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李中权向记者展示自己的勋章。新华网 高航/摄
9口人追随红军，有4人死在长征路上……李中权全家的命运，与长征紧紧相连。
“红军撤离时，大哥带领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二哥和四弟为红军筹粮，五妹带领妇女队抢救红军伤员，父母也抛弃了家中的一切，带着年幼的弟妹投奔了红军。”91岁的老红军李中权回忆说。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与母亲的最后一面。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准备再度进入草地前，李中权见到了母亲。那时，50多岁的母亲得了严重的寒腿病，在两个孩子的搀扶下吃力地赶路。“北上的红军一个也不能少。”李中权的警卫员想要留下来照顾老人，被母亲断然拒绝了，“我能走，雪山都走过来了，还愁走不到陕北?”
李中权只好解下自己的粮袋，牵过自己的战马，把缰绳交给弟弟，含泪挥别母亲。几个月后他才知道，母亲没能走出草地……
李中权老泪纵横，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事。
长征中，李中权曾任藏民独立师政委。李中权说，受红军的影响，藏族头人马骏在1936年春拉起了一支武装队伍。为了巩固这支力量，红军抽出100多名干部到这个师任职。
“我们都身着藏服，遵守藏族的生活习惯。”李中权回忆说，第一次见到师长马骏，是在一个叫八旺镇的地方。“马骏非常英俊，30多岁，穿着半旧青缎袍，和蔼诚恳。见到我，他腰身一躬，深深地行了一个标准的藏族礼。”
“他告诉我，如果藏族姑娘骑马在前面，可不能与姑娘赛起马来，否则就是求爱了。”说到与马骏在一起并肩作战时的趣事，老将军笑了起来。
此后几十年中，李中权一直为此不安。1986年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他四处奔走为马骏平反，说明历史真相。最终，有关部门为马骏恢复了烈士的名誉，马骏的子女专门找到老将军，向他敬献哈达。
在得知有人对长征“二万五千里”这个数字表示怀疑时，李中权很是气愤。老将军告诉记者，二万五千里之说，最早是毛泽东提出的。“我在延安抗大一期一队学习时，毛主席给我们上课时就说过，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从中央苏区出发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恰为一年，以每天行程70里计数，恰为二万五千多里。”
“长征不是旅游，不是直线行军，哪能靠量地图来算?”李中权说，红军爬过了百十座山，道路弯弯曲曲，忽进忽退，因此只能按日均行程计算。
“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地纪念历史。”李中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