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桩大事越来越确定，那就是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包括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西部）具有日益增长的扩大权势影响的大抱负。从中长期来说，这一权势影响无疑会削弱乃至最终取消美国在该区域的近乎支配性的优势。问题是追求实现这一抱负有着怎样的战略?对此，人们正在目睹“战略军事”（strategic military）与“战略经济”（strategic economy）同时进行的合成实践。
无论是习近平反复提倡并着力推进的规模巨大的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中国从2014年10月起大力提倡并主导建立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亦或中国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峰会上表示应积极创设范围广袤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还有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实施或努力推进的“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全都可被认为是“战略经济”方向上的重要事件。此外还要加上已经完成谈判的中韩自贸协定和中澳自贸协定，还有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着力推进的、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以及其他已经或准备大力投资的各种周边经济项目。
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西太平洋西部）的权势影响是越来越清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就短期、中期和长期来说都是如此。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可以说有两大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从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到2014年秋季为止，中国政府主要使用的是广义的“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战略军力建设的更加快速的突进、中国对美国强劲和广泛的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中国与日本持久激烈的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这些行为推进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更加大踏步显著增强，战略活动范围急速和显著扩展，同时强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然而，这些行为也多少妨碍了中国的国际“软权势”，增加了中国东部周边的战略/外交环境的复杂性，同时显著加大了与日本以及美国冲突的风险。并且，中国这些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弹，客观上促进了美国战略“再平衡”的强化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以这些行为为主的中国对外战略如果长时间延续下去，有“战略透支”愈益增大的风险。
因而，很可能伴随某种与此相关的战略审视，从2014年秋天开始，中国政府颇为急剧地实行了一种有利于“战略经济”的重大决策，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可以有所作为的更广泛的外交，而且——这非常重要——契合一项紧迫的国内需要，那就是在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并可能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下，力求大力增进境外对中国的产能需求。从2014年10月和11月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两项重要的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来看，这一决策意图更加明确。总之，中国政府已经并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继续将对外政策的着重面“分叉化”，使得“战略经济”成为其优先议程上的另一个重大维度。
尽管如前所述，以“战略军事”为主的近乎两年的基本方略有其非同小可的代价和风险，但这些看来并未令中国胆怯。“战略军事”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非常重要，显见于中国当前基本的战略态势或曰战略复合态势之中。如果考虑到中国对外政策仍有的、甚或增进了的复杂性，如何防止“战略透支”将成为经久而非一时的警戒性任务。中国战略性军力的经久急剧增强仍在继续，甚至是以加速度继续，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必定如此。在这方面，世界已经看到关于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的中美军备竞争和更广泛的战力竞争显著浮现，这些竞争涉及海上、空中以及网络空间，甚至外层空间（这方面一项新的潜在重大事态是，美国伙同韩国不顾中国经艰难磋商后最终同意空前广泛、空前严厉的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案，执意准备在韩国部署严重伤害中国现有战略威慑能力的萨德反导系统，而这必将成为引发中美战略武器竞赛的一个新的重要因素）。中国武装力量尤其是面对海洋和海陆两栖环境军事斗争的准备正在加速进行。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发展和伸张自身海洋权势的决心依然如故，并在南沙群岛的五至七个岛礁同时进行急速的大规模扩岛，包括建筑飞机跑道在内的军民两用设施。这成为当今的首要事态。这看来多少有点像“决定性一击”（coup de grace）, 大大加剧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立，扩展了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紧张，同时如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6年5月下旬的一篇文章总结的那样，促使美国在东亚太平洋的盟国、准盟国和其他战略伙伴着手构建相互间的安全合作网络。由此开始，在短时间内，美国屡次派遣军舰军机挑衅性地前往中国扩岛后的岛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而进入其12海里周围水域，中国则在南沙和西沙群岛部署地对空导弹、先进战机和先进雷达，并且针锋相对地出动军舰军机与美对峙。
作为“战略军事”的一项重要内涵，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军事合作已迅速并大规模地发展。这是两个重大事态——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迅速加剧和俄罗斯与美欧强烈对抗——的一个地缘政治结果。俄罗斯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加速对华出口，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更重要的是，2016年6月下旬，中俄两国元首发表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显示了实际上遭到美国的威胁甚或倾覆，特别是美国主持的导弹防御体系钳制下中俄两国的联合意志和战略安全关切。接下来的7月下旬，中国宣布将于两个月后在南海举行中俄联合海空军演习，而南海是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特别激烈、战略对峙最为显著的地区。以这两个事态为突出标志，可以认为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其战略和军事内涵正在变得愈益突出和广泛，已经达到或至少接近达到针对美国的一种准同盟关系。
可以说，中国当前关于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路径成了一种复合性的路径，而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转变看起来是个战略扩展，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缩。另外，上述的“战略军事”的某些重大方面与“战略经济”的需要之间，存在某些不可否认和不容漠视的抵触，它们应当是中国进行战略权衡和战略平衡时严肃考虑的。
像“战略军事”已有实践彰显的那样，“战略经济”的未来行为也有审慎从事的必要，否则“战略透支”的风险会在另一大领域生成，甚或变得严重。因此，需要就“一带一路”以及“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高铁项目输出等等设想和筹划去思考相关问题。它们归结起来，就是要心态审慎、政治审慎和战略审慎。
在上述经济合作构想方面，必须深入认识到相关国家充分参与创设的必要性，以及为此进行更加充分的国际协商的必要性；必须将它们真正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因为这样才能消减外部阻力，争取它们的真正成功。现在主要的瓶颈在哪里?不在中央决策和地方是否主动（就“一带一路”而言的地方主动）的国内协调，而在于中国与多个拟合作国家之间的主要是双边的国际磋商和谈判，它们远为复杂、能动和滞后。目前中国一头大热，而其他国家大致仅小热或不热，只有50多个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国的亚投行事业除外。
应当回过头来更深入地理解“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事业，也是广泛的国际共同事业。要真正认真地向“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探寻它们各自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能主要由中国界定它们需要什么。在这个至关紧要的方面，必须充分重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当代生活经验包括发展经验的对接。不能想当然地设定中国当代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拉动经济的路径广泛适用，普遍受欢迎，而漠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甚或在有些场合相反的取舍倾向。否则，我们就会重蹈自己反复批判的西方普遍主义的覆辙。
还有，迄今为止关于“一带一路”的创议几乎全都来自中国，这是不应该的；需要将某些重大的创议着意留给别国，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动员”，并且由此增长别国的合作主动性和积极性。还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中国方面的有关战略规划只是所需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此外还需要有与合作国家的共同的战略规划；而且，前者还须按照后者予以调整。
不仅如此，中国还必须注意少说多干。说得过多一定会加剧俄罗斯和印度的反感，并且引发和加剧中亚各共和国和南亚/印度洋小国的猜疑。“一带一路”对中国的地缘战略意义大致只能关起门来自己讲，不应没有顾忌地公开讲，否则只能“证实”外国的担忧和猜疑。需要充分地认识到，在中亚各共和国和南亚/印度洋小国的领土上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本来就有着近乎“天然的”敏感性。这些国家当然有关于长远的主权、自主、安全以及利益分配的疑问和担忧。这类建设“天然地”容易引起民族主义性质的疑虑，激起民族主义笼罩下的国内政治论争和有关的不良效应，如果中国做得不够恰当的话。还有，关于外国的疑虑、担忧和利益追求，要认真研究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中国应该如何更合适地对待。
推进“一带一路”以及其他重大对外经济项目是中国经济和财政全局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必须从中国经济和财政全局的视角去看待它们。由此而来的一项重大要求是，尽管其中的不少组成部分必须优先服从非经济、非财政的目的，亦即外交、政治甚或战略目的，为此至少在一段时期里接受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负面效应，然而它们总的来说，必须产生广义和狭义的经济/财政利润，否则从长期来说所需的中国国家资源将难以为继，如果不为此过分减扣中国经济/财政的其他重要方面所需的资源投入的话。也因此，审慎地从事经济/财政评估，至少不让它们成为中长期意义上的“亏本”项目，是推进“一带一路”和其他境外建设项目的一大必需甚或“底线”。而且，由于它们大多将处于经济风险较高的欠发达国家境内，这种必需或“底线”特别要在规划和实施中予以注意。
推进“一带一路”以及其他重大对外经济项目也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部分，它与其他一些重大部分密切相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后者。宏观上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战略和政策的审视、反思、调试和创新，争取经过一个历史时段去解决或大致解决周边关系中的一个全局性问题，即消减中国周边政策、周边行为和周边形象的较显著的内在紧张或自相矛盾性质，争取到适当的时候“搞顺”中国的周边总战略和总实践，也就是使它们逐步成为内在统一和通体顺遂的。这应当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任务之一，而且对“一带一路”能否持久成功推进至关紧要。
最后，还需就此谈到中国经济外向扩展的根本内在平衡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引起的空前大热潮，主要面向中国西部、南部和北部外缘的高铁输出，中巴经济走廊创设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倡议，外加中国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区域进一步扩展经济存在的宏图和实践：所有这些动态伴有一种不利的政策观念，那就是它们导致中国的许多官员、机构、学者和媒体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所说的对外开放“再上一层楼”压倒性地置于中国西面，或曰“西进”，而太少考虑和规划“东进”，亦即中国穿过和跨越太平洋的进一步深层经贸合作，或曰与美国以及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太平洋发达国家之间更大规模的互惠开放。从中长期来看，这是一种后果可能相当严重的失衡或偏颇。
诚然，中国可以从西部以及南部大外缘——所设想的“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取得能源和矿产，获取某些钱财，为某些过剩生产能力找到境外出路，并且取得更大的外交影响。可是，中国已经有多方面的境外能源和矿产来源，大致不怎么缺乏钱财，而且在那里已经有重大的外交影响，何况为过剩生产能力寻找境外出路的好处可能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因为这有可能减弱调结构和搞改革的“倒逼动力”。从长远的升级式发展来说，中国经济最缺乏和最需要的是广义的技术，而这基本上只能从中西欧、北美和日本得到。TPP基本协议的达成，加上导致美国对华当前不满的那些中国经济政策，告诫我们必须进一步穿越和跨过太平洋，以扩大而非缩小美国、日本以及澳加等国资本的中国市场准入为交换条件，争取大大增进中国对这些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争取其中的最大最深远裨益，即吸取广义的先进技术，促进中国进入世界贸易/技术/操作管理的高端的进程。简言之，在这方面中国应当争取以小换大，至多以大换大。在不仅要向西看，而且要——也许从长远说更要——向东看的意义上，经调整而实现经济外向扩展的根本内在平衡是一大要务[1]。
三、关于南海问题
2016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发布被中国斥责为“一张废纸”的关于菲律宾诉讼案的裁决。它压倒性地偏向菲律宾及其背后的大国支持势力，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的合法性。对此，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几十年来第一次明确宣告了“九段线”的法律涵义，即“九段线”内所有岛礁皆为中国领土，这些岛礁周围的紧邻水域皆为中国领水；“九段线”内的其余海域皆为中国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中国的这些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基于历史性权利。
为了表明中国的愤怒和决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大舰队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南海的某些争端岛礁和海区上空从事态势显赫的战斗性巡航，某些据称可供战斗机、轰炸机和加油机使用的新建军用飞机库被发现矗立于南沙群岛某些经扩岛的岛礁上。不仅如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级将领在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发布裁决之后对外宣告：中国决不会停止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需要注意新兴强国与既有强国互动过程的一个基本逻辑。古今中外，新兴强国倾向于一次又一次地从有限推进得益，因而容易缺少足够的减小最终冲突动能的意愿。与此同时，力量衰减中的既有强国为规避难以经受的冲突及其升级，倾向于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收缩或在事实上有限退让，但到最终很可能会认为无可再退，以致决心一搏。新兴强国较容易倾向于漠视或轻视克劳塞维茨说的“胜利的顶点”，既有强国则较容易倾向于漠视或延宕规定“退缩的底线”。这种形势有可能开始在南海问题上浮现。从长远和从趋向上来看，了解这个逻辑有助于中国在根本的战略层次上既能知己，又能知彼。
中国有比南海问题更大得多的总体战略环境和战略任务。南海问题本身很重要，同时它又是中国战略总环境和总任务中的一个问题，需要尽可能将它置于中国的战略大局之中去考虑，去处理。在战略大局中，有个问题是我们对外关系和外交上很突出的，那就是不管出于多么多样和复杂的原因，中国周边对外关系状况最近情况不佳。与此同时，中国过去许多年花了非常大精力的对美关系到现在也很复杂，有不少挫折或令人失望的地方。而且，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关联：中美关系的状况和负面动荡很大部分出于周边的半岛问题、日本问题，特别是南海问题等。应该遵循战略大局，搞好周边，经营亚洲，最终迫使美国接受中国作为世界强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
南海问题上还有至少同样重要的国内大局。要增进国内共识，增进国内团结，增进人民对政府政策的支持，与此相关，防止我们周边环境和对外环境过度不良或恶化。有的时候讲法律讲哲学都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大国的政治——亿万人的政治。仅为了国内团结和人民支持，也不能老是软，所以有的时候要有节制地坚决反击。邓小平讲搁置争议，从大道理说，搁置是必需的，争端总的来说在可预见的时期里没有可能解决，没有可能从争端到无争端，与此同时老是集中在解决不了的争端上去对抗和冲突不可取。然而，邓小平没有也难以料到争端会发展到那么广泛，那么频繁，给中国造成的困难那么大。他说我们让子孙后代解决，意思是30年、50年甚至更久以后，然而现在看来不行，因为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将太久地承受这太烦、太频甚和太重的负担。因而，南海问题上在进行斗争和努力控制的同时，需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即不管条件多困难，具体措施多复杂，要争取较早地解决，早日签署一些双边条约[2]。这很难很复杂，但是如果想想中国现在多大麻烦，南海问题不时闹、不时发作又不打仗，10年、20年、30年下去不合算，因此要争取加速解决。
南海问题上有一个总的原则，也应该是我们的战略原则，即维权维稳的原则，我们当然要维权，但维稳也很重要。如果我们在前段时间维权做了很多，那么今后一段时间，维稳要补上。无论如何，近一段时间还是要按照中国政府公开倡导的“双轨”原则。需要防止中美战略性竞争和对立进一步加剧，也需要将改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当做外交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要搞好与东南亚陆上国家的关系，还要争取加强我们的薄弱环节，争取撑住中国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南海问题上必须增进我们的军事实力地位，必须增加我们的实际主权存在。然而另一方面，假如南海问题使得中美发生冲突，或者冲突过早到来，同时导致损毁中国和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那就是极不利的。所以，没有维权与维稳之间的大致平衡，全局的困难会加剧。
在激烈、复杂的南海争端与推进中国相当大部分“战略经济”的需要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鉴于越、缅、印（度）三国在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三方面相对具有重要、长远意义，也鉴于它们（尤其是印度）的对华猜疑、防范相对强烈，且其现有的对华关系状况相对较差或甚差，中国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方面的短期和中长期根本问题或任务，在于如何努力尽可能最大程度上减小它们的对华疑虑和不满，如何使之逐渐在参与利益与参与代价或风险的国策权衡中尽可能多地倾向于参与利益。目前突出的大问题是南海争端以及中印领土争端和边界间或紧张导致它们的对华疑虑和不满显著地增长。中国由此面对一个尖锐的战略轻重缓急次序安排难题：海上丝绸之路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与南海争端及中印领土争端究竟孰先孰后，孰易孰难?与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相较，海上丝绸之路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对中国有更大和长远的地缘战略意义。它们关系到能否逐渐弱化和销蚀美国在西太平洋西南方乃至印度洋东部的战略/外交权势，能否长期性地缓和和改善中印两个大国关系，能否使中国战略性地进入印度洋和建设在该洋区的中国权势，能否创造以大大有利于中国的方式最终解决南海争端的条件。对此，中国需要做出一个艰难但必要的、关于这方面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的正确决断。
2016年春天起，鉴于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即将就菲律宾提出的南海问题诉案作出裁决，也鉴于美国、日本、欧盟和东南亚大多数海洋国家必将借此裁决进一步质疑和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及海洋权益声索的合法性，中国政府开始类似于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那样，大力追求外国政府表态认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在短时间内，中国已争取到柬埔寨、老挝、文莱、孟加拉、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度、波兰、白俄罗斯、苏丹、冈比亚、毛里塔尼亚、委内瑞拉、阿富汗等国家同意或支持中国的一项重大立场，即南海争端应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它们之间的双边谈判去协商解决。然而，与中国媒体的新闻标题容易给人造成的印象不同，这仅表明这些国家政府同意或支持中国关于南海问题的基本立场中间的一项要素，而非全部或大部分要素。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很少有可能争取到较多国家公开认可中国的有关的其余立场，包括九段线本身的中国涵义、中国有关的主权声索基于历史权利、中国有权作大规模扩岛和军事装备部署行动、在九段线内外国殆无军事“航行自由”，等等。实现中国在南海的宏图仍将长期地是中国一国的“孤身奋斗”事业，对此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
注释：
[1]参见时殷弘《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今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与伟大复兴问题》，《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
[2]参见时殷弘《南海问题与中国战略》，2012-06-21，http://blogsinacomcn/s/blog-a85de741010175c9html
