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我在瑞金红军大学学习，八月间，随政治营调到九堡镇步兵学校，步兵学校的校长是陈赓同志。
九堡镇距离瑞金三十来里，镇中的街道两旁都是桂花树，桂花盛开时，散发出沁人的馨香。步校掩映在枫树、青松和翠竹之中。学校的前面有座木桥，桥下河水清澈见底，能看到鹅卵石和小鱼。学校后面是一座小山，翠竹丛中开放着簇簇山茶花，环境非常幽静。有一天，我们“噔噔”地从木桥上走过，到了空旷的操场上，值班员一声休息的口令，我们都跑到树荫里休息，刚坐下，突然有人说：“快，快起来，陈校长来了。”紧接着，值班员集合了队伍，领着我们向一个土台子前走去。
土台子上站着一个人，他头戴八角帽，身穿红军灰军服，足蹬一双金黄色的草鞋，在阳光下显得很威武。我仔细地看了一下，他中等个子，二十八九岁模样，一双眼睛虽不很大，却又明又亮，留着八字胡，这时，我才认出他就是陈赓校长。值班员向他报告之后，他就开始讲话。他讲话口齿清楚，内容集中，言简意赅：“同学们，教学也是打仗。教不好，学不好，就打不好仗。前几期毕业生学得很好，在前线打仗也打得很好，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现在，首先要紧张起来……”
从此，我们开始过着紧张的学校生活。我这个十七八的大孩子被任命为八连指导员。连长叫杨百让，是参加宁都起义的老同志。他军事技术很好，作战很勇敢，待我像亲兄弟一样。唯一使人遗憾的是他不是党员，原因是他填表时，在出身一栏里填了个“富农”。
几天后，要上政治课了，陈赓校长来到连部对我说：“下一课由你上，讲战斗前后和作战当中的政治工作怎样做。”
我听后有些害怕，连声说：“校长，我不行，我不行。”由于我个子矮，岁数小，连里好多人很看不起我，背地里叫我“扒鸡食吃的指导员”。
陈赓校长笑了，他拍拍我的肩膀，大声说：“好好备课，出了问题我给你顶着。”
我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并根据陈赓校长的提示，结合自己参加过的战斗认真地备了课。几天后给全连一讲，取得了我意料不到的成功，大家反映很好，从这以后，再没有人叫我“扒鸡食吃的指导员”了。
时间过得真快，桂花稀落了，枫叶变成了火红色，杉树却更青翠。学校，又被红色和青色装点起来，喊杀声和队列的口令声，天天从这里飞出。
训练一直很紧张，我的身体越来越瘦，还经常闹肚子痛。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醒来，用手一摸，毯子上湿了一片，原来是尿炕了。因为太累了，我往边靠了靠，又继续睡着了。突然我被喊声惊醒：“起床了，快起床!”我睁眼一看，大家都在急促地着装，陈赓校长已站在门前，锐利的眼睛盯住了我。我一骨碌爬起来，赶紧穿衣服，最后一个跑出宿舍。
黑蒙蒙的操场上，大家正在集合，我刚要往队列里跑，队列前方一个人厉声喊道：“站住，往哪儿跑!”
喊我的正是陈赓校长，他往前走了几步举起怀表看了看，一字一句地说：“你迟到了三十五秒钟。”
他转向大家：“作为军人，要有严格的时间观念，在战斗中，三十五秒钟的差错，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今后集合时，不许再迟到了。”
他讲完之后，杨百让连长小声地报告说：“魏指导员有病……”
“有病应该请假嘛，怎么能随便迟到!”说完他下了“出操”的口令。接着，他走到我身边，看了看我的脸色说：“你跟我去看看内务卫生。”
我跟他先检查了一、二排，尔后检查连部，他指着我的床问：“尿炕啦?”
我嗯了一声。
他扭过头：“指导员还尿炕，怎么教育别人?”
我嘟哝着：“我没法控制……”
他火了：“那好，以后你就尿炕吧，天天尿……”窗口有人一闪，那是洗衣班的同志听到响声跑来了，一看是陈赓校长，又赶紧缩了回去。
陈赓校长向外望了一下，这时天已大亮了。他走近我身边，又仔细端详了一下我的脸色，和蔼地说：“你脸色很不好，可能是有蛔虫。这么着吧，你到卫生队，治疗一个时期。”
我赶紧推辞：“不，不……”
他扭脸向门口叫道：“通信员，叫杨连长来。”杨连长来后，陈校长对他说：“你派两个人送他到卫生队去。”
我进了卫生队，经医生检查后，给我吃一种叫“山道年”的药。吃了药后，打下了大量蛔虫，不几天，精神好多了，只是身体很虚弱。
几天后，陈赓校长派人给我送来两只鸡和一封信，我记得信内简单地写着下面几句话：
魏洪亮同志：
今天买了两只鸡给你送去，用以补养身体，因为我手头的钱只够买两只鸡……
陈 赓
读了信，我非常感动，因为当时陈校长和我们一样，每天一斤米，不但吃不到肉，有时甚至连油和盐都没有。
不久，我身体恢复好了，又回到了学校。
一天，我父亲从八十里外的兴国县来找我，一见面就哭，杨百让连长赶紧把他安排到连部住下来。父亲一面哭着，一面把一双布鞋塞给我，说：“伢子，这是你妈妈给你做的布鞋，她身体不好，想看看你……她又给你生了个小弟弟……”
这一夜，父亲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又说又哭，非让我回家一趟不行。杨百让连长也一夜没睡，一会儿劝他，一会儿给他倒水。直到天亮，我也动心了，跑去找陈校长。
陈校长听说我父亲来了，很关心，问什么时候到的，家里情况怎样?当听到我要请假，他沉思了一会儿说：“现在学习比较紧张，形势也比较紧张，按规定，排、连以上的干部一律不准假。”说到这里，他看了一下我的脸色又说：“按规定，就不准你的假了。你父亲的工作由我来做。”
他说完之后，我勉强说了服从组织决定，可心里还是想回家看看。陈校长看出了我的情绪不对头，指着我鼻子说：“要想做通你父亲的工作，首先得做通你的工作。”我有些触动，赶紧说：“我没意见，真的。”他在屋里踱了几步，扭头对我说：“下午带你父亲来一趟，我和他谈谈。”
回到连部，我对父亲说陈校长要他去一趟。父亲听后有些害怕，便问：“陈校长不会批评我吧?”我没有把握地说“大概不会”。
大约下午四五点钟，我和父亲一同去找陈校长。还没进门，陈校长已笑着迎出来了，他抓着我父亲的手，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哥，你好呵!听说你又添了个儿子，又是一份革命力量呵!”
父亲看到陈校长这样和蔼可亲，也笑了，不再拘束。进屋后，我才看到桌上摆了好几盘菜，还有一只鸡。陈校长一边让座一边说：“老哥，今天我请你来坐一坐。”我们坐下后，就开始吃饭了。陈校长和我父亲拉着家常，问家里的生活，问村里的赤卫队等等。言谈话语之间，陈校长介绍了我的学习、进步情况，并几次对我父亲说：“老哥，你养了个好儿子，他们连是模范连，搞得很不错。”我父亲听了这些话很高兴，他俩谈着谈着，不一会儿像成了老熟人了。陈赓校长说：“老哥，现在学校学习、训练很紧张，正准备对付老蒋的‘围剿’，我就不准备让你的孩子跟你回家了。”我父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虽然来时很坚决，经陈校长这么一说，思想也通了，连声说：“行，行，我同意，我同意。”临出门时，陈校长拿出半匹机织布给了我父亲，这布是三军团打沙城时缴获的。
第二天早上，我父亲高高兴兴地背着铺盖卷离开了学校，走时他连连夸奖说：“你们的陈校长真是个关心咱穷苦人的好人啊!”分别时，再三嘱咐我要好好学习。
不久，上边来了命令，又调我去红军大学。我不想去，陈校长耐心地找我谈话，讲了很多革命道理，要我按时报到。第二天，我含着泪告别了敬爱的陈赓校长，背起背包，跨着大步，噔噔地走过熟悉的木桥，离开了青松翠竹掩映的步校，离开了九堡镇，可是令人难忘的步校生活，特别是陈赓校长威严慈祥的音容笑貌和他对我的教诲，却在今后的革命征途上一直激励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