度奇艺等多家主流视频网站，与全国观众见面，由此引发观众质疑、网友恶搞、媒体批判。处于舆论中心的李少红，除了与北京和安徽台的几档栏目合作外，对其他媒体的采访，一概未予接受。相较于李少红的低调，学术界却异常热闹。不管是哪帮何派，是否成“家”，总有人出来说话。当记者辗转找到直接负责新版《红楼梦》文本统筹的三位主流红学家时，他们均表示不愿就此做任何采访，此时，沉默也是一种态度。“冯其庸、仲呈祥、邓婕、阿城……”在这份长长的顾问委员名单中，记者找到了周岭，这位从“红楼梦中人”选秀活动开始就一直跟进新版《红楼梦》、同时也是87版《红楼梦》编剧的专业人士，在电话中撇清了与“新红楼”的关系：“到现在我一集没看”。
年轻编剧被当作苦力码字，在大众想象中，这应该是份很容易的工作：直接拷贝原著的文字粘贴成旁白，简单机械。不过他们道出了自己的苦衷，无论是创作还是照搬原作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去质疑剧本，而在87版《红楼梦》中扮演贾蔷，又是新版《红楼梦》制片人之一的罗立平，则把《红楼梦》看成了珠穆朗玛峰，能爬上去的寥寥无几。“我们这些创作者都将它看作一个殿堂、盛典，首先是敬畏它，之后才思考它研究它……”
【剧本层层通】
导演：李少红
文学统筹：张庆善 孙玉明 沈治钧
文学顾问：郑万隆
剧本组：顾小白、青枚、柏邦妮、胡楠、张天然、李雪、董友竹、刘玥、蔡一玛
立项阶段 2006年初
冯其庸致信定调，新红楼需拍全本
作为新版《红楼梦》出品方之一的北京华录百纳影视有限公司(下称“华录百纳”)，早在2002年就开始为重拍《红楼梦》做筹备工作。副总经理罗立平透露，当时他们最担忧问题是“经典翻拍是否有意义？从市场角度看观众能不能接受新东西？”很自然地，他们想知道红学界对翻拍的看法，便找到红学家冯其庸，对方表示支持，理由是：现在红学界的认识与87版那个时代的认识是不同的；第二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作为经典名著，87版有其局限性。
“拍全本是我们所希望的。按观众的角度，而不是按研究者的角度，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罗立平说，“但是从学术角度看，这个问题就是个大问题，这涉及到哪个版本才是曹雪芹本意。有的红学家，并不认可后四十回。”2006年3月，广电总局发布了新版《红楼梦》立项的消息。此前，总局请来了红学家和87版《红楼梦》导演王扶林，听取了各方意见。年过八十的冯其庸给总局写了封信，对这种方式表示认可。
统筹阶段 2007年中
第一版剧本被毙，剧本组九人上阵
沸沸扬扬的“红楼梦中人选秀”、“导演弃用选秀演员”、“胡玫宣布退出”风波后，2007年7月，“临危受命”的李少红走马上任。华录百纳拿出了影视剧作家黄亚洲写的剧本，因红学家认为“没传达出曹雪芹的东西”被彻底否决。随之，红学会会长张庆善、红学会秘书长孙玉明、红学会副会长沈治钧这三位主流红学家，被任命为新版《红楼梦》的文学统筹。他们和李少红、华录百纳的两位老总一起，开始梳理《红楼梦》，这也是李少红曾提及的“授课”。“大家坐在一起讲《红楼梦》。从第一回开始梳理，哪些戏要，哪些戏不要，哪些是曹雪芹本意，哪些是今天对我们有启迪的。”
“大约经历了五十天，把整个《红楼梦》的一个‘壳’给梳理出来了。”剧本写作的格式也被严格划定：一百二十回的原著内容，必须用50集来承载。前八十回每两回一集，原著内容基本全部保留；后四十回则做了大量删改，每四回一集。李少红把由郑万隆总体把关、三位红学家划好圈圈的剧本资料，交给了她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最初有二十几人，到最后确定为包括顾小白、青枚在内的九人，多数是70后、80后。他们更像是被雇佣的工匠，接订单干活，每人负责几集。也正因此，新版《红楼梦》用“剧本组”而不是“编剧”为这九人挂名。
草稿阶段 2008年春节前
红学家坚守原著，剧本“被”补旁白
写剧本的过程，被青枚形容为“郑万隆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写作业”。每周开两次会，郑万隆对每人交上来的作业逐个点评：你的过了，可以写下一集了；你的不行，没有戏点，写得太平……在写后四十回之前，郑万隆和李少红特意给九人开了次会，中心思想就是“如何认识后四十回”。“我们都不喜欢后四十回。导演希望我们能克服这种心理障碍。毕竟，谁也达不到高鹗的高度。能做的，就是拾遗补阙。像林妹妹也说混账话以及装神弄鬼这些严重违反曹雪芹本意的段落，是坚决不能要的。”
2008年春节前夕，九人编写的完整第一稿交到了三位文学统筹的手中，“他们的反应可以说是暴跳如雷。”青枚回忆说。顾小白写的头两集，是红学家最先看到也是意见最大的部分。“我是按照影视剧的创作规律来写本子的。作为第一女主角的第一次出场，必须要有足够的情景让观众马上鲜明地认识这个人，所以我就安排了一个情景表现小黛玉的灵性和孤独，鸟飞花开，与自然相融。”顾小白说，但是这一点红学家完全不能接受。
同样不被接受的，还有大量添加的情节。“像黛玉进府那场戏，小说里有大量的内心独白，这是《红楼梦》很伟大的元素，那就不能舍弃。不舍弃的方法可以加一场戏，变成黛玉跟从扬州带来的丫鬟聊天，把这些心理活动变成对白，观众看得也会舒服。但是你一动，红学家就觉得你这不是《红楼梦》。类似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没办法，只能用大量的旁白。”
在不停地加旁白的过程中，顾小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将来一定会引发质疑。连审稿的张庆善也批注旁白太多。“现在回头看，留旁白也有留的好处。我唯一觉得遗憾的是，可以争取下把旁白和对白改得更现代更通俗一些，让大家理解起来更容易，这对新版《红楼梦》的意义可能会更大。”“这是艺术作品的探讨范畴。我也认为旁白多了，多了就显得贫，但有人认为加了旁白好。”罗立平说。“在理解《红楼梦》上，李少红也是个学生。她认为加上旁白后，自己就理解了，观众也就理解了。观众接受也是需要一个过程，有些东西是看的，有些是品的。我认为《红楼梦》应该是需要品的。”
磨合阶段 2008年春节后
增删戏左右为难，顾问组亦有分歧
相较年轻人的抵触和无奈，李少红的反应则平静得多：“你能让他们挑出毛病，说明你做得不够好。”年轻人根据红学家的意见做出针对性的修改，2008年春节后，第二稿交上去后，他们态度温和了许多。“郑万隆老师注重戏点；红学家看重的是是否尊重原著尊重文本，一个字都轻易动不得；而导演更偏重影像化的东西。”青枚说。一位顾问、三位红学家、九个编剧、再加上一个导演，共同完成50集的剧本工作，分歧产生后的沟通磨合甚至妥协必不可少。
事实上，三位文学统筹的意见，在很多时候也并不统一。“同样一段戏，一边是孙玉明老师批的‘删’，一边是沈治钧老师批的‘好’”。而另外一个女孩的剧本上，孙玉明的批注更是充满了火药味：“你中沈治钧的毒太深了！”面对这种情况，青枚只好求助郑万隆，对方让她去找会长张庆善裁决。此后，凡是意见不统一处，青枚都按照张庆善的意见处理。
“前八十回是最难写的，因为被绑住了手脚，后四十回大量删改，红学家也就认了，但也是有尺度的。”青枚透露，柏邦尼写黛玉之死的那一集，感情非常充沛，她洋洋洒洒地写了四万余字，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黛玉说了这么多话，她还死不死了？”而被网友热炒的“黛玉裸死”，更是让红学家直斥“太大胆”。要知道这个画面，在剧本中无迹可寻。日前，李少红在北大面对学生提出的“黛玉裸死与马拉之死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不是后现代表现手法”的问题时，阐述了她的创作初衷。除了要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外，也是在突出贾母这个人。“黛玉死时按习俗要开窗，换衣服。这个空间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大想象力。原著中没有明确说过贾母什么时候去，但她应该是去了的。外孙女去世，她肯定要见一面，不然就太没有人情了。我们也觉得这个时机非常合适，让她的外祖母在见到她时都不敢上去碰，颤抖说出：孩子，是我弄坏了你。在宝玉和黛玉之间，她选择了孙子，牺牲了外孙女。她完全明白这一切的始末，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影像语言无法忠于原著语言，也衍生出了每集观众看着头晕的快进镜头。“林妹妹进贾府，这在中学课本里都有。她进哪个门、看到的荣宁二府什么样，哪一段都不能删。但篇幅根本容不下，只能用快进交代。”最后，九人写了52集被压缩成50集。“出发点是完美的，但落实时被现实原因困住了。”顾小白说。
成稿阶段 2008年3月后
李少红坚持理念，改编处争到极限
2008年3月到4月期间，第三稿也是最后一稿剧本完成，同时新版《红楼梦》的造型照也在此时曝光，额妆遭到了红学家的一致反对。青枚透露，李少红坚持采用，这与她的创作理念相关。在李少红看来，《红楼梦》的根儿就是昆曲，额妆的灵感也来自昆曲的戏台造型。“额妆是一种强烈的装饰，它强调的是贵族生活。”此外，李少红还请人复排了原著中的几十出昆曲折子戏，如《豪宴》、《仙园》等名段，从美术、服饰、造型、配乐各方面，还原《红楼梦》昆曲的“魂”。
书中，贾宝玉抓周时抓了胭脂盒，气得贾政大骂：此子长大后一定会混在脂粉堆里。注重视觉效果的李少红，找人专门制作了那些花花绿绿的小盒子，并让编剧李雪写了如何做胭脂的一段戏。红学家不干了，因为书中没有。“总要有一些我的艺术空间吧！”这两分钟的戏，最后被保留下来。李少红曾坦承“已争取到极限。”“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手段，我到开播前一刻都是在作斗争的。遇到重大冲突，我的个性也是坚持。我在学术上尊重他们，但在艺术创作上他们要尊重我。”
秦可卿把贾宝玉领到自己屋里睡觉，并引出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的这场戏，最能体现李少红对《红楼梦》的理解：“红楼梦，有美梦，也有噩梦；有天堂仙境，也有阴曹地府；有风月淫欲，也有纯美爱情。”在前八集中，一种阴郁压抑的氛围始终笼罩在荣宁二府中，直到春天到来，花红柳绿，色调才明亮起来。顾小白说：“这是导演的风格，她用强烈个性化的艺术手段，来揭示书中大量隐喻，以再现她心中的《红楼梦》。”
“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能拍出完美的《红楼梦》。”顾小白的肺腑之言，和红学家马瑞芳所说的“我觉得谁也拍不了《红楼梦》”相通。持有后者观点的，在红学界中不占少数。“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没办法回答的问题，那就是谁最适合拍《红楼梦》。以前都说李安最适合，后来又说陈凯歌。当我看到网友恶毒的批判时，我就在想：如果他们来拍，会不会还有很多争议？我觉得也会有。”
记者 勾伊娜 实习生 沈凊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