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农历虎年，此时的中国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虽然距清王朝被推翻和民国建立已有15个年头了，但是各派军阀及一些政治派别仍在和国民党政府争夺主导权。与此同时，东面的日本正在磨刀霍霍，令人担忧。就在这一年，在上海西北方150英里以外的大运河边的古城扬州，一个男婴降生了，他是一对名叫江世俊和吴月卿的年轻夫妇的第三个孩子。这一天是8月17日。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社会，因此其传统是把一个人的姓放在前面，而不像西方那样放在后面。中国人给孩子起名时并没有一些通用的名字可供选择。所以，他们给孩子起的名字一般都有独特的意义。这些名字的所指可以无所不包，从祖先的传统到自豪的父母对未来的憧憬，而这些名字一般包括一个或两个字，每个字都有单独的意义。对于同胞手足，甚至是同辈的堂兄弟姐妹来说，用同一个字作为他们名字的开头并不少见，以强化对家族的认同。江家的孩子就是这样，这个新生儿像他的哥哥姐姐一样，名字也以“泽”字开头，这个字有“施予恩惠”或“帮助”的意思。这个“泽”与毛泽东的“泽”是同一个字，但毛的名字从字面上解释是“泽被东方”的意思(有人会说这个名字具有非凡的预见性，也有人则认为不然)，而江泽民这个依据孔子经典所取的名字则意味着“泽被人民”。
“成为一位领导人靠的不仅仅是他本人，”江泽慧，江的妹妹，后来回忆道，“它还涉及一个家庭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如果不理解有关江主席的三件事，你就无法理解江主席：他的家庭传统、他的文化根基以及他的革命背景。‘三哥’(我一直这么称呼江泽民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并不是偶然的。”
虽说这话对于经历了某一特定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样适用，但也许没有任何人像在江身上那样，三者交织得如此紧密。江泽民的姓是“河流”的意思，这个家族起源于中国东部一片青山深处的一个贫苦村庄。但是究竟哪个村子才是江家的祖居地，一直存在争议。后来，江本人也对两个村庄之间纠缠不清的争论感到有点为难，便恳请双方“不要再胡乱猜测了”。如果有人要问，他会说他的老家在扬州，那个他出生的城市。
作为一座约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扬州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文化和商业中心。连接长江和淮河并穿城而过的邗沟是中国最古老的运河，开凿于公元前486年。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作者这样写道，当他来到扬州时，他觉得仿佛步入了仙境。有人认为扬州美女甲天下，以至于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常要到这里来选妃。当然，中国另外一些城市也声称自己才是帝王最为钟情的佳丽之都，这是一种荣誉。
即使撇开这些传奇不谈，扬州也是一座富有历史故事和内涵的城市。在明清两代，扬州深受富商巨贾和达官显贵的青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此买地置屋。瘦西湖岸边，从饭馆、茶楼到妓院、书店，各业繁荣，人们的各种欲望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一到晚上，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人们乘着画舫泛舟河上，悠扬的笛声在空中萦绕。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清朝统治时期，一个名为“扬州学派”的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流派在这座城市兴起。地方官员出资赞助赛诗会，而每天下午，听众们都会聚在一起听说书人说书。与此同时，这也是“扬州八怪”生活的时代，这是一群富有创新精神的扬州艺术家，他们实际上大概有15人。借着从绘画到诗词歌赋在内的各种表现形式，他们在艺术和政治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抨击皇权统治和社会罪恶。他们一反因循守旧的笔法，创造出一种清新自然的画风。他们的画风改变了中国的艺术轨迹，并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先锋。
史可法是扬州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也是江泽民心目中的英雄和一直效仿的楷模之一。史可法生于1602年，他亲眼目睹了日益腐败的明王朝如何走向衰亡。他官至兵部尚书，1644年满族人攻占北京并建立清王朝以后，他仍拒绝承认他们的政权，并前往扬州准备守城。就在他抵达扬州的第二天，清军包围了这座城市。尽管力量对比悬殊，史将军仍然拒绝投降。他送信给清军将领说：“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
一周后，扬州城被攻破。史可法被俘并遭到杀害，成为南明王朝第一个以身殉职的高级官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事迹被人们广为传颂，直至史可法之死被视为神圣的殉难，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在江泽民眼中，史可法代表了中国人最为崇高的理想：爱国、勤勉、忠贞、诚实、道德和奉献。1991年，在一次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江再一次自豪地说起他所出生的那座城市及其最著名的人物。江说：“我是江苏省扬州人。扬州梅花岭下有史可法的‘衣冠冢’。冢前有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
江泽民后来有一次回忆说，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墓就在他的家乡扬州，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他和同学们星期天经常去凭吊，每当看到墓碑上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便激起一种抗日的激情，决心发愤读书，树立好的民族气节。
很久以来，扬州的繁华早已逐渐让位于其他城市，但这一命运却使它得以保留自身古色古香的魅力。1934年写的一部描写江泽民的家乡的作品简洁明了地概括了人们对这个地方的褒贬：“这座城市缺少在一座大城市里可以找到的宽阔的马路、喧闹的汽车、耀眼的灯光、高耸入云的西式建筑。没有任何被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占据过的痕迹，也没有传教士。这里可以说是完全的中国本土，因此也自然得以避免了其他大城市必须承受的帝国主义的侮辱和压迫。”
江泽民对自己的出生之地总是感到很自豪，并一直讲一口带有明显扬州腔的普通话。江最喜欢的一个作家朱自清(他父亲的同班同学)也来自扬州，他的作品也许最能道出扬州人和他们这座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朱最有名的一篇散文就叫《我是扬州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动情地写到这座城市：“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
直到7岁以前，江泽民随家人一起住在扬州田家巷的一座大宅子里。田家巷位于非常富裕的东关区内，毗邻大运河。田家巷得名于明朝后期，当时此地一户姓田的人家有一名才貌双全的少女得到了皇帝的垂青，做了皇贵妃(据说她精于围棋)。
江家的宅第是一座中间带有天井的传统中式大院，房子上面有着精美的石刻，房子里面摆满了书籍和艺术品。这样的一座宅子甚合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的心意，他是一位学者和生意有成的商人。此外，他又是一名中医、诗人、音乐家、政治激进派和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尽管在江泽民只有7岁的时候，江石溪就去世了，但他的价值观和信念对他的家人却有着深远的影响。江泽慧评述说：“我们家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一贯致力于学习求知，并酷爱文学艺术。我们家在读书做人方面的良好家风，一直是代代相传的。”
江的祖父在住所里收藏了丰富但并不昂贵的古籍字画。他能演奏许多种乐器，包括琵琶，他还喜欢唱歌;他爱好中国象棋，也经常在挥毫泼墨中自得其乐。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做诗。“我们的爷爷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江泽慧说，她和她那位著名的兄长长得非常像，“我有一本爷爷的诗集，里面的诗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令人难过的是，原来的墨迹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中被毁掉了。”
江的祖父的生活也不时过得很艰难。在清朝末年发生的一次饥荒中，他的两个儿子夭折了。虽然他行医深受尊敬，但并不足以养家糊口。1919年，他在49岁那年弃医从商，进入了一个他还十分陌生的天地。他当时的行为就像中国人时下所说的“下海”。他加入了大达(或叫做大运河)航运公司，不久便成为该公司驻扬州的代表。在这期间，他把家搬到了江泽民后来出生的那座舒适的宅子。
“我的祖父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江主席在时隔80多年后解释说，“但是他受过教育，有文化，而且非常有才干。早年，船在长江上航行时，螺旋桨经常被水里疯长的水草缠住。他便发明了一台能够割断这些水草的机器，并把机器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著名商人。”
然而，在早年的岁月里，江泽民只是一个子孙众多的大家庭中的一个普通男孩。单是江的父母亲，就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这个大家庭里，父母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出人头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望子成龙”，就像当年他们的父辈对他们的期望一样。江家的宅子里不乏书香、音乐、艺术和有关政治的讨论，江泽民正是在这里逐渐培养起一生对这些事物的兴趣的。
江泽民7岁那年，祖父去世了，终年63岁。经济上的窘迫使江家搬到一个较为破落的地区，但是对他们来说，精神上的损失要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失。祖父一直是一个精力充沛、很有影响的人。尽管他后来从商，但他不曾放弃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他在艺术界和学术界有很多朋友———并始终以不断磨砺自己的书法技巧为荣。像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十分关心国事，并写了许多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文章。在20世纪之初，他曾批判过清王朝的软弱无能。后来，他目睹日军一步一步地蚕食中国领土，深感悲哀，并起而反对一个玩弄阴谋诡计登上帝位的军阀。他甚至把自己民族主义的文学作品改编成歌曲，从而通过这些充满讽刺意味的歌谣，把他那愤世嫉俗的思想传给更多的人。
在祖父的葬礼上，江泽民的叔父江上青吟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名为《哭父》。(译注：据《江上青烈士诗抄》，该诗写于1933年中秋节前。江石溪先生病逝时，江上青在仪征十二圩中学任教，由于旧友反目而受陷，未能为父送葬。)他吟道：“常存济世心，向无凌人志。”这两句诗反映了这个家族的处世之道。就像他的兄弟姐妹一样，江泽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力争上游，但同时要谦虚谨慎。到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在远近闻名的琼花观小学上学了，这所小学离他家只有20分钟的步行路程。学校的课程设置兼顾了现代和传统两方面。其中，传统课程部分围绕四艺———文学、音乐、书法和中国象棋———开设，这些都成为江泽民为之钟情一生的爱好。
也正是在这里，他养成了对音乐经久不衰的热情，学会了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包括竹笛、钢琴和二胡。后者是一种起源于一千多年前的只有两根弦的中国乐器。几十年后，当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因脑力不济而无法演奏时，坐在听众席上的江主席突然起立走上舞台，他要过了二胡，在一把椅子上坐定，拉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