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如何全面理解共同富裕？怎么答好促进共同富裕这道难题？澎湃新闻就此推出“求解共富”系列学者专访。
“共同富裕首要的问题还是要先实现教育的公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收入分配只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部分。
姚洋表示，要实现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层，而要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层就需要提高教育水平。
他建议，国家应该增加对收入最低的50%家庭的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农村地区和城市中较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水平，同时也不要把中产阶层拉下来。
在促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姚洋表示，企业的社会责任其实比捐款要重要得多。
三次分配绝不是“劫富济贫”
澎湃新闻：中央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怎么看三次分配扮演的角色？
姚洋：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实际上是比较高的。（编者注：根据央行的调查统计，中国城镇居民净资产最低20%家庭的净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净资产的2.3%，最高20%家庭的净资产占到64.5%。详见《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根据其他国家的情况，特别是美国，三次分配是一个很重要的缩小收入差距的渠道。但也不能误解美国的情况，一提到美国就好像指的是只有富人在捐款，事实上美国的捐赠中主要还是中产阶层，因为捐款的面广，数量也大。目前中国的慈善捐款主体主要还是企业家，普通老百姓比较少，这是中国和美国一个很大的差别。
其实中国的富人捐得也很多。所以对于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不能看成是针对富人的，而是应该设立一些机制鼓励大家捐款，例如成立信托基金就是一个的挺好的办法。
澎湃新闻：税收政策调整会不会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主要手段？
姚洋：有两种税是可以征的：房产税和资本利得税。第一，房产是纯消费的资产，对它进行征收，不会影响生产积极性，但对于征收的范围需要明确，要设定一个最低的面积，低于这个面积是不征收的，比如房产总面积低于90平米，或者人均30平米以下不予征收，大于这个范围的再征收。第二，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税不好的方面是它可能会打击个人投资的积极性，但若不征收，有些企业就会去炒资产，有了资本利得税，就可以进行调节。
因此，引进这两个税，对于我们调节收入分配会有很大的好处。
澎湃新闻：房地产税讨论了很多年，总是很难走出实质性的那一步，障碍在什么地方？
姚洋：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拥有多套住房的老百姓。但我估计“十四五”期间房地产税会开征，这已经说了10年了。而且大家对房地产税必须征有了共识，只不过在操作层面上怎么去征收还有不同看法。
房地产税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问题的，征收的手段越来越强，执法的力度越来越大，只要规定不上报就会被重罚，我估计大家都会去缴。
首先要实现教育公平
澎湃新闻：此次中央财经委会议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是从顶层设计上，再次强调社会主义的初心？
姚洋：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强大的中国也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中国。如果社会变成不公的、焦虑的，就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初心。但怎么去实现公平正义，理想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要在机制层面落实。比如说教育，现行的教育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在拉大差距。
代际流动已经下降太多了。上个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代际流动是增加的，从此之后从6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代际流动就下降了。现在下一代与父母教育的相关系数又达到了0.6。再具体来说，我上北大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都来自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现在再到北大看一看，很难再找到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
中国的教育资源配置是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因此，不要一谈共同富裕就想到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最重要还是要有实现共同富裕的机制。大家都明白教育太重要了，我们讲共同富裕首要的问题还是要先实现教育的公平。
澎湃新闻：要实现教育公平，我们当前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姚洋：最大的障碍与我们的文化有关。比如，放任超级中学的做法，深层次上就与我们的文化心理有关。中国人从心底里就认可精英主义文化或是贤能主义。中国人心里头实际上没有多少共同体的概念，骨子里就相信只有自身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我提出说，中国的教育出问题了，很多人就非常不赞同。他们认为，只要努力聪明，就应该上北大清华。这种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共同富裕，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是不一致的，推行下去有相当的难度。
中国人的这种精英主义传统当然有很多好处，比如奖励个人努力等。但是另一方面，要想把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的思想贯彻下去，国家应该投入资源，在制度上尽量去实现教育的公平，同时不要去动中产阶层的奶酪。
我估计中国至少50%的家庭没有参与到中产阶层的教育竞争游戏，他们没多少钱去补习，反正最后孩子能上一个普通的大学就行了。国家应该增加对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的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农村地区和城市中较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水平，而不是要把中产阶层拉下来。
澎湃新闻：关于扩大中产阶层群体的比重，这次会议还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要实现橄榄型的分配结构。相应应该有哪些实际举措？
姚洋：实现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层。过去有很多“草莽英雄”，如今这个时代过去了，不提高教育水平，成为中产阶层的概率是极低的。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第一要务就是把教育先搞好，这是最重要的。准确地说，教育公平是第一位的。
效率优先的观念要转变
澎湃新闻：此次会议提出“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怎么理解？
姚洋：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效率被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比如说征收房产税的问题，很多人反对征收房产税，他们认为这是对财产所有权的剥夺。这种非常极端的观点很有意思，在中国很流行，其实在任何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论点了，包括在美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都认为效率是第一位的，公平只是兼顾，而不是二者携手并进。在这个层面上说，目前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也意味着，要让大家接受这种观念的转变，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不仅是社会大众，包括官员都需要转换观念。
澎湃新闻：在新的阶段中，企业家精神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姚洋：即便是在美国，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要关注它们的利益相关者，过去的企业只对投资者负责，对股东负责，但现在，特别是对那些大企业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应该顾及到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换言之，企业与社会应该是一个共生体。对于企业来说，要支持推动共同富裕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不仅仅是捐钱“买平安”。若是成了这样，也是一个不好的取向，好像是政府逼着去做的，政府不逼，企业就不会捐款的。企业为什么不能主动地去做一些事情呢？
企业家是我们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但企业家也要与时俱进，思想观念不能还停留在上个时代，只谋求自身的发展，把员工只当作是工具。企业是社会中的一个单元，是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
澎湃新闻：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企业家作为社会的引领者，他们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姚洋：企业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中国的文化里，我们是非常崇拜企业家和个人财富的。中国文化就这样，只要是通过努力得来的，就是应得的。于是，企业做什么事情就会有引领的作用。
特别是我们那些大的平台企业，他们应该做出一些表率作用，应该从单一的利润导向转向陈春花老师说的 “共生”——把上下游企业和竞争对手都当作是一个共生的生态来维护，而不是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否则很有可能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
澎湃新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事件显示出我们的一些巨头的企业文化可能是非常糟糕的。
姚洋：这与企业家的个人素养不够有关系。部分中国企业家很成功，受到追捧，他们形成了自我强化，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也不需要读书了，以为学者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根本不值得一听。他们自认掌握了一切。但实际上，做好一个企业并不等于就明白了世间的万事万物。相比之下，读书比较多的企业家就不太一样，思想所处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
企业的社会责任比捐款重要
澎湃新闻：实现社会公平是共同富裕的内涵，企业又应该怎么做？
姚洋：这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企业与其拿出那么多钱去捐款，还不如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996”就是一个巨大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它把整个社会给拉低了，让我们每个人都紧张。企业与其拿出那么多钱来捐款，还不如不要搞“996”，让员工周末可以休息，给外卖骑手们都缴上社保，是不是更好？企业也不要再用算法和系统去算计那些骑手，他们跑得越来越快，骑手累，整个社会都累——骑手们横冲直撞，交规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存在，这对于整个社会氛围的恶化，不是仅仅靠捐赠就能换来。企业的社会责任其实比捐款要重要得多。
澎湃新闻：你刚才提到，中国人从心底里认可精英主义文化，韩国的财阀经济似乎就是这种精英文化的一种体现。在东亚文化圈中，日本似乎不太一样。
姚洋：日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共同体的概念。“忠诚”在他们的血液当中，他们一旦进了企业，就忠于这个企业，也就有了共同体的意识，所以容易形成一个比较平均的社会。比较有意思的是，日本这样一个平均主义社会，却并没有影响到它的企业家精神。他们的企业家中也出现了伟大的管理学家，他们的企业家也不要求多么高的财富，就是致力于创新。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企业家。
因此，并不能说有了共同体的意识，实现共同富裕，会压制企业家精神。当然，制度仍然要鼓励企业家创新，只要制度对了，跟文化的关系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否则，很多的不好做法是我们文化决定的，在我们的血液里头。最后，我一定还要强调，不要把共同富裕搞成一个运动。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研究，然后在制度层面来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