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的渊源是其战略文化中的地缘政治思考模式。这种思考模式起源于英国，并演变成地缘政治学。美国受其影响把中国看做欧亚大陆的东南部边缘地带，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海洋国家美国在欧亚大陆主导地位的威胁，因此即便美国出现执政者轮替，遏制中国的发展都不仅仅是选举政治的权宜之计，而是海洋国家遏制大陆国家崛起的必然选择，是旨在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客观需要。伴随中国的进一步崛起，美国的这种思考将愈加明显。为了达到延缓中国崛起的速度，维持美国对欧亚大陆政治主导权的目的，美国必须构建海洋同盟体系。作为这个体系中的战略支点国家，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将会进一步加强。但由于日本的利益认知与战略思考并非完全与美国一致，日本的战略选择将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特点，从而使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局限性。
本文旨在通过权力转移、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对抗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切入，聚焦美国对华政策的地缘政治思考模式的局限性和日本战略选择的自主性特点，透视中美日关系的现状与趋势。
一、国际关系的地缘政治思考模式及其局限性
美国为何敌视中国的崛起？这与美国对国家间关系本质的思考模式有密切关系。从权力转移角度看，任何守成大国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们必然极力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现状，防止和打压崛起的国家取代自己的主导地位。大航海时代以后的历史证明，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是以海洋国家取得优势地位为特点的。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海洋国家，大英帝国为了维护其对欧亚大陆的优势地位，不断变换同盟对象，遏制欧亚大陆崛起的任何强国以维持大陆均势，这是反映国家间关系本质的地缘政治思考模式的典型事例。现在，同样作为海洋国家的美国视中国为崛起的大陆国家，所以遏制中国是其英国式地缘政治思考模式的再现。
地缘政治思考模式的本质是权力转移。汉斯▪摩根索曾说过：“中国政府的崛起给西方世界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道德的，另一个是政治的。”可见，摩根索早已预见了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意义。不过，所谓的道德问题不过是权力斗争的意识形态伪装和借口而已，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在政治方面，而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政治权力的转移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罗伯特▪吉尔平较早论述了权力转移的问题，认为权力转移是霸权战争的根源，他说：“世界政治变革主要表现为居支配地位的大国的衰落与新兴统治大国的兴起，然而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再分配之间不平衡的主要手段是战争，尤其是霸权战争。” 近年来，又有人针对中美关系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认为美国和中国就是今天的雅典和斯巴达。权力转移通常以地缘政治博弈为主要表现，美国人坚信中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霸权地位，为了维持这种地位，美国国内形成打压中国崛起的战略共识就不足为怪了。
美国的这种权力转移思考模式，与大航海时代以后的大国兴衰历史有密切关系。大航海时代以后的世界政治进程与海洋和大陆之间的政治博弈紧密相关，尤其对海洋国家来说，大航海时代以后的历史证明：国家实力增减与兴衰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海外贸易获得财富，维持其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为此必须控制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也就是必须掌握海权。这些历史经验揭示了国际关系展开的背后存在着的地缘政治逻辑及其所包含的海洋与贸易动因。
关于海权，美国海权论者阿尔弗雷德·马汉在他1890年出版的著作中通过海洋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论述了海军、贸易和殖民地在国家间权力斗争过程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了“英国的强大是与这些海外殖民地绝对分不开的”，殖民地贸易给英国维持强大的海军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二百年来，英国一直是世界上强大的贸易国家，战时像和平时期一样，它比其他国家更多地把财富托付于海洋”。可以说，海外贸易（准确地说，当时是殖民地贸易）是大英帝国实力的源泉。
关于陆权对海权的影响，老牌海洋国家英国的地理政治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在他1919年出版的著作中，根据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权力博弈经验，得出结论：“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这一论断，其实是麦金德向海洋国家英国发出的警告，他要英国关注来自大陆国家的威胁。他当时说：“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构成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
显然，日本取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后成为东亚强国，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引起了麦金德的高度警觉。尽管此时由于沙皇被推翻，西方更为关心将苏维埃扼杀在摇篮中，但麦金德还是对趁机在欧亚大陆的东端——俄国的西伯利亚推行扩张政策的日本表示了担忧。
麦金德实质上是基于海洋国家英国的生存角度而提出大陆中心说的。他认为：“（大陆的）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麦金德担心的是拥有资源和补给能力的陆权国家若有能力建立海权，将是对海洋国家最大的威胁。麦金德本质上是海权论者，他是在为海洋国家英国出谋划策，警惕欧亚大陆出现任何霸权国家。
边缘地带论是对陆权和海权的深化理解。美国也具有海洋国家意识。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国务卿威廉·西华德就主张把美国建成以亚洲太平洋为中心的商业帝国，认为美国完成在北美大陆的领土扩张后，下一个目标应是太平洋和远东地区，而扩张的手段则是贸易。1944年，二战接近尾声之际，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从美国的角度，修正了麦金德的大陆中心说。他认为：“美国30年之内已两次卷入战争，对我们安全的威胁，每次都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眼看就要被一个单独的强国所统治。”斯皮克曼指的是欧亚大陆的欧洲边缘地区被德国控制，以及亚洲边缘地区被日本控制的事实。所以，他警告海洋国家：“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美苏冷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美国为首的海洋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大陆国家之间的对立，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特点。除了遏制苏联对西欧的扩张之外（苏联已经控制了东欧），1946年2月，美国还曾敦促伊朗抵御苏联军队向其北部的推进。这意味着二战结束以后地缘政治的变化，意味着美国作为海洋国家开始在东地中海和近东承担起阻止大陆国家苏联影响力膨胀的责任，丘吉尔和乔治·凯南也都建议美国对苏联进行遏制。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对抗是意识形态的对抗，同时也是地缘政治意义上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的对抗。
冷战终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俄罗斯之间的争夺仍然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特点。陆权学者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把欧亚大陆看作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战略棋盘，把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俄罗斯看作现代大陆对美国全球霸权的主要威胁。他称俄罗斯是欧亚大陆上的“黑洞”，提出要利用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矛盾挤压俄罗斯，要把西欧作为遏制俄罗斯的“民主桥头堡”，把中国作为遏制俄罗斯的“远东之锚”。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打压，包括欧盟扩容和北约东扩，无不是布热津斯基打压“黑洞”理论的实践，也是麦金德遏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战略和斯皮克曼边缘地带思想的延续。
地缘政治思考的本质是权力转移，在国际关系史上往往是由于权力的增减导致地缘政治博弈的变化。国家的实力的增减主要表现在军事、经济、科技和文化四个方面。无论对于海洋国家还是大陆国家，这四个方面取得明显进步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开始崛起。近年来，作为传统大陆国家的中国，海空军实力发生巨大变化，引起了传统海洋国家尤其是海洋强国美国的警觉。2020年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已达到美国的2/3，2030年之前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
“远东”是20世纪上半叶一个常用的地缘政治概念，其实，中国位于整个欧亚大陆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的东南沿海，也是欧亚大陆的东南沿海。现代中国成了美国眼中欧亚大陆东南部边缘地带的强国。在美国眼中，中国与俄罗斯的地位正在发生转变，曾经被布热津斯基看做遏制俄罗斯的“远东之锚”的中国，正日益变成美国的首要威胁。于是，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必定是挑战美国在欧亚大陆乃至全球霸权地位的因素，遏制中国是不可避免的。
按照美国的地缘政治思考模式，布热津斯基构想的情形发生了变化。作为位于欧亚大陆东南部的边缘地带国家，中国成了世界政治的主体，成了将要把海洋国家美国势力排除出欧亚大陆的“新霸权国家”，斯皮克曼预想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开始崛起。地缘政治思考模式主导了美国战略家的头脑，美国必然要阻止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特别是阻止中国像以往的海洋国家那样，通过贸易获得财富。美国要遏制中国向海洋“扩张”，打压中国的科技进步，限制中国的文化影响力。
具体地讲，对于海洋强国美国来说，东海、台海、南海和印度洋是其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舞台，因为这些海域是美国掌握海权、控制欧亚大陆南部和东南部边缘地带的重要战略性海域。对美国来说，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和美国的盟国，同时也作为中国的邻国，在这场地缘政治博弈中具有战略支点的作用，美国必然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和价值观认同，拉紧日本，强化海权，把日本打造成遏制中国的“远东之锚”。
当然，这种地缘政治思考模式在处理日美关系时也表现出局限性。因为同盟的本质首先是实现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盟友的利益，同盟的一方向另一方做出的承诺都须满足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如果这种承诺有损任何一方的利益，则同盟就不会完全实现其目标。日本虽然认同美国的地缘政治思考模式，其海洋国家意识也十分明显。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日本与美国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却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学者高坂正尧指出，日本如果受到中国的威胁，有必要谋求美国的保护，就必须被纳入太平洋安全保障体制之中，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日本不得不依附于美国。所以，他认为，日本“必须在政治经济上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虽然过去十余年间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呈现出明显的此消彼长态势，但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军费开支也排在世界前十位以内。日本的战略选择，无论对崛起的大陆国家中国，还是对守成的海洋国家美国，乃至于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都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美国要把日本纳入其地缘政治战略之中，但日本却在认同美国战略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巨大市场有依赖性，于是在配合美国战略的过程中，日本的外交也呈现了自主性，使得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不可能完全得以实现。
二、同盟思想与日本的战略选择
构建同盟是海洋国家遏制大陆国家崛起的基本政治外交手段。美国为了维护在欧亚大陆的战略优势，必须强化已有的同盟，并策划构建新的同盟，以维持该地区均势。日本自认为海洋国家，对邻近的大陆国家中国的崛起抱有危机感，故一方面试图加强与美国等海洋国家的同盟，采取与美国一致的战略，平衡中国的势力，另一方面则展现出其富有自主性的一面。
大英帝国时期，英国为了遏制欧洲大陆出现霸权国家，曾不断组建和变换同盟，维持着欧洲大陆的均势；冷战时期美国也组建了北约作为遏制苏联的同盟；冷战结束后，布热津斯基强调西欧是遏制俄罗斯的“民主桥头堡”，中国是“远东之锚”。如今，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受这种地缘政治思考模式支配，试图建立一个海洋国家同盟，遏制中国的发展。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打破了亚太地区的权力平衡，其实是担心自身丧失在该地区的战略优势。当时美国决定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增加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平衡中国的力量，保持美国的优势。同时，美国最为重视的是强化与盟国的关系，尤其要求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美国的战略设计家知道，“均势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不是单个的两个国家间的平衡，而是一国或国家同盟与另外一个同盟之间的关系”，“多国体系中的均势系统的一个必备功能即是结盟”。因此，尽管中国没有也不试图建立一个针对美国的同盟体系，但是美国却因传统的地缘战略思考模式影响，试图与日本构建一个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同盟，并希望扩大这个同盟。
日本作为欧亚大陆远东边缘的海洋国家，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平衡中国的发展，对这种海洋国家的同盟构想也十分热心，要把日美同盟打造成反华同盟的核心。在美国的引导下，安倍内阁期间就开始思考利用同盟对中国施加压力的问题，日本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从只重视双边同盟向谋求多边同盟的转变。安倍外交战略的特点就是在安全上靠美国，同时敌视中国，因此安倍为了配合美国的战略，积极构建反华同盟，以达到维护日本在东亚地区影响力和阻止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强大邻国的目的。
“自由开放的印太”是安倍于2016年8月在非洲发展会议提出的战略构想，表面上是针对该地区海盗活动、恐怖主义、大规模破坏性武器、自然灾害等威胁，主张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其实，该战略指向的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试图阻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进行军事部署。
印太战略的具体措施，是结成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合作机制。现在，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对话构想，已经成为印太战略的重要内容。安倍早在2006年就说过该构想可以使亚洲的“结构”发生变化，日本应该发挥主导作用，“日本有必要在构建四国对话中发挥领导作用”，迫使中国改变对日态度。2018年大阪G20会议上首次出现日美印三国首脑会谈，目标是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尽管出于不过度刺激中国的考量，安倍把“战略”改成了“构想”，但积极推进这一合作的进程是日本目前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
2019年9月，日美澳印四国外长在纽约初次聚集；2020年10月，四国外长在东京再次聚集，确定就“自由开放的印太”合作定期举行会议；2021年2月，四国外长举行电话会议，这意味着四国机制虽然尚未形成军事同盟，但是四国外长战略对话机制已经常态化。
美国是四国机制的操纵者，最终目的是把四国外长战略对话机制打造成亚洲版小北约。美国与澳大利亚是同盟关系，2007年美国撮合日本与澳大利亚签订了安全保障宣言。美日各自与印度的军事合作也在加强，尽管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但美国把它看成是遏制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2020年8月31日，特朗普政府的副国务卿比甘说，印太地区也应设立一个与北约一样的多边机构。现在，四国外长战略对话已经机制化，美日还策划2021年把印度拉进来举行四国首脑会议。
安倍内阁还支持特朗普政府要求西方各国构建反华联盟的构想，有意与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五眼联盟”合作。2020年7月21日，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在英国保守党的中国研究组研讨会上表示，日本考虑加强与“五眼联盟”合作，对此英国有政客表示欢迎。但是，鉴于“五眼联盟”有许多规则和制度上的具体安排，特别是美国担心日本对情报保护不够严格，所以实际加入还需要时间。 “五眼联盟”是一个军事情报共享机制，还不是军事同盟，但是日本政府曾经把独自获得的关于新疆的情报提供给了英美官方，美国以此情报为基础开始就新疆问题批评中国，说明日本已经在情报方面与英美进行合作。
本来特朗普不太相信同盟，而是更相信“美国第一”，搞单边主义。他说，同盟关系是榨取关系，是不公平的，因此他要求日本增加驻日美军经费。但是，新冠疫情暴发之后，蓬佩奥试图发动对华新冷战，开始强调同盟关系。2020年7月21日，蓬佩奥访问英国时说，中国提出了非法的海洋声索，欺压喜马拉雅山国家，掩盖新冠病毒的暴发，并为谋取自身利益制造了新冠病毒大流行，希望成立一个全球联盟，共同对抗中国对自由民主的威胁。
特朗普曾经提出邀请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参加，将G7机制扩大并转变成反华机制，但德法两国表示反对俄罗斯参加，拒绝俄罗斯的西方国家地位。日本则出于维持自己作为亚洲唯一发达国家成员地位之目的，反对韩国参加，不希望G7扩大，最后导致该计划不了了之。但是，既然美国要打造反华同盟，最后势必要迫使日韩和解，把日美韩军事合作纳入其中。2021年，英国作为G7主席国，邀请了印度、韩国和澳大利亚作为观察员参加，意在推进G7演变成所谓民主10国的D10，构建所谓新西方。
特朗普强调“美国第一”，忽视国际合作，拜登上台后强调美国所拥有而中国没有的是同盟网络，还指责特朗普破坏了这个资源。拜登是同盟信奉者，他虽然宣称要修正特朗普的所有政策，但在对华政策上却与特朗普没什么两样，主张重视国际合作和强化同盟。拜登重提重视同盟战略，会在亚洲拼凑出一个类似北约的军事集团，以便“群殴”中国，这一点与特朗普没有本质区别。
日本支持四国战略对话是在政治层面，对于构建四国军事同盟并不积极，表现了外交的自主性一面。菅义伟对四国战略对话机制划出了底线，他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明确表示，不认同建立亚洲版小北约，因为这会成为针对中国的包围网，并非符合日本的利益。尽管如此，2021年1月28日，他与拜登通电话后还是表示日美双方都认为“日美同盟是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和平与繁荣的基础”。菅义伟在施政演说中，再次提到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保障和外交的基轴，印太地区和国际社会自由、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另外，菅义伟还表示，世界活力的中心印太地区的法治与自由开放的秩序形成非常重要，应该与美国、东盟、澳大利亚、印度、欧洲合作，一起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
三、海洋安全与日本的考量
同盟思想在美国现阶段的政策目标中具体表现为对海洋安全方面的关心。美国试图构筑的多边同盟主要是以海洋国家为主，并强调在欧亚大陆东南部边缘海域的航行自由。斯皮克曼指出：“只有利用海上交通，美国的势力才能影响欧洲和远东，而欧亚各国的势力，也只有越过海洋才能实际上接触到我们。”因此，美国对大陆边缘海域的战略意义十分重视，核心问题是在这些海域的航行自由。为此，美国怂恿其盟国共同在欧亚大陆东南部近海海域显示海军实力。英国计划把航母派往亚太地区海域，就是要配合美日，掌控包围着欧亚大陆东南部海域的制海权。
约瑟夫·奈说：“19世纪‘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有时被视为国际秩序的黄金时代”，该时代的“两个关键性领域是货币事务、海域和海洋资源”。他认为，美国自一战后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之后，就奉航行自由原则为圭皋，他们认为海洋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不受单个国家管辖。约瑟夫·奈援引1958年日内瓦会议通过的一项公约说：“任何国家无权宣称一部分公海属于自己的主权管辖范围。”就像一位美国的国防部长所言：“（美国）国防部最为关注的是，最终确定的海底法律机制对传统的航海自由有没有影响。”
美日之间的同盟实际上也是一个海洋同盟，美国在日本的海空军基地，是保障美国在亚太地区海域航行自由的战略支点。
美国在南海遏制中国的借口是航行自由。南海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关键海域，是美国阻止中国获得通往印度洋海上通道制海权的要冲，控制这一海域就堵住了中国从欧亚大陆进出海洋的通道，从而粉碎中国的海洋强国梦。因此，可以说南海是中美地缘政治冲突的焦点。
关于南海问题，美国认为中国对部分岛屿的建设有法律根据，认为中国是以建设人工扩建岛方式制造领土，独占南海全域海洋资源，获取世界霸权建设海洋帝国，其实，美国是担心中国成为其在该海域行使航行自由权的障碍。2020年7月15日，蓬佩奥正式宣布中国在南海的主张违反国际法，声称美国将用所有手段支持世界所有领土主权受到侵害的国家。蓬佩奥的意图极为明显，目的是要挑起和激化南海沿岸国与中国的冲突，为美国介入这一海域的事态，阻止中国建立近海制海权寻找借口。
日本是欧亚大陆东部沿海的边缘国家，也自认为是海洋国家，因为感觉到大陆国家中国崛起的压力，所以愿意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向海洋伸展势力。日本在二战期间不仅在亚洲的大陆部分扩张，也在海洋扩张。战败后日本被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独自的海洋利益并未消失。日本作为贸易国家，对外贸易是其维持国力的源泉，因此对东海、台海、南海和印度洋的海上通道安全有着特殊的关心，并对在这些海域与美国的合作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为此，日本解禁了集体自卫权，通过了安保法案，支持美国在这些海域的主导权。根据安保法案，如果发生所谓“重要影响事态”，可以为美国提供后方支援，包括在南海、台海发生冲突时也对美国提供后方支援。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也有自主性的一面。日本支持美国对南海制海权的控制，但自身对南海的介入是有限的，因为所谓南海的威胁，对日本来说不具有直接性。所以，日本一方面要介入南海事务，另一方面却拒绝参加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山村浩表示，日本并非对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进行配合。山村的话透露出日本在南海的介入是有限的。但是，尽管如此，日本还是以独自的方式配合美国的行动和战略。2020年7月，日美澳三国在西太平洋和南海进行了军事训练，这一训练被媒体解读为遏制新冠疫情期间所谓中国的扩张行动。除了军事演习，日本还以出售巡逻艇等方式支持南海声索国。比如，2020年7月28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越南签署了360亿日元借款协议，用于越南购买日本巡逻艇。
其实，日本海洋防御的重点是东海。关于东海问题，钓鱼岛是争端的焦点，日本势在必保，并要求美国承诺承担协防义务。
美国为了强化日美同盟，防止中日接近，在钓鱼岛问题上偏袒日本。本来美国对钓鱼岛主权归属持中立态度，但2020年6月美国众议院13名共和党议员提出一份政策报告，认为“中国对日本宣称拥有领有权并行使施政权的钓鱼岛的进攻性行为”是对和平与稳定的威胁，明显是在否定中国的主权。这种态度对日本自民党强硬派释放了错误信号，导致其借机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刺激行动，试图迫使中国让步。
2020年7月8日，蓬佩奥说，中国对钓鱼岛和南海的扩张，是在煽动领土争端，世界不允许这种欺凌，世界各国有必要一致应对。日本右派受到鼓舞，认为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30自民党一些强硬派议员着手准备立法支持政府向岛上派驻公务人员，时任自民党代理干事长稻田朋美以及领土问题担当相卫藤晟一都表示应该派公务人员登岛，没有必要畏惧。
钓鱼岛问题是维持驻日美军存在的借口之一。拜登上台后，向日本承诺了《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但钓鱼岛问题的背后其实也反映了美日在东海问题上的矛盾。多年来，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反映了日美之间围绕军事基地缩小问题的政治博弈，日本借口基地扰民，希望美军搬出普天间该基地，但美国不想制造归还基地的先例，因为这样会引起反基地民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日本政府不能彻底维护冲绳县民的利益，只能同意普天间基地的美海军陆战队移到名护市新建一个基地，在冲绳的美军基地还是没有缩小。为了让冲绳县民理解美军基地继续存在的重要性，美国和日本政府都需要“中国威胁论”，于是钓鱼岛问题就被利用了。
钓鱼岛问题是制造“中国威胁论”的绝好材料。本来《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承诺的是适用于日本控制下的领域，是不须再做承诺的，但是美国故意在该问题上态度模糊，就是要日本认识到冲绳基地的重要性，打消日本在冲绳基地问题上讨价还价的念头。原来钓鱼岛问题在中日之间是有默契的，但日本为了在冲绳基地问题上获得冲绳县民和舆论支持，必须制造钓鱼岛受到威胁的假象。这样，所谓东海安全问题也被夸大，日本事实上的海军陆战队——水陆机动团的组建和训练、日美夺岛训练等军事合作项目就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是欧亚大陆东部和南部近海，美日在这些海域有共同利益，继东海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之后，日本政客在台海问题上连续放话，暴露其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美日联合印度、澳大利亚，甚至更多海洋国家与中国争夺欧亚大陆东部和南部近海制海权的博弈将继续下去。
四、文化价值观与日本的立场
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政治博弈，还包含着文化和价值观冲突的意义。黑格尔认为，地理基础是推动民族精神产生的自然联系，“大海超越了土地、平原这些思想与行动的有限范围。航海者追求利益，从事贸易”，“亚洲各国没有这种超越土地限制的航海活动，中国就是例证”。黑格尔并非不了解中国古代的航海活动，他的意思是说，虽然亚洲国家发明了耕种，“产生了伟大的王国，并奠定了大国的基础”，但是闭关自守，没有分享到海洋文明。他说：“无论他们的航海发展到怎样，都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文化。”黑格尔明确指出了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区别。
大航海的先驱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受寻找财富和扩展贸易的驱动，凭借海上实力，建立了海洋帝国，也曾在传播基督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葡萄牙还被称为“带着信仰旅行的民族”。虽然麦金德说海洋国家“不是仅仅为了使世界成为民主国家的安全场所的理想目的而战，还是为了在‘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一场倾注全力的决斗’中最后取得胜利的实现而战”但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之间的对立还是被赋予文化上的区别。
同盟可以划分为“效力于一致的利益与政策的同盟，效力于互补的利益与政策的同盟和效力于意识形态上的利益与政策的同盟”。就文化的意识形态意义来说，在切实的共同利益之上添加意识形态因素，能通过规范道德信念来加强同盟的力量，并借助人们对它在情感上的偏好以获得更多的支持。海洋国家自认都是民主国家，他们不排除“民主国家为了一个理想而宣战”，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因此而结成同盟。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讲话也提到建立反华同盟的问题，他说，也许是时候建立一个理念相近的国家的新同盟了，一个新的民主同盟。
战后，日本被吸纳进西方阵营，基本政治立场是把中国视为共产主义国家，这也是影响日本在外交上倒向美国的原因之一。日本站在西方阵营立场，对中国有强烈价值观优越感。安倍晋三受到自民党强硬派支持，在政治立场上更倾向于保守主义，重视价值观，有明显的反共倾向。安倍内阁在价值观外交框架下通过外相麻生太郎提出过“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构想，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意味着日本在构建自己的对外战略构想时都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保持一致，强调日本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
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崛起给日本带来安全上的变数，特别是日本的右派担心中国会在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名义下，向世界蔓延新的共产主义思想，世界将面临黑暗时代的到来，日本难免会被中国吸收掉。
2020年5月26日，安倍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是日本唯一的同盟国，拥有相同的价值观，表示了日本选择美国的意识形态原因。“价值观外交”是2006年10月安倍内阁期间提出的，麻生太郎曾解释过：“所谓价值观外交，就是在推进日本外交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等普遍的价值。”安倍内阁在香港意识形态问题上与西方保持一致，对中国表示“担忧”，也主要是从所谓“人权”“自由”“民主”等价值观角度发声。
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是基于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问题，从国家战略角度看，日本在迎合美国价值观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不过是权力斗争过程中的外包装而已。
事实上，日本文化具有强烈的传统东方性，日本在意识形态上站队西方其实并没有多少文化基础。亨廷顿从国际政治角度分析文明冲突，并把日本文明作为一个单独的文明，其实并不被日本主流学者认可。正相反，在日本主张和支持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人不在少数，一旦时机成熟，日本在文化上回归亚洲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所说：“我们的心中还残存着对东洋的憧憬，年轻人也许对来自中国的风物和汉诗不再感兴趣，但是在他们价值观的核心中，日本文化的核心已经形成，其中依然存在着已经变形和日本化的中国文化。”
从传统文化角度看更是如此。历史上日本属于儒家文化圈，具有东方文化根基。福泽谕吉所谓“脱亚入欧”，不过是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存，而不得不“向文明进军”。其实，福泽谕吉对西方列强也并非真心认同，很难想象他会无条件认同西方文化。他说，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手段之毒辣，简直不忍形容”，“英国的暴政，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日本哲学家冈仓天心在1904年说过：“直到近年来，西方世界从未严肃地看待过日本。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在世界之林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努力和成就在许多人眼中似乎成了对基督教的威胁。”他们的想法为种族偏见和十字军东征遗留下来的对东方的模糊仇恨所左右，反映了当时日本崛起被西方敌视的现实。所以，冈仓天心在《东洋的觉醒》中提到亚洲对西洋的抵抗，他说：“我们必须仍旧把亚洲看作我们真正的灵感之源。”
另外，尽管日本基本上有认同西方文化的倾向，但也有根深蒂固的谋求经济利益的现实主义特点。执政的自民党是个由不同派阀组成的政治“大杂烩”，安倍所在的细田派中右派比较多，并强调意识形态，但这不等于其他派阀都重视意识形态。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访华期间与中国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强调了“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中日两国近50年的友好合作并没有因为价值观问题受到阻碍。事实上，喜欢坐禅的安倍即使提倡“价值观外交”，也不过是在当今国际政治中为日本民族生存而做的权宜之计，这一点与福泽谕吉没什么两样。
菅义伟内阁在重视日美同盟的同时，更具有务实的特点。与安倍相比，菅义伟自称没有固定的国家观念，意味着他与重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右派不一样，尽管他与拜登的电话会谈一再重复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法治”“航行自由”以及中国对这些价值观的挑战，权力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将继续下去，但是，正如摩根索所言：“意识形态会使外交政策的执行更加体面。”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只不过是日本政客在权力政治和遏制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中继续利用的遮羞布。
五、政经分离与日本的自主外交
关于同盟，摩根索指出：“如果一个国家认为自己足够强大可以独立行动，或者结盟所带来的义务有可能超出预期的好处，它可以避免结盟。”“马基雅维利警告弱国如无必要，不要与强国结盟。”在大国政治中，相对弱小的国家，必须对强大国家的行动是否对本国有利进行精准分析，以便获得最大利益，避免受到伤害。它们有时需要与各大国拉开距离，有时则有必要与有关国家结成同盟，不过，在同盟中并非所有利益都是一致的。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越来越不可忽视，日本的同盟思考显然与其经济利益越来越不相符。日本外交处于十字路口，面对地缘政治大变局，日本的利益认知与战略思考并非完全与盟国美国一致，而是表现了既重视同盟，同时也追求自主性的特点，因为同盟与利益开始乖离，同盟开始动摇。
日美同盟的问题在于美国在安全的幌子下，经常损害日本的利益，因此，日本开始谋求自主性。美国制造的“中国威胁论”，不过是向日本提供有偿武器援助和赚取经济利益的借口。如2017年特朗普访日时曾强迫日本购买的陆基“宙斯盾”系统。2020年，日本从自身利益思考停止了该系统的部署，也停止了购买“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的计划。前防卫相中谷元认为，这种巨额的军事订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技术上都影响日本自己的武器研发进程，在加深了日本的对美依赖性的同时也削弱了日本的防卫产业，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这一决定导致美国的有偿军事援助计划在日本受挫，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日本不想过度刺激中国。近年日本在政治、外交上与美国合作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尽量避免在政治、外交上过度刺激中国。因为他们深知“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市场与资源作为发展的必要因素，始终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安全上有必要维持与美国的同盟，但日本早就把“贸易立国”确定为发展之本。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额多年来保持在3000亿美元左右，日本不可能在中日贸易问题上迷失方向。
政治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有时是可以分开的。日本虽然已经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但是日美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外界所见的那么一致，至少两国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的冲突。倒是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经济利益的一致，重视日美同盟的安倍内阁之所以也谋求改善对华关系，也由于安倍的亲信中经济派的今井哲哉与知华派政治家二阶俊博做了努力，他们代表的是日本经济界的利益。
日本在中美之间有谋求自主外交的倾向。日本虽然不希望中国在亚太地区成为支配性力量，但是与中国“脱钩”将使其经济受到损失，所以谋求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的政策。2020年5月8日，特朗普打电话要求安倍支持台湾参加世卫组织大会和敦促世卫组织改革，安倍没有明确表示赞同。同年5月26日，《华尔街日报》记者问日本将站在中国一边还是美国一边，安倍回答说，美国是日本唯一的同盟国，将与美国合作解决各种国际问题。同时，他也表示，中国在经济上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国家，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世界期待日本和中国各自在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方面发挥作用。这显示了他要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的意思。
日本政治家中试图在中美之间维持自主性的大有人在。2020年7月3日，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说，日本不应该在中国还是美国之间做选择，日美同盟应修改为对等的同盟关系，日本将来应该成为一个“可持续的独立国家”。同年7月27日，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后，新首相菅义伟表示，美中两国的关系稳定对国际社会非常重要，日本将推进与美国在各方面的合作，同时也与中国保持沟通。菅义伟明确表示了日本的中立意向。前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说，日本虽然应该与美国步调一致，但不等于所有政策与美国一致。
日本在如何处理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上，有明显的“政经分离”倾向。从地缘经济角度看，日本不但不想与中国“脱钩”，反而在地区经济合作框架方面有合作的意愿。尽管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本基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推动了“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框架的形成，而且原则上不反对中国的加入。特别是日本在特朗普政府企图鼓动各国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时，日本却积极与中国一起促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达成协议，RCEP的进展意味着美国的脱钩政策在地缘经济领域失败。
日本国内有学者认为，日本是美国最大的盟国，也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之一，日本有责任实现CPTPP和RCEP的统合。虽然RCEP比较CPTPP自由化程度低得多，但今后自由化程度可以继续通过谈判加以提高。这样的超级自贸协定，对于美国来说，是不能置之不理的，美国没有理由不参加，这也是防止中美对立加剧、建立亚太地区中美合作的重要机会。对于日本来说，把中国纳入RCEP，把中美纳入CPTPP，可以避免中美和中日在经济上脱钩，符合日本的利益。
菅义伟在追求外交自主性方面也初露端倪。2021年1月8日，菅义伟在施政演说中，未提“中国威胁论”，安倍政府经常提的“积极和平主义”也没有提到，只提了多边主义。美国在新疆问题上大做文章，日本外务省明确表态，日本不认为新疆存在所谓“大屠杀”。2021年2月5日，日本水产厅还阻止了自民党强硬分子试图去钓鱼岛挑衅的行动，说明日本不想恶化中日关系。
经济领域是大国竞争的真正舞台。美国被排斥在RCEP之外，自绝于TPP之外，中日已经是东亚和亚太地区巨大贸易圈的主角。美国怂恿日本拼凑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对话，但是缺乏市场基础，不可能持续下去。
六、结 语
中国已经解决了除喜马拉雅山边境争端之外的大部分陆上边界问题，中印边界争端虽然难以彻底解决，但也显示了可控的特点。今后对于中国来说，来自陆上的威胁已远远小于海上，所以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海洋强国”战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管美国接受不接受，中国不但要成为欧亚大陆的重要国家，也要成为海洋强国，“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旨在使中国在陆海两方面成为对人类有贡献的负责任的大国和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发展的责任和愿景。
中国的崛起以成为“海洋强国”为目标，必然与美国的地缘政治思考模式发生冲撞。曾任美国第57任国务卿的万斯在其任内参加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道，中国是敌对国家，是地缘政治上最大的挑战，美国必须联合世界各地的同盟国和友好国共同应对。美国既然坚信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和海洋国家的地缘政治思考模式，那么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中，任何对美国的幻想都无济于事。中国在谋求合作、追求和平的崇高理想的同时，也必须直面现实，坚决捍卫国家的尊严和发展权。
美国地缘政治思考模式的局限性在拉拢日本方面表现明显。日本在中美之间有自主选择倾向，高坂正尧曾说过：“日本曾经与美国争夺太平洋的霸权，战败后被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对于日本来说，选择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成为西方国家，作为东洋边缘‘座席’上的国家，这没什么不自然的。”不过，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即使最喜欢的是欧美，但内心深处仍然残存着对东洋的憧憬”。即便日本是中国周边三大国（俄罗斯、印度和日本）中唯一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同时也是至今仍然在其领土上允许美国驻军的国家，但面临地缘政治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本势将调整其一边倒的对外战略。
从“威胁论”角度看，现在的日本在海洋国家的地缘政治思考模式下，强化日美同盟，甚至试图构建多边同盟，积极参与遏制中国的行动顺理成章。但是，中国作为巨大市场的经济价值，也是日本必须正视的现实。因此，在战略选择上谋求自主外交，愿意探索与中国和解，即使不能和解，也要留有余地，这是日本目前对华政策的基本特点，这使得美国的地缘政治思考模式不可能顺利展开。鉴于日本作为东洋“座席”上的海洋国家这一特点，日本虽然不大乐见中国的崛起，但同时也有两面性，故中国既不可对日本抱有不切实际的理想化期待，也不应因激化两国间政治矛盾进一步把它推向美国怀抱，反而助力美国实现其地缘政治战略目标。中国应该有效利用日本的这种两面性，关注日美之间的分歧，扩大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超越地缘政治和海洋与大陆对抗的思考模式，促使中美日关系向稳定平衡的三边关系方向发展。（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