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抗日战争的烽火，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而渐渐熄灭，党中央即从延安抽调大批干部前往东北，其中包括一个由新华社、《解放日报》16人组成的小分队。这个小分队由当时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率领，是准备去东北建立总分社的，我也是其中的成员之一。10月初，我们从延安步行奔波了3个多月才到达东北。这时，东北局已由沈阳撤出。我们只好绕过沈阳，经法库、铁岭一带穿插而行，于1946年2月春节的前两天赶到海龙县。
我的行装甫定，当时《东北日报》负责人廖井丹就把我找去，说：“现在有个紧急任务，派你赶快去访问周保中同志。中央的意见，要派记者去访问他，请他对东北的形势发表谈话，说明抗日联军在东北坚持抗战14年，而国民党未出一兵一卒，现在根本无权接收东北。”接着，又叫我赶到梅河口去见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同志。凯丰同志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我们派一个班护送，还有一个作家魏东明与你同去，到什么地方以及介绍信等，都交待给他了，明天一早就动身。”
周保中将军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统帅， 是威震敌胆的民族英雄。在东北沦陷14年当中，特别是在杨靖宇将军牺牲之后，他率领抗日联军，出生入死，独撑危局，是人们心目中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现在，有幸去访问他，采访他们14年艰苦抗日的英雄业绩，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我什么也来不及准备，第二天一早，一辆卡车就载着一个班的战士护送我们出发了。驾驶室里除了驾驶员外，只能坐一个人。魏东明年龄较大，身体又不好，就让他去坐了，我跟战士们挤在车上，毫无遮掩地日夜兼程。当时正是东北最严寒的季节，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那风，真象利刃一样，割着耳朵、割着脸，穿透棉衣，透进骨髓；那空气，充满了冻结力，真是哈气成冰，眼睛、眉毛、胡子都挂起冰凌，眼睛张合，鼻子翕动，均有沙沙之声。我们简直冻成了“冰人”，特别是腿脚好象失去了知觉。带的干粮成了冰块，咬不动，掰不开，要吃就得停车寻火烤，而汽车一停就被冻住了，要用火烤才能启动。当时东北地区土匪猖獗，为了防止各种各样的“坐山雕”袭扰，我们又不得不经常在夜晚行车。就这样，我们走一路，同严寒斗争一路，走了两天三夜才到达目的地。
看来，周保中将军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已接到东北局的电报了，所以，当我们一到，他就立即接见了我们。周保中将军的司令部设在镇中一座宽敞的房子里，我们一跨进大门，就见一位身着将军服的40多岁的中年人急切地迎上前来，热情地拥抱我们。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眼睛一片模糊，一股幸福的热流顿时传遍全身。不用介绍，我心里明白，这就是我多年敬仰的、叱咤风云的抗联将领周保中将军！待我们平静下来，他问我们一路的情况， 我们一一作了介绍，他又像亲人般地忙着关照我们洗脸、洗脚、烤火、休息。此时此刻，我仔细打量着周保中将军：他同我想象中的传奇人物似乎有些不同。他身材不高，却很魁梧，目光中透露出庄严、威武的神色。他说话不多，但声音洪亮，是个典型的军人形象；他热情、诚恳、质朴，又是个和蔼的长者。从他的简单话语和神色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党、对同志充满了深情。当我们向他说明来意后，他说，明天就要行军到磐石，到那里再详谈吧。
中午，周保中将军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并邀请所有的抗联老战士和我们见面，出席作陪。显然，他把我们的到来，作为部队一件隆重的大事来安排。席间，他说，他们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十多年了，在艰苦斗争的岁月，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延安，无时无刻不在盼望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大家应该开怀畅饮，庆祝我们的团聚，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家魏东明代表我俩向大家敬酒。他说，杨靖宇、周保中将军领导东北的抗日武装，同日本帝国主义作了长达14年之久的浴血奋战，为挽救中国的危亡做出了最大牺牲，建立了丰功伟绩，中国人民将永远感谢你们。在座的都是抗日的英雄，是中国人民的脊梁。党中央时刻惦念着你们。今天，我们借主人的酒，祭奠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烈，慰问在座的周将军及各位同志。顿时，全场一片肃穆，接着是一片掌声。当时，大家的心情十分激动，你一个，他一个，先后起立互相敬酒，杯声、掌声、欢声笑语融成一片。
当天下午，周保中将军又特邀我们到他家里作客，让他的夫人和女儿同延安来的亲人见面。 将军夫人王一知，本是一位知识分子，跟随周保中将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已锻炼成一个久经沙场的女战士。那时她才30岁，一身戎装，说话斩钉截铁，性格相当豪放。将军的女儿嘉丽才4岁，天真活泼，见到我们毫无怯意，跑前跑后，对我们非常亲昵。晚上，将军夫妇热情留餐，不到一天时间，我们已是亲如家人，相处无间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随将军的部队出发了。一路上，我看到这支队伍军容整齐，秩序井然，周保中将军气宇轩昂地骑在马上，我们不时地并辔而行。傍晚，部队到达磐石，我和魏东明被单独安排在一家杂货铺食宿，周保中将军还派了一名通讯员和一名警卫来照顾我们。
部队刚安顿好，我们的采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我首先完成了一篇《周保中将军答记者问》的新闻（载于1946年3月12日《解放日报》），接着便开始详细搜集抗日联军14年斗争史的材料。周将军几乎每天都要抽半天时间同我们谈话，有时是我们到他的司令部，有时是他来到我们的住处。许多熟悉情况的抗联老战士也三三两两地来找我们交谈，谈抗联当年的艰苦斗争生活，谈他们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谈了他们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想念之情。谈到激动处，大家或沉默不语，或泣不成声。特别是有关周保中将军本人的事迹，使我十分感动，现在虽然时隔近40年，我仍久久不能忘怀。在这里，仅就记忆所及，写下一鳞半爪，权作纪念。
周保中同志说，从1937年起，他们即与中共中央及关内失去了任何联系，完全陷于孤军奋战的困境。最难忍受的还不是弹尽粮绝、挨饿受冻，而是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接不到党的指示。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想念延安真象孩子想娘一样。有一次，他们搞到一份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大家如获至宝，你传我，我传你，抄的抄，摘的摘，毛主席的话就像茫茫大海的指路明灯，给了他们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他们遵照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战略思想，把部队分散组成许多小分队，依托完达山、老爷岭，不断骚扰、打击敌人，不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自己，而且牵制了大量的敌人不能进关。
那时候，敌人对周保中同志恨之入骨，到处画影图形，悬赏捉拿，宣布“谁割得周保中一两肉，可换一两金子”。据一些抗联老战士告诉我，东北抗日战争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周保中这样一些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与战士生死与共的共产党员。他们说，有一次在战斗中，周保中的肠子被打出来了，他伸手就把肠子塞进肚子里，用绑腿布紧紧缠住，照样行军，战士们纷纷要抬他，他却一一拒绝了。在另一次战斗中，周保中的左腿中了一颗子弹，他理也不理，照样指挥作战，直到战斗结束后，才请一位土医生来做“手术”。那时，缺医少药，根本没有麻醉针剂，土医生就用拨钉子的钳子，硬是从他的腿骨上把子弹拔出来，将打烂的肉剪一剪，用水洗一洗伤口敷药了事。当时，周将军咬紧牙关，头上滴着豆大的汗珠，却吭也没吭一声。一些曾目击此事的同志对我说，三国时，有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但那是历史传说，谁也没有见过，而周保中将军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概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1939年10月初，东北已是千里冰封寒冷彻骨。周保中率领警卫大队120多人转战到黑龙江省宝清县的兰棒山，当时他们已有七八天未见一粒粮食了。周保中从望远镜里看到山下有一座小木房，便派副官陶雨峰带领两人下山找点吃的。三人下去后，左等右等还不见回来，大家以为他们买了很多东西走不动了，谁知结果等回来的却只有陶雨峰一个人，而且两手空空，身上背着三条枪，大家立即明白这是出了事。陶雨峰回到山上说，那座小窝棚里什么也没有，但见有锅灰，看样子人已走了个把星期。同去的两人见到这情景感到绝望了，他们说：“陶副官，放我们去吧，给我们一条生路，我们去找点吃的。”陶雨峰说：“你们要走，把枪留下！”于是，他们两人把枪挂在树上，子弹放在地上，转身走了。走时流着泪说：“陶副官，请转告周总指挥，我们只是想留条活命，相信我们决不会投敌，决不出卖周总指挥。”
听完这段话，周保中立即把大家招拢来，沉重地说：“同志们，陶副官的话，你们都听到了。现在我们确实面临着生与死的问题。眼下，已是深秋了，草也不能吃了，棉衣也没有，我们可能会饿死、冻死。他们走了，请同志们决定，愿走的走，只要把枪留下，尽可以去找条活路，就是剩下我周保中一个人，也要抗日到底！”听了这些话，全场一片唏嘘。顿时，120人齐刷刷地站起来，不约而同地高喊：“我们不走，死也要和周总指挥死在一起！”周保中抹了抹眼泪，说：“好，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但是，我们决不轻易去死，我们正是为了活才去战斗。我相信，困难总是可以渡过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就这样，他们又整理好队伍，整整齐齐地下山了。
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几乎面临绝境，许多部队弹尽粮绝，日以菌类野草为食，夜以荒林冻土为床，许多战士死于冻饿之中；活着的，行军走不动路，站岗要背靠着树干支撑。就是这样，周保中带领着抗联战士顽强的战斗着。
记得周保中同志还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在战斗转移中，十几个重伤员实在无法行动，他们怕连累整个部队，便主动要求留下。周保中拗不过他们，便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留下一些粮食和一名炊事员、一名卫生员看护他们，让他们安心养伤，等部队回来时再接他们。谁知后来，因为情况恶化，部队未能按时去接，日后找到这个山洞时，只见留下的伤员一个个都饿死了。有的躺在铺上，有的死在锅台上，锅里粒米无存，只有一锅黑糊糊的稀汤。炊事员倒在山洞附近的水沟里，扁担水桶都还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显然他是因为打水时体力不支，倒在水中起不来，就饿死在那里了。去的人当场点了点数，一个也没少。后来，他们将这些烈士就洞掩埋了。周保中深情地对我说，我们的战士确实是了不起的英雄，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向敌人屈膝投降。我曾发过誓，等打败日本鬼子，一定要为他们在那里立个碑作为纪念。
当时，敌人到处张贴一张漫画，画面上，抗日联军站在一棵树上，“皇军”正在下边锯树，树已倾斜，眼看抗日联军就要掉下来。抗联英雄们看到这张漫画都嗤之以鼻，说：“我们永远也不会掉下来，总有一天，我们要从天上扑下来歼灭你们！”事实正如英雄们预言的，到了1945年8月，当苏联红军参加对日作战时，周保中同志领导的抗日联军便从东北大地的各个角落，火山般的喷起了，给日军以最后一击，并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改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
在长达l4年的浴血斗争中，周保中同志和抗联英雄为中华民族写下了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我们在磐石住了将近半个月，每天都被这类英雄故事激励着、感染着。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亲身经历了无数苦难，在晋西北吃过黑豆糠皮，在冀中钻过地道，但是，比起东北抗联遇到的困难，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我也读过不少中外战争史，看到过不少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事迹的报道，但是，论其战争的残酷性、艰巨性，还没有一个是超过东北抗联的。中国人民正是依靠这批伟大的民族脊梁，依靠他们的不死的抗争精神，才免遭灭亡。
在那些日子里，我处于极度感奋之中，常常边谈边写，边写边哭。最后我终于将《抗日联军14年斗争史略》写了出来，经周保中同志审阅后在《东北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上同时发表了。其实，那篇通讯不过是关于抗联的斗争史略，许多细节和可歌可泣的故事，都不可能收纳在内，本想等以后有机会再详细报道，但不幸的是，后来由于解放战争的激烈，在行军作战中把当时那些宝贵的笔记统统散失了。这件事，我一直引为终生的憾事，现在想弥补都无法弥补了。
半个月后，我不得不离开磐石，彼此都依依难舍。周保中将军特地换了一套西服，带领全家邀我们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从1946年3月访问周保中同志以后，我一直惦念着他，但没有机会见到他，只听说他回云南家乡工作去了。转眼之间过了16年。1961年8月间，我在北戴河休养，一天中午从海里游泳回来，看到沙滩上坐着一位老人和一位年轻姑娘，好生面熟。走近一看，原来是周保中同志。我连忙上前俯身问道：“周司令还认识我吗？”他愣住了，眯缝着眼看了看我，摇摇头说：“对不起，想不起来了。”我说：“我叫关寄晨呀！”他猛地站起来，紧紧抓住我的手，颤抖地说：“哎呀，是你呀，你把我想得好苦，我到处找你，就是找不到！”我说：“离开东北后，我就恢复原名叫穆青了，在新华社工作。”“哦，我哪里知道，”他转身指着姑娘说：“这就是嘉丽呀，嘉丽，你还记得关叔叔吗？”姑娘笑了笑，腼腆地说：“记不得了。”我说：“我还抱过你照过相呢，你当时只有4岁！”我们坐在沙滩上畅谈了很久，谈了那次采访，叙说了别后的情景，并约定到北京再见。
后来，我曾几次在北京打听他的住址，但都没有打听到。1964年2月22日，我正在京郊通县搞“四清”，早晨突然从广播里听到一条不幸的消息，周保中同志逝世了！当时，这真是如雷贯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霎时眼泪夺眶而出，我哭了。我哭一代英豪，就这样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痛悔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抓紧时间再去看看他呢？北戴河重逢之后，原以为他既在北京，以后总还有机会看望他，再听听他那些传奇的故事和不朽的事迹，谁知，这些现在都成了泡影，连最后再见他一面的机会也永远丧失了……为此，我一直感到内疚，感到悲痛。保中同志泉下有知，不知能否恕我！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时候，我想起将军生前的音容笑貌，心情仍然不能平静。现在谨以此文，寄托我对周保中将军及一代抗联牺牲烈士的无限哀思！□
（本文转载自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所编《回忆周保中》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