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杜修贤
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既“寒”又“暖”。“寒”是指他的严要求，而这种严往往是不讲任何情面的。他们虽然在总理身边却没有一点“神气”，“夹着尾巴做人”是他们的原则。可是在严的背后是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尊重、体谅和关心，处处洋溢着春天的温暖。
有人说，在西花厅工作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医务人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组成一个“大家庭”。这是一个团结、欢乐的“大家庭”。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杜修贤那颗忐忑的心立即被周恩来热情和蔼的举止所融化。初次见面，周恩来却在记忆的海洋里捕捉到了他往日的身影。
大家也许只看到周恩来永远忙忙碌碌，主政事务，其实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党和国家许多方针大计的制定他都参与了，甚至有些就出自于他。很多人都以为周恩来只是温柔谦让，其实他有“钢”一样的原则：在关键时刻，他有“当仁不让”、“非我莫属”的气概;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更有雷霆怒颜，说一不二的威风。他和常人一样，脸上不是永远充满了阳光，充满了笑容，他也有苦恼，也有委屈，也有无奈。他不是圣坛上的周恩来，他也有情，也有爱，也有说不完道不尽的琐碎故事。
有人评价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个人的性格时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举重若轻”，而周恩来则是“举轻若重”。也就说周恩来具有“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的工作风格。的确，这是周恩来的性格，也是他的特长，这跟他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这是他长期在白区工作养成的作风。其实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说，他不仅处理好每一个局部，更注意到全局。因为任何大事必须从小事入手，这是一句警世格言。
“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的周恩来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严要求——工作上不允许有丝毫差错!
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既“寒”又“暖”。“寒”是指他的严要求，而这种严往往是不讲任何情面的。他们虽然在总理身边却没有一点“神气”，“夹着尾巴做人”是他们的原则。可是在严的背后是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尊重、体谅和关心，处处洋溢着春天的温暖。
有人说，在西花厅工作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医务人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组成一个“大家庭”。这是一个团结、欢乐的“大家庭”。当然啦，在这个“大家庭”中还包括了许许多多由周恩来、邓颖超收养的烈士后代。
后来，一位新华社摄影记者也加入了这个“大家庭”的行列。他就是著名的红墙摄影师杜修贤。
见过杜修贤的人都会说他是条汉子。是的，一米八的个头，宽阔的背脊，古铜色的脸膛，还有岁月的风霜染白的平顶“刷子”短发……构成了陕北汉子犹似黄土高坡那般浑厚雄壮、坚韧倔犟的独特气质。
一旦和他相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个“独特气质”中隐藏着许多精彩的细节。有两件生活小事可以说明。
第一，他不介绍他那只端相机的手有何等奇功，可以稳稳托住按动四分之一秒的快门。只是用手夹着一支燃烧的香烟，烟已快燃到烟蒂，两寸多长的灰白烟灰虽弧形状弯曲着，随着他摆动的指尖一会儿举向嘴边，—会儿落于膝盖，烟灰却垂而不落，直到这根香烟吸尽丢在烟缸里，烟灰这才粉身碎骨。这是一种罕见的平衡之功。
第二，他没有过多的语言讲述他一生的经历，也不去评论中南海里的历史事件和风云人物，而是带着记者走进照片构成的历史瞬间里。记者惊呆了，这不是什么瞬间，而是一条由千万个瞬间汇集而成的历史长河，河宽而深。上面闪动着耀眼的光芒，卷动着激腾的浪花，也旋转着湍急的水涡……伟人领袖也好，风云人物也好，都在这条历史长河里挥展身手，表现才略。他们在镜头里沉浮、流动、定格，几乎每一个瞬间都能构成一个永恒的主题。
杜修贤曾握住过中国最高新闻媒体的触角，在政坛新闻上“行走”了十多年。然而，就是在今天，他还是那样不善言说甚至外貌有点威严冷峻，回避好奇者刨根问底的纠缠，更不允许作家们任意地文学加工。
他说，他这一辈子只讲真实和真情。
和他熟了，记者开始一点—点剥去酷似严厉的外表，窥视他善良温和的心灵。
故事也滔滔不绝流出他的心窝……
1960年元月，杜修贤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他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杜修贤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记忆里这是新华社第一次明确分工跟随中央领导人的摄影记者。那年，杜修贤刚满33岁，已拍了16年的照片。
杜修贤走进了人们向往、世界瞩目的中南海，同时也融入了西花厅这个团结勤奋的“大家庭”。
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他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娴熟，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
这天，中南海湖面，一抹展平。晶莹的冰将所有的生气死死地封在底层，留着光洁却寒冷的美丽和太阳默默相对。
杜修贤到中央警卫局报到，转了组织关系。按规定，专职摄影记者的党组织生活由警卫局统一管理，侯波担任中南海摄影组的组长，杜修贤是副组长。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也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新奇，杜修贤心里绷得紧紧的。他握了握手里的“莱卡”相机，尽量分散这种命运转变带来的不自然情绪，他还要尽量表现出轻车熟路、稳操胜券的老练模样来。
西花厅院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客厅在前院，是清代的皇家建筑，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郁积着贵族的气息。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门窗檐柱上已油漆斑驳，露出了陈旧的木质，那骄横盛世的皇家气息已被岁月风化，变成了漫长历史演变的物证。室内简朴的陈设更将这种气息消逝殆尽，都是极普通的桌椅沙发，不仅式样陈旧还特别笨重。
杜修贤正站在客厅的一边。一会儿，周恩来走了进来。见总理走上前和电影记者握手，杜修贤就跨到跟前为他们拍照。连着拍了几张，周恩来走过来和杜修贤握手，刚握上手他突然调过头对别的记者说：
“嗳……嗳，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
杜修贤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周恩来朝另外一个记者招招手：“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们给照一下。”
杜修贤高兴极了，和总理留一张单独合影，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读者可能有点奇怪，整天和总理在一起，怎么照一张照片还那么难?
周恩来是一个和蔼慈祥的人同时也是严厉严格的人，到他身边前，杜修贤就知道了许多“纪律”，比如不能抢镜头，不能主动提出和领导人合影等规定。那时的人也很老实，不让合影就不合影，决然想不到找机会单独合影。所以许多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都没有一张和总理的单独合影。
周恩来和杜修贤单独握手后，看看他，若有所思。
“嗯……我以前看见过你……面熟嘛。”
刚才那一笑驱走的紧张又跟了过来，脸热良久，舌尖上也没能弹出一个音符。
以前见过?杜修贤在脑海里迅速筛找记忆……
1945年杜修贤在延安见过周恩来，那时他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机场上，杜修贤挤在人群里，紧张地抓着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照相机，一会儿举起，一会儿落下，奔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满以为能拍下周恩来潇洒、沉静、健美的身影。还没等从成功的幻觉中醒过来，猛然发现镜头盖没打开。巨大的懊恼顿时像刀在胸腔里剜，剜得泪都快出来了。怎么节骨眼儿上就出岔子呢?就像有人睡不着怪床歪那样，年少气盛颇为自负的杜修贤差点没把相机给砸了。那次纯属摄影新手的常规错误，竟使毫无过错的苏联相机在他手里一生都黯淡无光。
那次机场上人山人海，杜修贤淹在里面，连个头顶也没有冒出来……这绝不可能算是见过。
以前见过?1954年从兰州调到北京分社，后又到中央新闻组，倒是常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可……那些会议和活动往往场面较大，人数也多，尽管有时镜头离总理很近，但他都在聚精会神地讲话，怎么可能会注意杜修贤这个普通记者!
然而他确实地记住了杜修贤，从他确信无疑的神态可以看出。
“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一是组织的安排，二是……是我的运气好哪!”杜修贤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话。
周恩来盯了他一眼，那眼神叫他吃不准是不是要责备他，心里不觉得慌了起来。
“那哪能靠运气?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嘛。你说是不是，老杜?”
刚才周恩来叫他“老杜”，使杜修贤不自在了半天，总理多大他才多大呀……
“总理，您就叫我小杜吧，这样合适些……”
不等他说完，周恩来摆摆手：“哎，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分年龄大小，老杜小杜还不一样吗，没那么多规矩。”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杜修贤看见总理也笑了，心才松弛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总理抬手看看表，可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拍拍杜修贤背着的充电器，说：
“挺沉的，先放下吧。”
那时用的闪光灯没有干电储存功能，靠充电器供电。一个充电箱起码五六斤重，背久了还真的压肩，木涩涩的。
“总理，这些机器都不能离身，这是规定。”
“噢……规定，规定就不要违犯了。你们很辛苦，要背这么多的机器。”
周恩来不无同情地望着他们几位记者，个个脖子上至少吊着两部机子，再加上碗口大的闪光灯，一副五花大绑的样子。
他们告诉总理，习惯了，一点也不累。周恩来感叹道，到底人年轻啊。用手搔了搔自己已经开始花白的头发。可杜修贤一点也不觉得总理是个花甲老人，特别是他那双浓眉下的炯目，使之容貌生辉，英姿勃勃。以前他只知道总理潇洒而庄重、练达而忠笃的风度颇为众人欣赏、称赞。相形之下，他内在的美德和海涵气度比外表更有征服力，一种深沉持久的征服力。这使周恩来的魅力经久不衰，子子孙孙仰慕不止。
会见外宾后，周恩来提议摄影师们一同到后院坐坐。
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年4月，粉色花朵缀满枝头，阵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壮观至极。
这时，杜修贤见到了邓颖超。她身穿深紫色的呢外套，披着雪白的纱巾，和蔼可亲地迎接他们。
大家落座后，邓颖超一一询问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她听说杜修贤有两个女儿，眼瞳里跳出只有女性才会有的怜爱神情，连连说：“女孩儿好，女孩儿好。女孩儿大了知道疼父母……女孩儿好。”
看得出来，这个庭院缺少孩子的笑声。邓大姐是多么喜欢孩子!这些工作人员的孩子，几乎都到总理和邓大姐家里玩过，有时，邓大姐主动打电话让把孩子带过来玩玩。
十多年，杜修贤拍过不少周恩来、邓颖超和孩子在一起的开心镜头。
当杜修贤离开西花厅后院时，邓颖超一再嘱咐道：“老杜，有时间带女儿们来玩玩，啊，一定带她们来玩呀!”
带着孩子到总理家里做客，杜修贤连想都没敢想。两个女儿进了西花厅以为进了公园，活蹦乱跳。邓颖超见到了孩子，更是高兴无比……
后来杜修贤和妻子带着女儿们去西花厅时，他们的三女儿刚出世不久，他的妻子抱抱又放下，考虑再三，还是放下了襁褓中的婴儿和一摞尿布。“这是进中南海。你当去逛街呀?也不看看带这么多尿布雅观吗?”杜修贤没好气地对妻子说。
两个女儿进了西花厅就乱蹦乱跳的，以为进了什么公园，不等他们拉住就撒开两条小腿不见了影子。邓颖超从屋里出来，一见，爱得什么似的，跑上前去，一手拉着大的一手抱着小的，眼睛还四下里寻。
“老三呢……小的那个呢?”
妻子朝杜修贤投来责备的目光，对邓颖超说：“孩子太小，一会儿就哭闹，怕……打搅大姐的工作，再说带小孩子出门，不……不方便，就尿布……”
“啊呀，那有什么关系呀。我就想看看这般大的奶娃娃，闻闻奶香，毛茸茸的多可爱。唉……”
她不无遗憾地用手比画婴儿的模样。
看到邓大姐这样喜欢孩子，杜修贤心里也后悔了，不该顾忌这顾忌那的，将小女儿留在家里，结果给邓大姐留下了深深的失望。直到杜修贤他们再三保证：下次一定将毛娃娃带来!邓颖超的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孩子调皮，又有个面慈心善的奶奶宠着，欢得恨不得上天入地，满地毯上打滚。杜修贤两口子在一旁又急又气，几次想上前去制止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
邓颖超不让：“嗳，孩子调皮爱动，不是坏事。说明她们爱动脑筋，有个性。聪明的孩子往往是调皮的孩子。不要管得太严。”
时间真快，该告辞了。邓颖超笑眯眯地拉着孩子们，走到屋外，选好背景、搂住两个孩子合影留念，镜头里的热烈场景真让杜修贤感动也让他心酸……普天下的女性都能生儿育女，可我们的大姐选择革命的同时也选择了终身缺憾，放弃了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这高尚而高昂的代价，竟是这样残酷……
他们离去时，邓颖超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杜修贤的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两个小家伙走出好远，还不住地回首，望着向她们依依招手的邓奶奶。
“下次别忘了带毛娃娃来玩哪!”春风从他们的背后送来了邓大姐的叮咛。
至今想起杜修贤都不能原谅自己。小女儿两岁他都未能兑现自己向邓大姐许下的承诺。这不难兑现的承诺竟在繁忙和顾忌中无限地拖延，如果不是在机场相遇，真不知道会将大姐的愿望拖延到何时?
1964年夏季，杜修贤随总理出访。他的妻子携已由奶娃娃长成小娃娃的老三到机场送他。邓颖超在候机厅里一眼就看见了杜修贤他们，连连朝他们招手，叫他们过去。孩子胆怯地望着蹲下身和她平视的陌生人，想哭。可邓颖超高兴极了，搂过孩子，对着小脸庞“叭”就是一口，拉住小手，说：“啊呀呀……瞧瞧，我们的奶娃娃长这么大了。你这么一点大时，我就让你妈妈带你来玩……你妈就不带你来，你说，这是妈妈不对，是吗?”
孩子不再害怕了，而是扭动着头，冲着邓颖超“咯……咯”傻笑个不停。
邓颖超“咯咯……咯”笑得更开心。
杜修贤赶紧抢拍下这幕洋溢天伦情趣的生动画面。
1966年，一场“红色”风暴席卷中国大地。令杜修贤意想不到的是，他竟被当做潜伏在周恩来身边的特务揪了出来。就这样，他离开了一生眷恋的西花厅。
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它罕见的速度，迅雷不及掩耳地席卷了神州大地，也以罕见的威力，排山倒海般地冲破一切领域。
北京街头开始出现令人不安的“躁动”。
高音喇叭穿越墙障，透过树丛，在空气中传播。一堆一堆的人围着喇叭，围着半导体，围着一张张的小报，围着满墙的大字报，观看着、议论着。
杜修贤这时来不及细品“文化大革命”的其间奥秘，又奉命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访问。不过这也好，“眼不见心不烦”嘛。
出访近半个月。回到北京已是7月初，正是盛夏。
飞机还在跑道上滑翔时，杜修贤的目光恍惚掠过某种敏感的字眼，可是飞机拐弯掉转了方向，挡住了视线，瞬间敏感的字眼也就没往心里去。
周恩来这时从后舱里走出来。杜修贤听他的秘书说，总理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觉，看上去脸色显得很苍白……杜修贤深知没睡觉的滋味。刚才在飞机上他还问总理的卫士长，总理休息了吗?卫士长也挺可怜，熬红的眼睛像兔眼，年轻的脸上堆起苦滋滋的皱纹，无奈地直摇头。
他们惆怅地叹息着，都是些男子汉，可一点办法也没有，眼睁睁地望着总理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其实他们不知道此时的总理内心承受的压力要比身体承受的压力大得多得多!
也许是职业的毛病，有时没事爱一个人默默地琢磨人的神情和气质。
周恩来潇洒、严谨。
刘少奇严肃、沉稳。
陈毅豪放、风趣。
再以后杜修贤的镜头投向晚年的毛泽东，毛泽东神秘、沉郁。
“嗳，老杜，该下飞机了。”
杜修贤一看，机舱里都空了，忙提起摄影箱往外走。
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都已离开暑气腾腾的机场。杜修贤下了飞机，只觉得明晃晃的阳光如箭刺目，叫人头昏目眩的。竟然没有看见近在咫尺的熟人，只顾埋头疾走，等那俩熟人到他跟前时，他惊喜极了：怎么，社里派你们接我的?连忙兴高采烈地和他们握手，可那俩熟人一脸冷漠，像从不认识他似的，只从嘴里简短地蹦出两个字：上车!
窗外掠过惊心的标语：“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汽车没有把杜修贤送到家，而是直接开到新华社的大院里。他一下车就被几个人稀里糊涂拖到楼里。定神一看，心里暗暗吃了一惊，迎面的墙上扯出块条幅，那上面杜修贤的大名颠三倒四歪着，这还不说，上面还打着红叉叉呢!
“我这是犯了什么罪行?”杜修贤火爆性子开始一点点膨胀。
“你是安插在总理身边的大特务!大间谍!”
“你们有什么根据这样胡说?”
“你带的机器就是证据，那箱子里就藏着窃听器!”……听到这杜修贤差点没笑出来。要不是名字上打着叉叉，杜修贤真以为他们在搞喜剧小品，和平时一样穷开心，跟他闹着玩呢!
这出闹哄哄的荒诞剧折腾到午夜才告一段落。
杜修贤从灯火通明的楼里出来，月光冷冷地洒落在地面。他真想大声乱骂一通……太他妈的气人!转念一想，刚才他们强行打开他的摄影箱，已证实他根本就没有窃听器，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误会。想到这里心里稍稍平静了一点。
夜色揉浓了家人的酣睡声。
杜修贤一气抽了好几支烟，也无法使自己接受这严酷的现实。苦苦数着钟表的清脆滴答声，挨到天明。
老实说，这股突如其来的风暴一开始他还没有当回事，多少有点小看这帮造反派的威力。天真地以为只要搜不出窃听器，再斗几次找个台阶，还不就没事了?过几天中南海一有活动，还不照样背着相机去工作?再说他还是中央新闻组的副组长呢。
在当时这个40岁的人竟是多么天真和幼稚!
杜修贤的罪名像魔术师手里的道具，不停地变换花样。连他拍摄的照片也成了批斗的“有力证据”：
“为什么拍摄王光美穿旗袍带项链的照片?”
“为什么拍摄陈毅走在周总理前面的镜头?”
“把刘少奇手里的中华烟拍那么清楚，显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
“邓小平昂着头走在领导人的前面，难道他的职位最高吗?”
……
最为荒谬的是叫他交代“黑照片”的动机，似乎他的镜头连人的思想都能拍下来。造反派们规定他每天要写千字交代材料，还要写五张揭发别人的大字报。对于这样的要求，杜修贤只有一句：“不写!”任凭造反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写!只剩下这副属于自己的骨头，怎能再失去?这样一来杜修贤很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特务、间谍”的头衔。理所当然地打发到社里照片制作车间去“脱胎换骨”当一名定影工人。
中南海，杜修贤是回不去了，中央新闻组的办公室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就这样杜修贤离开了他一生眷恋的西花厅。
在荒诞和耻辱的纠缠中，狂乱在更大的范围里蔓延……刘少奇倒了，邓小平倒了，陈毅靠边了……元帅中除林彪外都纷纷落马，遭受屈辱和磨难。
周恩来被挤进了夹缝，艰难地工作。
杜修贤只能从报纸上得到几条担惊受怕、牵肠挂肚的消息，更多的领导人音信全无，下落不明。
1968年，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杜修贤开始了近似流亡的生活。
中南海离他更加遥远了……
同时还派了一个年轻的记者和他同往，后来他死了，死得很惨。
这种流亡生活对他来说似乎更好些。身居斗室，被人监视的滋味他实在是受够了，他那不甘屈服不甘寂寞的天性受到压抑。别说是流亡就是流浪他也愿意，至少可以多一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
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杜修贤获得了几年里第一次灵魂自由徜徉的欢乐。
人只有在大自然面前才能还原自然的面目。大自然对谁都是一视同仁，慷慨而公平。它并不因为杜修贤戴着一摞“帽子”，拖着一串“尾巴”就冷落疏远他，而是用沉静的温柔慰藉他孤苦的灵魂。
铁列克提，杜修贤在它的大地上开始了短暂而自由的“流亡”生涯。
在铁列克提那宁静的夜晚，杜修贤的思绪又回到了西花厅，回到了他的童年时代……冥冥之中他相信总理不会忘记他
杜修贤的人生悲剧像波折号画到新疆伊犁和苏联接壤的边疆小镇——铁列克提。
当杜修贤看到旖旎的边疆景色时，他甚至有点受宠若惊，造反派们如此“大方”，将一个“特务”、“间谍”放在一抬脚就出国的国界线上，真算得上是能和历史诸多名将大家流放相媲美的宽大政策。来到这里的几位记者几乎一脉相承走过那段“打倒在地”的痛苦历程，殊途同归!
轻松、调侃、欢笑又重新回到他们中间。
他们骑马、打猎、野炊、钓鱼……这是红墙里所不能想象的生活。
日子一天天似平静的流水。国界线也似乎平静地在脚边延伸。有的时候他们还真的忘记身旁是一条用历史血脉和泪迹编织的国界线。
草原之夜如此宁静。杜修贤又开始了日渐沉重的思念，久久不能合上眼睛，遥远沉重的过去向他慢慢走来……
他出生在陕北米脂县城。在他童年的记忆中，母亲总是盘膝坐在炕头，手里是儿女身上永远缝补不完的破衣烂衫，母亲也常出门，她有一手好针线，常到有钱人家做针线活，得来一点工钱，筹划全家人的油盐酱醋和针线布头。
父亲在小小米脂城里，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打了一手好算盘。祖上曾是个大户人家，不知在哪一脉蔫了香火，渐渐地败落下来。到父亲这辈除穷得还剩下认识几个字外，几乎一无所有。
兄弟们无法捆在一起。父亲排行老小，分房屋家产轮不到他的名下就光了。只好和母亲租破烂不堪却很便宜的土垒房住，生下了哥哥、姐姐和他。
父亲的算盘已系不住他们兄弟姐妹不断增长的嘴，哥哥姐姐五六岁就上街拾菜叶和瓜皮，充填家里饭锅的容量。盐水煮菜叶，盐水煮瓜皮，他几乎记不起来白面馒头的模样，更不要说回味它的滋味了。
当杜修贤大一点的时候，他也像哥哥姐姐那样，提着篮子，走上街头。
米脂的街，是用青石板铺成的，显得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文化的韵味。
米脂的城，一半在山上一半在山下，山上是窑洞，山下是砖房，贫富界限几乎是一目了然。
街西边的房子门面朝街洞开，放着各种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商品。可站在这里，只要一仰脸望望山梁上密密麻麻的窑眼，就知道这世上有多少穷人。
陕北的夏日，骄阳似火烤灼着大地。
西瓜堆旁，他汗流满面立在灼人的阳光之下，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每一张瓜汁四溢的大嘴，极有耐心地等待瓜客们啃空最后一口。就在他们放弃瓜皮的刹那间，他的篮子便准确无误地接住那片甩落的瓜皮。几十年后，他细细回想当时的情节——摄影时专注等待瞬间的耐性和对瞬间反应那么准确，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已开始磨砺出来了?
他虽然口讷，但动作敏捷、机灵，手脚麻利，篮子里的瓜皮往往比其他穷孩子要满得多。
1937年，他11岁。穷山恶水的土坳里几乎与世隔绝，好像战争与这个世界相隔很远。但自从他的哥哥被征兵去了南方的抗日前线，他们家就开始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或许那时他还根本不懂战争的含义，并不知道父母是如何在穷日子里牵挂自己的长子。终于有一天，一封来自长沙的“光荣信”，彻底击碎了父母的牵挂。哥哥在长沙会战中战死。母亲几乎塌了精神支柱，把眼睛都哭坏了。她整夜整夜地哭啼……每当看见母亲一个人在山坡上烧纸哭诉时，他内心就涌上一种仇恨，一种失去亲人才有的切骨之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李自成故乡的水土，好像特别能壮汉子们的身坯。他长得瘦高，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男儿的血性迅速催化他的雄心——我要自谋生路去挣大钱。
这个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
由于贫穷的生活所迫，有一天，他终于离家出走。
14岁的他，走上这条不知漂泊何处的路。那心情那痛楚那苦涩那孤独根本无法用白纸黑字表达清楚。
那一夜，他竟然赤脚走了四十多里地。
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大悲大苦的路上竟走出了一个崭新的人生。
天放亮了，晨霭里，他看见远方有城墙的影子。
走近一打听，是绥德县，和米脂邻近的一个县。
他又饥又渴，双脚火辣辣地痛。
他忽然惊奇地看见几个穿灰色制服的人走了过来。咦，什么兵?
是不是红军?他曾在米脂城里见过，听说是穷人的军队，他走上去向他们打听：“你们是什么兵?”
“八路军，共产党的军队。”
“八路军和红军一样吗?”
“一样，以前是红军，现在打日本鬼子，改成八路军。”
一线曙光在心里猛然腾升：“我能当红军吗?”
“那你到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试试，那里正在报名呢。”
只要有饭吃，去哪儿都行。当时他不懂得革命道理，只要有饭吃不饿肚子便会得到最大的满足。
他终于弄清了要去的地方，伤心地垂下了头：“我没有钱上学。”
他们先是一愣接着仰头大笑：“傻兄弟，这是穷苦人的学校，是不收钱的学校。”
有这事儿?他惊奇地看着不远处人声鼎沸的报名处。
他随着教员的指头在表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看着自己歪斜的笔画，心里就有一种好梦难圆的惴惴不安。
教员的指头又指着下一栏，叫填写父母的姓名。他僵然了，赧颜不语。
“不识字?……小兄弟!你不够学校招生的标准，过几年再来，好吗?”
他红着眼圈，依依不肯离去。
“小同志，你愿意在这里扫地打水当勤务员吗?”一个戴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注视着他。
“我都会做。先生，我给人家扛过活，能做许多许多的活计，先生，留下我吧!”
“叫同志，革命队伍里不叫先生。”
“同……同志，让我留在这……革命队伍里，我会干好勤勤……务员。同志，留下我吧。”他急切地使用刚学来的新词句，结结巴巴地恳求这位教员，这是最后的希望。
他终于留在学校里当勤务员了。
如果那次他被拒之门外，真不知会漂泊到何时何地?他的人生道路会是怎样?
他做梦也没想到他会有读书识字的一天，能懂得革命道理，懂得知识，懂得许多上辈人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被“穷”的苦闷抽打的灵魂，现在豁然开朗了，仿佛打开一扇天窗。
1940年的夏天，正巧，学校里的一位教员生了重病，要到延安治疗。病人去延安需要有人护送，学校领导问他：
“二百多里的路，靠双脚走，行吗?”
“行!”
坚强自信和成熟，赢得了学校的放心，终将这副重担搁在了他的肩上。
马一前一后担着用席子扎成的“架窝子”，病人躺在上面。
他们上路了。
延安——革命的圣地，它在向他招手，他感觉到了。
他看见了延河边的宝塔山。激动、兴奋冲击着每一根疲劳的神经，浑身的血呼呼直奔。就连奄奄一息的教员也双目生辉，像回到久别的故乡一样，病自然也就好了三分，竟奇迹般地坐了起来，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红晕。
将病人送进延安总医院后，他按照学校的吩咐，到中央出版发行部报到，据说他们那里缺人手。
他被分配在中央出版发行部青年队工作，还是勤务员的工作。
不多久，他又调到新华书店当勤务员。日复一日地推移，头顶上的“员”也随之不停地变动，通讯员、书店店员、书店管理员……
新华书店的对面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电影团，在那儿还开了个小小的摄影室。
他常去玩，渐渐地他迷上了摄影。神奇的照相机好像有着无穷魅力，老是牵着他的腿去和它“相会”。时间一长他萌动着一种愿望，有朝一日也能拥有一部照相机，“咔嚓”、“咔嚓”照下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愿望在1944年初实现了。
他参军进了八路军电影团，成为一名学摄影的新兵。
吴印咸当时是电影团团长，也是他们的老师，他有了一部德国“蔡斯”相机，后来又有了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相机。
他痴迷了，从没有什么东西像这样让他着迷过，仿佛每一个画面都有着永不褪色的魅力。
摄影之路在脚下延伸……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吴印咸和学员分别了，他去了东北战场，而杜修贤则随十八集团军上了西北战场。
战争锻炼人，也锻炼了他的拍摄技术。
全国解放时，他已是一个熟练的摄影记者了，后来在兰州军区画报社当了摄影组的副组长。他的官当得并不好，但照片还是很有出息的，报刊上常有它醒目的一席之地。
自从那时到现在，岁月在手指间流逝走了，他也经过了很多的大风大浪。但他还没有经历过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风浪，他常常感到委屈、困惑、迷茫。他的心老是在遥远的中南海里徜徉来徜徉去……冥冥之中他看见了无数熟悉的脸庞。“总理不会忘记我，他一定会帮助我摆脱困境。”他从心灵深处发出呐喊。他没猜错!自从发落新疆，在周恩来身边消失后，周恩来就一直没有专职摄影记者跟着，他多次向新华社的记者打听杜修贤的处境，听说他很顽固，拒不交代问题，解放不出来。周恩来深深地叹了口气，严肃的眼神里挤出无可奈何的焦灼。其实他心里为杜修贤的死心眼忧愁，他希望杜修贤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好早日回到他身边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问记者：老杜的问题搞清了吗?你们搜出窃听器了吗?没有?没有还扣着人家干什么，解放出来好叫人家早点工作嘛。他有拍摄经验，压着不用是浪费人才啊!当他听说因为杜修贤态度不好而得不到原谅时，就说：“他就是这个脾气，耿直，说话冲，有点骄傲。但不能老是揪着不放，要给人家机会改正嘛!你们回社里转告我的意见。”
这时的杜修贤正在国界线上“流放”。
重返西花厅，杜修贤蓦然发现总理苍老了，脸上烙着深深的皱褶和褐色的老年斑……从此以后，杜修贤用他那精彩的瞬间，伴随这位历史的巨人走完了他辉煌无比的晚年生命历程
1969年底，热闹了几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走上相对平稳的持续阶段。
周恩来开始考虑重新接通中断了二三年的外交航线，第一个要去的国家便是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出访人员名单很快就送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总理细细地看了一遍，发现没杜修贤的名字，就问秘书：“老杜呢?名单上怎么没有他?”
这时秘书将杜修贤去新疆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总理。
“叫他回来，立即回来!这次出访的摄影记者还是定他。”说完，将老花镜重重地放在桌上。
杜修贤收到加急电报真不敢相信，看了又看，千真万确：叫他立即动身回北京。一定是有出访任务。他暗暗猜测。
第二天杜修贤匆匆告别了伙伴们，以为还要回来的，也没什么惜别的话语，只是大大咧咧地和大家握了握手，相约再见时要带“牡丹”牌香烟酬劳同伴。
命运是无法猜度的谜。
杜修贤活着走出大草原，可他们死了，永远长眠在大草原。
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杜修贤朦胧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地名——铁列克提。以为是在做梦，猛然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他已无法抑制因悲悚而来自心灵的颤悸。
他们死了?!
就在他离去的第二天。他的伙伴们骑上了死亡的马背——又去常去的湖边打猎……突然苏联的坦克在他们周围出现了，子弹穿过他们毫无防备的后背……
列车的广播里正在播放中国政府的抗议书。
可怜的伙伴们，还有那个和他一同到新疆的年轻人，就这样生不明死不白地埋葬在那遥远宁静却散发血腥味、火药味的国界线上。
壮士一去不复返!而杜修贤却是幸存者。
他越来越觉得这里面隐藏着什么阴谋……
回到北京，他看到更大的阴谋在高层政治中有条不紊地实施：老帅们卷起铺盖天南地北地“流放”(有个响亮的叫法：疏散)，部长们下放牛棚猪棚(叫法更动人：“五七干校”)……他个人的命运在这么悲惨的大背景下又能算得上什么呢?
回家的喜悦被从天而降的噩耗夺走了。跨进久别的家竟挤不出一点笑容，他很愧疚，望着家人惊喜而又怨恨的表情，说：“我很累，很累。”
家，心灵的避风港。在这平静的港湾里，杜修贤悄悄地抚平了流血的伤口，就去西花厅向周总理报到。
走进中南海，就遇到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情，西花厅已被造反派改成“向阳厅”，这是一个多么俗气的却十分时髦的名字啊!正如全国数以万计的“文革”婴儿叫向阳一样。然而改掉几百年历史的名字是很难像为出生婴儿起名那样一劳永逸终身受用的。“西花厅”无法让人彻底抠掉，叫来叫去还是“西花厅”。昙花一现的“向阳厅”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
“西花厅”改“向阳厅”这只是那个奇异年代的奇异缩影。
杜修贤走进中南海，景物依旧，犹如昨天才离去。进了西花厅的后院，心开始“怦怦”地跳，这里是多么熟悉啊!总理的秘书看见他……“哦”的一声吆喝，就抱在一起了，那高兴劲就别提啦!恨不得将一肚子的话都倒出来。这可是整整憋了三年啊。他们谈了一会儿，秘书就到总理的办公室通报他的消息。杜修贤独自走进后院的小客厅，环顾四周，心里酸甜苦辣，悲喜交集……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就像人长时间的委屈后一下子有了依靠，鼻尖老是酸酸的……
一会儿，他听见鞋底敲打地面的熟悉脚步声，他的心越发跳得“突突”的，他走到门口。
“老杜——”
“总理……”杜修贤声音有点哽咽。
周恩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一点没变!这略高抬起也略有僵硬的握姿，他是那么熟悉!一下子穿透时间的屏障，接通了过去岁月的亲切感受。
邓颖超正笑眯眯地站在一旁。
他们坐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仔细地打量了杜修贤一番。他们笑了，杜修贤也笑了……塞外的劲风和日光辐射将他改造成草原汉子的样子——黝黑、粗犷、健壮。
邓颖超轻轻地叹息一声，说：“老杜啊，你是我们‘文革’以来在后厅里会见的第一个客人。”
杜修贤心里“咯噔”一声，好一会儿没回过神来。
他茫然地望望总理，总理点点头。霎时一股热血从杜修贤心头滚过……我只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你们却这样厚待我……他鼻尖愈加地酸涩，喉嗓里像哽着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连亲戚都没在这见过……你不信问问他们。”邓颖超见他半天不说话，以为不相信，就指指秘书又说。
“邓……邓大姐，我怎么……怎么不信呢?”
倘若他不是个汉子，倘若总理不在跟前，又倘若……或许会洒下男子汉苦涩且又浑浊的泪水。
周恩来又询问了杜修贤的近况，当他听说杜修贤大难不死，幸存下来时，脸色立即严肃起来，半晌无声……客厅里的空气沉重地使人嗅出草原上经久不散的血腥味。
周恩来浓眉炯目注视杜修贤，问：“就是上个星期外交部向苏联提出抗议、苏联在我国边境武装挑衅制造流血的那件事吗?”
“就是那件事。”
“几个记者都……殉难了?”
“是的。”杜修贤仿佛看见天苍苍地茫茫交融之处，隆起的几座坟包。
周恩来沉重地吐出一口气，将头扭向门外，看着院子里的海棠树。
这时杜修贤蓦然发现总理苍老多了，消瘦了，脸上烙着深深的皱褶和褐色的老年斑……记载了他沧桑世事的岁月，也记载了他艰难处境的跋涉。杜修贤一阵心酸，这几年总理是多么不容易啊!人们都知道总理是充满热情充满爱心的伟人，可有谁知道总理的凡人内心是怎样走过漫长的苦难历程的?
杜修贤不该讲个人的不幸，全民族都遭受着巨大的不幸!
“总理，这几年您可好吗?”
“好，挺好啊!”周恩来爽朗一笑。
“就是太忙，睡眠太少了。”邓颖超插了一句。
“总理，这次去朝鲜，时间定了吗?”
周恩来吟思了一下：“还没有。出访的时机一要成熟，二要适宜。这几年去的国家少了，各国变化都很大，科学技术有很大发展。我们先要搞些调查研究，摸摸情况。你也熟悉熟悉工作。等通知。我有活动就叫秘书通知你。”
不知邓颖超什么时候出去的，这时见她和秘书端了盘红艳艳的西瓜走了进来。
“来来……老杜，吃西瓜，大家几年不见了，来来，都一块儿吃。”邓颖超热情地张罗着。
客厅中间有张方桌，她把西瓜摆在上面，招呼杜修贤过去。杜修贤看看周恩来，周恩来两手一拍沙发扶手，一撑，也站了起来，笑道：“大姐有心请你，你还愣着?你这时不吃一会儿想吃也没有了。嗳，你看这瓜多好!”
杜修贤跟着周总理来到桌前，和邓大姐、秘书，他们四人正好一人一面。
一口蜜甜的瓜汁一直流进心坎里。
出来时，邓颖超又把杜修贤从后厅一直送到了前厅的门口，并且叮咛道：“要好好学习毛选，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以后可以交流学习体会，看谁学得多学得深!”
从此以后，杜修贤这位著名的“红墙摄影师”就一直在周总理身边，用他那精彩的瞬间，伴随这位历史的巨人走完了辉煌无比的晚年生命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