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大夫 资料图
本文由凤凰历史频道专栏作者刘义光供稿
“刑不上大夫”，后人多把它理解为古时高级官员是法外之人，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节制。和“礼不下庶人”一样，这句话被百分之一百地误读，先前予亦持此观点。其实这句话的本意是说，用礼法来约束自己，形成严格的自制力，比单纯的明文规定要有效得多。正如平常人只得接受礼法的约束，而并不期望他们能引领风尚一样，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者也。
汉孝文帝六年，身为梁怀王太傅的贾谊给皇帝上了一疏，大意言礼，他说:“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就是说，士大夫鉴於其身份，自有节制的办法，并非真可以免於刑戮。贾谊引用了一个“投鼠忌器”的典故，士大夫犯法与民同罪，理所当然，但他们是皇帝近臣，不得与凡夫走卒相提并论，公然把他们推上被告席——而是应培养他们的自律意识，有道德羞耻感，这也是体统的需要。在这个前提下，古人才制定了五种处罚士大夫的准则:坐不廉污秽者，叫“簠簋不饰”;淫乱无别者，叫“帷薄不修”;罔上不忠者，叫“臣节未著”;疲软不胜任者，叫“下官不职”;干国之纪，叫“行事不清”。“簠簋”，是用以盛饭的碗。古人在碗边画上龟，用以明志，因为龟是灵物，作用大而所需供奉不多，所以用以指大臣“贪墨坐废者”。帐帷叫帷，竹簾叫薄，可供分隔内外之用。疲，废于事;软，即软弱无能。
对贾宜的宏文，文帝深以为然，自此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以上问题，牵扯的范围太大，一时难以说清。以小子之学力，只得望书兴叹。不过谈点读书体会，以就正于方家，亦是读书之一良法。
后世史家在审视——更多地是自省19世纪初中西方刚一接触时的那段历史时，总是把问题归结到儒家的体制性弱点上。他们以“工具论”为立足点，然后以法医的眼光来注视帝国几千年行之有效的肌体。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土生于中国而成功于大洋彼岸的黄宇仁(在下对此老的学力佩服之极)。他指出，儒家的统治者在立法时确定男人的地位高于女人，年长的高于幼辈，并且有学识地位之人高于无知之人，他们自以为凡此都与自然法则吻合。然后总结说“它自恃为十全十美的理想，毕竟假设多于实际。”定论下得很干脆，全然有一朝见蛇，十年怕草绳的功夫，这个观点做为文化主线贯穿了《中国大历史》一书。
诚然“儒家基本的教条为本身的克制，对人的揖让，可是最后的裁判权出自龙椅，则又倚靠当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一但帝国的统治者学力不济，或者涵养退化，或受人鼓惑，无视约束而轻歌曼妙，这种自上而的腐朽力将会如狂飙突进的骑兵集团一样，横扫帝国的任何一个角落，致使体无完肤，终至不可收拾。皇皇二十五史，帝国的更替如车轮似地前行，无不昭示着这一点。这也是我们后人难以理解的痛。当年毛润东和黄炎培在延安坐论历史的周期率，希望能够解析其中的迹团，而最终的答案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可是别忘了，正是得益于帝国初创时期的欣欣向荣，那些善于筹算的谋士们借鉴往昔，对帝国的布局进行技术性改善，包括改良文化的形式，以期更适用于当下。比如刻下，我们大可不必坐牛车马车出游，而礼让与谦逊一如几千年前坐牛车马车的祖先，却亦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须。因此，把历史纵深地一看，成败废兴，对文化的精髓而言，有融合，有吸纳，有借鉴，却从来不必改弦更张张，却被一往情深地绍继下来，使得井然有序与御宇澄清成为疆域内的共识。魏晋那么乱，厌了儒家，于是倡兴不尊礼法的魏晋风度，而终究偏轨的还是要回到正轨上来。人世的辛苦，乱世人而不如狗，释家的彼岸给乱世人一个宁静的想象，而儒释道却也是相安无事。即如现在，距清末废科举整一百又三年，民间的力量还是觉得儒家的有用。因此，即使情况再糟，只要种子尚存，来春必定是一片春意。这也就是中国之所以不是四分五裂的欧洲的原因。
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假设”，愚以为恰是中国的可贵。当中世纪的欧洲还在一片黑暗之中的时候，扬州的富庶，竟而要骑鹤南下来欣赏。马可·波罗竟也蠢到不认识煤碳，说是会燃烧的石块。寒来暑往，春耕夏作，这是自然力，人力不可以胜天。以农耕立国的中国，皇帝是最大的农夫，深深懂得“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的道理，当布谷鸟的叫声啼遍山野的时候，深为后世史家所推崇的奇巧技艺不足以帮助可供填饱肚子的稻穗从土里成长起来。而作为农耕文明，秋收冬藏的秩序比生命还重要，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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