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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云:我侦听到了西安事变的通电

 

  从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院长岗位上离休的曾云,如今在北京香山的干休所里颐养天年,但只要提起他的身世,曾老就摇头,说:“猪狗不如!”

  曾云家往上数四代都在地主的庄园里务农,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相继去世,排行老三的曾云不到7岁就开始给地主放牛、砍柴。

  “能吃到红薯叶子、干萝卜叶子就不错了。”曾老说,“为了谋生,我去学木匠。当时师傅天天让我去沅江扛木头,干了两年多,一分钱都没有。”

  1935年10月,红军来到湖南辰溪县。木器店的老板听说红军来了,吓得跑掉了。

  一个红军班长来到店里,邀请曾云去部队修理装电台的箱子。红军官兵非常热情,开饭的时候,红军班长对曾云说:“小师傅,你快来吃饭。”

  “第一次被人尊重地叫小师傅,还给我夹肉吃。”曾云回忆说,“活干完后,我就跟红军队伍走了。”

  因为曾云修过装电台的箱子,便被分到了红6师无线电台当战士,开始了长征。

  曾云遇到的第一座雪山是海拔5000多米的玉龙雪山。很多红军战士走热了,就开始脱衣服,有的甚至嫌衣服重就甩掉了。没想到越往上爬天气越冷,再往上走,就开始起暴风雪,看不清楚路了。饥寒交迫的红军队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不断有人倒下。

  “人刚倒下,马上就有老鸦飞过来吃人的眼睛,还有的人滑下了深谷。”曾云回忆说,他也几次累得想坐下,但又不敢,咬紧牙关跟着前面的人走。

  粮食短缺的问题也严重困扰着红2、6军团。部队到达只有几百户人家的中甸,根本得不到补给。“即使这样,贺龙仍然命令部队一律不准进入寺庙,由他亲自到寺里做工作。”曾云回忆说,“我们最后得到了僧侣和藏民的支持,在中甸休整了几天,筹集到了一些粮食和药品。”

  1936年5月上旬,红2、6军团分两个纵队由中甸继续出发北上。曾云背着电台,跟随2军团经过德荣、巴塘向甘孜进军。他回忆说:“途中我们又翻越了3座雪山,但有1000多个战友倒下了。”

  1936年7月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曾云随部队从甘孜出发,向哈达铺前进。部队的行军计划是10天走到阿坝,每个人只发了不到3斤炒面。但实际上他们走了20多天。

  “光我们6师就牺牲了140多个战友,很多人死的时候嘴里还含着野草。”曾云回忆说,“无线电台的一个报务员抓给我一小撮盐,放在搪瓷碗里泡了两碗冷水喝了,我才坚持下来。”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曾云被临时调到了红军大学工作。1936年12月12日晚,曾云正在值班,电台里突然传来张、杨发表的抗日通电。他一看,马上拿着电报就往校长刘伯承的住处跑。

  到了大门口,哨兵“哗”地一拉枪栓,喊:“口令。”

  “我哪里知道什么口令,就大声喊:‘别开枪,我是电台的。’”曾云回忆说,进了院门,又冲着窑洞大声喊:“校长,十万火急!”

  刘伯承看到蒋介石被抓的消息,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手掌大声说:“好啊好啊,西安事变了,蒋介石被抓了。”

  “也许刘帅已经意识到,转机已经出现了。”曾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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