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毛主席走过雪山草地
1935年，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随军的剧团里有一个身材瘦小的女红军，负责服装、化妆、演出杂务工作，她就是王定国。早在参加红军之前就入了党，还担负过地方革命负责人的王定国，由于平时就爱唱爱跳，被抽调到剧团来做宣传工作。今天，王老是这样讲述她的宣传队的：“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她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歌、庆祝苏维埃发展的歌、骂卖国贼的京剧二簧调等等，“金沙江流水响叮当，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一首《渡金沙江胜利歌》还唱得声情并茂。她说跳舞是李伯钊教的，比如《八月桂花舞》。长征路是异常艰苦的，剧团、宣传队要比别人多走了几乎一倍的长征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举世无双的中国长征，红军是靠一双脚板走了两万五千里的，那么，宣传队员可能要走更多的路程了。
红四方面军的很多仗打得很惨烈，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有时候敌人不是正规军，是土豪的队伍，他们也没有什么枪。他们听国民党的指挥，不让我们过，拦着我们，我们就和他们打，冲开一条血路。”
现在，人们都知道长征是艰苦卓绝的，女同志吃的苦比男同志更多。王老说：“那时都不知道苦了，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冲出一条路，无路可退。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但是，她承认：“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草地没有路，敌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打，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可是，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的中央机关和四方面军总部在懋功会合，在庆祝红一、红四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上，王老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
王定国随剧团经过毛儿盖来到卓克基，为过雪山做准备。就是在这里，王老与谢觉哉偶然相遇，后来结成了终身伴侣。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
过草地时，王定国的体重仅有50多斤。说起那段经历，王老笑着说：“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是的，在过草地时，有多少战友就在身边陷进了沼泽，没能再爬出来。过草地时，最可怕的还是饥饿。绵延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红军战士们没有充备的口粮供给，能够果腹的仅仅只有野菜和草根。但是，即便是野菜和草根也不可能支撑那么多的队伍一次次地采集，更何况有的“野菜”和“草根”是有毒的，长征的途中，就有许多战士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野菜”，而永远地留在了草地中。
长征路上，王定国一直非常幸运，她熬过了饥饿，躲过了敌人的子弹，走过了随时可能吞噬人生命的草地。但是就在1936年，她的身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当时，他们要翻越的雪山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在雪山顶上，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那里。近年来，有人采访王老，问到她长征期间“丢”了个脚趾，她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的：“在雪山上，晚上睡着了。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冻掉了嘛!”作为一个年轻的红军女战士，她没有为自己的这根脚趾掉一滴眼泪。问她伤心不伤心，她回答说：“没什么伤心的，死活都说不准了，伤心?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伤心什么?我们是穿着单衣服，一边走一边嘴里嚼着辣椒翻过雪山的。”我们总说革命者的情怀，王老以极平常的语气所说的往事，是不是最感人的情怀呢?
虽然，长征的道路是异常的艰苦和曲折，但是，王老记得更多的是艰苦中的快乐。她以轻松的口吻，说起和毛泽东主席过草地的往事：那时，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主席爱抽烟，长征途中没烟叶，小战士们就主动帮毛主席一个小忙：“我们是在同一条路上啊。他一路要抽烟，没的抽啊!我们就找没有毒的树叶子，采下来，背在背上晾干，然后给毛主席，他弄弄就抽。”毛主席一路上抽着战士们为他卷的树叶香烟，和战士们说笑着，主席的乐观也同样感染了王定国，让她更加坚定地战胜这艰险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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