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外交从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回到多边主义。中国近年高调主张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按理说，中美应在多边主义轨道上扩大合作。然而，这种情况似乎尚未发生，其背后隐含的实际上是中美对多边主义认知的差异。
3月23日，中俄两国外长共同发表《关于当前全球治理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表示要坚持“践行开放、平等、非意识形态化的多边主义原则”。中国认为美国搞小圈子，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只有包容才能保证多边主义的公正和公平。
与此相对照的是，拜登政府则常常强调以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在美国看来，同质国家进行合作才能保证多边的质量和效率。中美对多边主义认知的不同，不仅是一个外交实践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首先，面对新兴国家集体崛起这一大变局，源于西方的多边主义理论局限性突显，需要更新。二战后，美国有过多边主义的成功经验，但无论是IMF、关贸总协定还是G7，都是同质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尽管美国主导创立了联合国，然而在国际安全领域，美国显然倚重的是北约等同质国家之间的安全框架。因此，现有的多边主义有效性理论，实际上是基于同质国家的合作。冷战中日本迅速崛起，一度被美国批评为“异类国家”，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才被认为在G7框架下得到了同化。进入21世纪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迅速崛起，对现有同质国家间多边主义的同质化能力提出了重大挑战，这也是各种国际秩序破坏论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
第二，以同质国家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其认知框架是简单区分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认为国际关系的潜在冲突源于主导国家要维持现有秩序，而崛起国家要修改现有秩序。要解决上述矛盾，主导国家就要设法使崛起国家同质化，让这些国家变得更像主导国家，这样才能提升多边合作的质量和效率，使现有国际秩序更加稳定，世界和平与繁荣才能实现。然而问题在于，大千世界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追求绝对同质很容易适得其反。预设维护秩序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用非黑即白的认知看待多边主义，这在当前大批新兴国家崛起的背景下显然不合适。
第三，多边合作主体的同质化是一个双向包容、相互调适的过程。诚然，同质国家合作能提高多边主义的效率，因为多样性和差异性会增加达成共识的难度。从这个角度上说，人类要实现共同的和平与繁荣，一定程度的同质化是必然结果。但目前看来，追求内部治理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完全同质，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目前还有一种主张，就是通过强大的制度约束，迫使崛起国家适应现有国际秩序，从而实现多边合作。这种想法的认知前提，是认为在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体系中，为求生存的国家都是理性行为者，因此只要强大的规则和制度让它们觉得没有其他选择，它们就会服从和适应，因为抵抗的成本更高。正是基于这种逻辑，美国才在对华对俄政策表述中经常强调必须抗击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行为。
多边主义的公平与效率、同质与异质的矛盾将始终存在，而解决这两组矛盾只有在主导国家和崛起国家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相互协商的过程中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