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走向超主权的全球储备货币体系还是推进多极储备货币体系尚存在不同意见。因此有必要充分认证，促进共识的形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扫除思想障碍。
关于超主权货币的讨论由来已久。金本位崩溃后，凯恩斯就开始酝酿超主权国际货币，并在二战期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了国际清算联盟与国际清算货币“班柯”（bancor）。上世纪60年代美元危机之前，特里芬（1959）提出将IMF改革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发行银行存款形式的国际货币来替代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元；曾任美国财政部和IMF高级官员的E. M. Bernstein(1963)提出作为美元储备补充、用于国际清算的“混合储备单位”，也即于1969年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蒙代尔（2001）提出了单一货币联盟和多重货币联盟。之后欧元成为第一个实践中的地区性超主权货币。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周小川提出超主权货币概念，由斯蒂格里茨主导的联合国方案也支持周小川的见解，主张以SDR为基础构建全球储备货币体系。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岗位卸任后提出了以纸黄金替代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张。
超主权货币的最大优点在于国际货币的发行可按照全球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来进行，避免现行体系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所产生的不稳定性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冲突。但是各种超主权货币方案的共同缺陷是过于理想主义，不仅缺乏政治上的可行性，而且也缺乏经济学上的合理性。
首先，像SDR这样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价值是建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全球央行的信用之上的，既没有如黄金般的实物担保也没有任何国家的经济实力作为货币的后盾。因此很难指望各成员国将SDR作为国际储备资产和最后支付手段。
其次，从政治上看，超主权货币方案以否定现存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为前提。“各国政府除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外，很难接受一个独立创造流动性的全球中心”（CEPII & BRUEGE，2011）。特别是现行体系最大的既得利益国家——美国不可能接受这类方案。上世纪70年代IMF曾经试图用SDR替换美元的“账户”，逐步削弱美元地位，建立SDR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这个方案被美国永久地搁置起来。设想一下充当国际货币的美元如何退出的问题。因为美国在获取国际铸币税的同时也在提供安全这样的国际公共产品，让美国用贸易顺差将境外流通美元赎回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那么如果哪一天美元废弃不用，中国持有的美元储备又该如何处置？因此我们也不会同意废弃美元。
这类方案还存在很多其他问题：（1）没有探讨是否需要建立与世界中央银行对应的世界财政部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果不探讨全球范围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或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全球储备货币的发行挂钩，那么超主权货币体系仍将无法克服内生的通货膨胀趋势与结构恶化的财富再分配。（2）世界各国和地区存在经济差异，不可能成为同一个最优货币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很大程度根源于此。今天欧洲正在努力的是将欧洲变成一个联邦国家，让欧元从非主权货币转变为主权货币。由此可见超主权货币方案的不切实际。（3）很难建立私人部门参与的、超主权货币计价的金融市场。伯格斯坦谈到周小川的超主权货币方案时曾调侃地建议中国发行以SDR计价的国债，显然中国不可能做这样的傻事。
超主权货币方案源于特里芬难题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将国际货币的交易需求与储备需求混为一体。作为没有实体经济基础支撑的虚拟货币，超主权货币可以满足国际贸易结算等交易需求，但是不能满足贸易盈余方对国际储备资产的需求。
特里芬假设国际货币需求的增长与全球贸易正相关，而国际货币的供给依赖美元的投放。限制美元投放将导致全球通货紧缩，美元供给持续扩张将导致信用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特里芬没有区分美元的交易需求与美元储备资产需求。实际上，美元的国际交易需求无须随国际贸易的增长而增长。从理论上讲，商品可以用商品来购买，只要各国贸易是平衡的，用于支付或结算的国际货币无须与贸易的增长成正比。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建立地区或全球的国际结算和清算体系，创设双边与多边货币互换网，以及创设或分配更多的特别提款权（SDR）来减少对国际货币的需求。目前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一领域，未能重点关注国际储备资产需求的扩张如何应对的问题。
美元储备资产的需求和供给主要缘自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如果仅仅反映中短期经济周期的差异，那么国际社会无须担心，通过IMF融资等措施维持短期的对外不平衡有助于减弱经济波动对国民福利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平衡如果反映的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对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与金融环境做出的谨慎反应，那么提供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与金融环境将成为改革的核心。但是对国际社会最为棘手的是国际收支或世界经济不平衡反映的可能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流动的资本和技术与不流动的劳动力和工作场所相结合的国际分工已经造成了可贸易实用产品生产能力全球布局的结构性失衡。贸易顺差或外汇储备的积累可能是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过程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财富积累的一种形式。我们认为，财富本质上是壮年期的一代人创造的剩余产品跨期转换为老年期消费购买力的载体。经济全球化使得由人口红利等基础性因素支撑的高成长新兴市场国家需要以国际储备资产的形式实现其财富的积累。这种财富形式需要具有安全保值和易于变现的性质，从而可以随时转换为对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购买力。这就是全球高成长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大幅度增长的重要背景。
经济的多极化趋势与单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正在加深。拥有更高的可贸易实用产品生产能力的国家正在将他们的剩余产品借给现期和未来的可贸易实用产品生产能力正在下降的美国，这意味着大部分借贷合约（美国国债）会面临违约风险。Emmanuel Farhi等学者（2011）提出了特里芬难题的现代版：海外积累的美国国债不断增加，而美国财政能力却不断衰减。这种不对称任其发展，不能排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崩溃的可能性。这是当前和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的结构性根源，也是国际社会亟待破解的全球化难题。显然，超主权货币方案没有涉及也无助于这个难题的解决。
OECD（2012）关于未来50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报告揭示了经济多极化的未来演变态势。报告指出，中国和印度两国的GDP总量未来50年将增长7倍，并在2060年超过OECD全部成员国的总量。中国GDP占全球比例2011、2030和2060年分别为17%、28%和28%。美国则从23%下降到2030、2060年的18%和16%。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合计的GDP总量占比将从2011年的47%下降到2030的34%和2060年的28%。
因此，构建多极化储备货币体系是国际货币体系最具现实意义的改革方向，也为大多数国际经济学学者和智库所认可。原因在于：（1）储备货币的多极化发展能够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多极化趋势（Eichengreen，2010）。（2）“多极化通过储备资产的集体供给天生能够解决‘特里芬难题’，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机制。”（Emmanuel Farhi等，2011）。（3）多极储备货币体系的优点是给各国提供了分散化的选择，国际货币之间具有竞争性，从而也有助于发行国遵守相应的货币纪律。
但是，多极化储备货币体系也存在一些缺陷。多极化储备体系不能解决主权国家货币被用作国际储备货币的相关问题，如特里芬难题、不稳定性和不公平性问题等，还会带来储备货币之间汇率波动的不稳定因素。
我们认为，多极化储备货币体系是未来20年国际货币体系最为可行的演变趋势。中国应该倡导构建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多极化储备货币体系。这个多极化储备货币体系具有两个重要的规定性：其一是鼓励高成长大经济体的货币加入国际储备货币行列，为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一个动态稳定的实体经济基础。未来20年这一稳定基础的形成有赖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其二是由管理短期资本流动和国际汇率波动的相关制度安排构建起内在的稳定机制。这样的机制不仅有助于克服多极储备货币体系的内在不稳定倾向，而且也可帮助国际货币体系从单极向多极的平稳过渡。
在此我们顺便讨论一下SDR的作用以及人民币是否需要加入SDR货币篮子。
我们认为，2009年根据不合理的基金份额成比例进行的SDR普通分配与特殊分配，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意味，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或主权债务危机的救助几无实践意义。其2%的相对规模不可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积攒外汇储备的“自我保险”行为。对于本币就是国际货币的发达国家而言，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显然比得到一些SDR重要得多。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坚持，以后任何SDR的分配必须以IMF治理结构和SDR分配制度的有效改革为前提条件。像2009年这样按照不合理的基金配额分配SDR的操作不应该再次发生。
另外，我们的研究发现，将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有利于提高SDR的吸引力和IMF的代表性；也有利于激励中国提高国际责任感，更多参与国际货币与金融合作。因此，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对国际社会有利。但是如前所述，将SDR培育成世界单一货币的前景并不乐观，多极储备货币体系以及新兴国际货币对美元份额的逐步蚕食是大势所趋。人民币国际化既体现国际货币格局的客观变化趋势，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对中国政府而言，与其扩大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如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如果IMF或国际社会不要求中国在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制度安排等方面做出承诺的话，我国可以接受将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创议。如果人民币加入SDR是有条件的，即要求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或人民币实施自由浮动汇率制度，那么我国政府没有必要为此做出刻意的安排。接受这些条件的不利影响是：（1）会打乱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有序进程，带来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后者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国际化的失败。（2）中国可能会被迫在国际经济和货币协调方面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更多责任。（3）SDR做大，特别是非官方用途的扩张，有可能阻碍人民币的海外流通，限制其国际化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