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座落在中国南京江东门街418号。该馆的所在地，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者丛葬地。
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是如何反抗的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长期以来，南京大屠杀给人们留下的多是南京军民“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任人宰割”的屈辱记忆。最近上映的电影《南京!南京!》，则展现了南京沦陷后一些中国军民奋力抗暴的悲壮情景。这不禁引发我们对那段惨痛历史的关注和追问：在日军大屠杀期间，中国人民在黑暗与恐怖中到底有没有进行最后的悲壮抗争?历史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本刊约请有关专家为我们加以详解——
主持人：李庆英
特邀嘉宾：
孙宅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邢 烨(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在“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中，“屠杀与反抗同在，屈辱与光荣并存”
主持人：最近上映的电影《南京!南京!》，给我们展示了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军民奋起反抗的一些情节。那么，这有历史事实根据吗?
孙宅巍：我非常赞同《南京!南京!》中对南京沦陷后中国军队所进行的巷战的强化处理，以及对中国军民对侵华日军大屠杀时所表现的反抗精神的刻画。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
在以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视文艺作品中，我们很少看到中国人民在黑暗与恐怖中的抵抗行动。一部影片、一部文艺作品，如果仅仅表现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屠刀面前引颈就落、任由杀戮，只有屈辱与苦难而没有表现中国人民在苦难中的勇敢抗争精神，那么这种表现则是不完整的，也是片面的。事实上，1937年南京沦陷前后，滞留在城内的中国军民也进行了人数不等、程度不同、形式各异的抗争。对侵华日军大屠杀期间中国人民的抗争，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数量去估计，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反抗代表着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价值取向，是中国军队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灵魂。对于中国人民的这种屈辱中的抗争行动和抗争精神，应该大书特书，它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绝不是人为地编造出来的。
我本人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多年。早在十多年前，我关于南京大屠杀和中国军民反抗的研究，就提出过一个基本观点，即在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中，“屠杀与反抗同在，屈辱与光荣并存”，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以往，我们国内学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时，大多数侧重于揭露日军的暴行及其残忍的手段，侧重于对死难者悲惨遭遇材料的搜集和挖掘，而对中国人民在侵略者屠刀面前的抗争行动和抗争精神，却少有涉及。这样便给后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当年60万滞留南京城内的中国军民只是逆来顺受，引颈就落，任人宰割。那么，为什么会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授人以柄，影响对侵华日军暴行的揭露，甚至担心会给日本右翼分子提供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推卸历史罪责的证据。我认为，这种担心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行为，是我们自己的正当权利，虽然中国人民的抗争也会加重和扩大日本侵略者的屠杀，但我们进行正当反抗的原因不等于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正当理由。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
近些年来，我到一些高校给学生做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报告时，被提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中国人民为什么不反抗?其实，这与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宣传不够完整有关。我们以往对南京大屠杀的宣传缺少灵魂，对那些体现中国军民反抗、牺牲精神的反抗行动，宣传得非常不够。今天，我们了解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不屈不挠的英勇反抗精神，既是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需要，也是推进我们伟大事业的需要。
主持人：那么，在侵华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的反抗行为具体表现有哪些?
马振犊：在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对日军的暴行进行了英勇反抗，这些事迹散落在当时的报刊杂志和幸存者的口述中，汇成一幅幅悲愤而壮烈的画面。首先，集体被俘的中国军人会有濒临死亡的觉醒，一些人也进行了反抗。如在乌龙山边日军第13师团山田支队的屠杀场，就曾发生过万余名被围中国军民在日军机枪开火一刹那集体冲击敌军的行为，但是最后他们仍惨遭日军杀害。其次，普通市民也有反抗日军暴虐的行为，有些人表现得还十分壮烈，如有不愿为日军开车运送子弹、与日军奋勇搏斗、最后遭到枪杀的梁志成;有不屈反抗日军强暴、身中三十余刀仍反抗不止的李秀英。另有许多妇女宁死不辱，以自杀来反抗日军的暴行，许多不知名的中国家庭成员，在日军施暴时奋起反抗而惨遭日军残忍的屠杀。不过，从现已公布的史料和有关学者的著述来看，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的反抗更多地表现为局部、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并没有出现主动组织的、成规模而激烈的反抗行动。
-中国军队有着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在南京城沦陷初，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些巷战;在城陷后的撤退过程中，进行了一些局部地区的抵抗
主持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曾在上海、山东台儿庄、湖南衡阳等地进行过多场著名的城市保卫战，中国军队在这些空前艰苦激烈的守城战中，凭简陋的装备，以血肉之躯面对日军的优势装备与兵力，和敌人进行了逐巷逐屋的拼死作战，最后取得了重大战果。那么，在当时贵为首都的南京，中国军队守城战末期有没有开展类似的巷战呢?
马振犊：侵华日军攻入南京内城时，我守军在城南开展过激烈战斗，有部分守军在接到命令突围撤退时与疯狂进攻的日军曾发生了遭遇战或者突围战。
1937年11月8日，国民政府下令撤出了鏖战三个月的淞沪战场，紧接着就做出了“短期固守”首都南京的决策。不久，走马上任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为南京保卫战制定了作战计划。当时守卫南京调集的部队，有13个师又15个团，约15万人，除分配给外围阵地和复廓阵地两个层次备战外，其余为城防。从作战计划来看，南京保卫战更注重外围的阵地战和城墙的保卫，对城内的守卫作战没有更加细致的考虑与准备。自12月5日起，南京守军即在外围阵地对抗猛烈进攻的日军。10日，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二峰同时受到攻击，守城将士均奋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许多官兵坚守阵地，直至战斗到最后一息。13日城破之时还有几个团还在顽强地抵抗日军。南京沦陷之初，城内的少数中国军队开展了一些巷战，但这些努力已经不能对日军起到阻滞的作用。日军一路烧杀抢掠，长驱而入。12月9日7时许，日军首先攻进光华门，继而逼近通济门、中华门，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下令增援清凉山的陆军师，协助友军与光华门的日军前锋部队展开巷战。但到了12日拂晓，南京城外的日军兵力剧增，守军各阵地先后失守，他只能被迫下达多方突围命令。八十八师一部一千人留在城南进行巷战，阻滞日军，他们与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午夜时就全部阵亡。
邢烨：有部分中国军队在接到命令后的撤退途中，与日军发生了一些遭遇战。如第四十二团第一营第三连副连长沈咸曾带领十来个士兵在撤退时与敌遭遇。撤退至下关江边的萧山令指挥所部与敌人拼杀，“血战五小时后，我军弹尽援绝，在江边的官兵，没有一个生还，萧将军为人民尽忠。”另外，在三汊河附近还有三连士兵在军官的带领下迎击了前进的日军，但是除一人生还之外，全体官兵大多壮烈牺牲了。
马振犊：事实证明，中国军队有着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在淞沪会战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后，在短时间内又迅速组织起南京保卫战全力抵抗日军，期间发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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