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为了尽可能多使用一些高级设备，产生更多的经济效应，便在可控的范围内对病人进行更多的检查。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医生在开处方时会多开“治不好病也吃不坏人”的凑数药。多检查，多开药成为国内过度医疗的典型表现。（9月7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按照专家的抽象定义，所谓过度医疗是指超过疾病实际需求的诊断和治疗的行为。如果说更直白一点，更通俗一点，就是“没病当有病治，小病当大病治，大病当绝症治”。听起来有点极端和恐怖，可如果细究每一个过度医疗的案例，莫不是如此。
过度医疗加重了患者负担，恶化了医患关系，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之坏已到了人人喊打之境地。医疗改革也试图在消除过度医疗方面有所突破，但效果似乎不彰。事实上，如果没有全体医生医德的提高，仅靠所谓制度的完善和健全，过度医疗不可能消除。这也许很残酷，但也的确是事实。因为医疗服务的信息不对称特征，以及医生绝对的信息优势地位决定了过度医疗的隐蔽性和不可查证性。
在医生和病人的医疗服务交易中，医生和病人对病情、治疗方式、用药种类、用药剂量等多个方面的信息掌握并不完全对称，其中的信息优势方是医生，信息劣势方是病人。正如教师在教学中有权自主选择教学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一样，医生在给病人治病过程中，也有权根据自己的经验、水平和判断，给病人施以不同的治疗。病人的信息劣势地位决定了其无法判断医生的哪种治疗方式是合理的，哪种用药是应该的，多少剂量的药是正常的。即使病人发现同一个医生对自己和对患同样病的患者在治疗、用药上有出入，也很难提出异议。因为病人是有个体差异的，病虽然一样，但病的程度、病人的体质等等是不一样，医生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治疗的合理性。
过度医疗就是医生利用其信息优势，谋取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同于其他市场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医生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极其隐蔽并很难查证的。有些检查和用药在事后看是多余的，在事前是无法判断其“多余”的。一些症状是很多疾病的共同病状，不检查是无法排除其它疾病而确诊的。一些药只有吃后才知道是否有效，不吃是无法知道有无效果的。因而在很多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根据事后的“多余”而断定医生在事前有故意实施“过度医疗”的不良动机。正是事后客观的“过度医疗”不能对事前主观的“过度医疗”进行有效证实，让很多医生有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充分空间。
消除市场交易机会主义行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制度，一种是交易参与人的道德自律。对于制度而言，从制定到执行是需要成本的，并且这种成本随着制度的细化和严格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当制度成本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制度既无法建立和执行，约束医生的制度无法细化到对某种病指定用什么药，采用哪种检查方式。如此生硬的制度影响医生医术的发挥，会延误病人，制度成本极其高昂。显然，制度对“过度医疗”的消除是有限的。
在制度失效的情况下，只有重拾“苍白无力”的道德。道德的苍白和无力只发生在道德沦丧之后。一旦道德在浩然正气中重生，其巨大的力量也可以显现。制度外在约束的失效往往被道德内在反省的力量所弥补。道德不仅仅是外在的良心审判，更多地是内在责任意识的觉醒。通过医德教育唤醒白衣天使“悬壶济世”的责任意识，认知到自己良知的重要和伟大，让其在提供医疗服务时想的不仅仅是交易，还有超乎交易的人文关怀。作为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时，也不要把每一个医生看做“周扒皮”，多一点对医生的敬重和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